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红色基因

　　　延安独特的乡村抗战动员模式，充分实现了动员的目的，有效拓宽了抗战精神的内涵。随着媒介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今天社会动员的手段、方式、路径已与延安时期大为迥异，但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优良传统并未过时。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图谱上，“延安道路”作为特定的称谓，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与象征，吸引着中外学者探秘与解码。抗战时期，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与命令枢纽，巍巍宝塔与汤汤延水升腾为全国人民抗战精神的象征，为革命圣地延安增添了永放光芒的红色基因。今天，解码和继承这些红色基因，能够为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提供方略与智慧。

　　　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时空背景

　　抗战时期，延安民众文化水平低。延安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土地贫瘠，沟壑纵横，梁峁交错。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描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前的状况：“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

　　正确的动员方式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关键。党的宣传机构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陈毅赋诗云：“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的清凉山是红色的“新闻山”，山上曾经设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机构。1939年陆定一在《目前宣传工作的四个问题》中指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发动民众参战热忱和生产热忱的一个重要武器。

　　　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体系建设

　　在多年的延安抗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成熟的抗战社会动员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一，党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社会动员工作。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必须要有效地进行民众动员。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1937年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939年《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成为我们党的武器，实现的方法应依各地不同的情况加以区别。1941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第二，社会动员的目标设计具有党性的底色和弹性。党的抗战社会动员总目标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目标实现了爱国与建国的统一，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1940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在新地区发表布告或宣言传单内容的指示》要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1941年1月18日，《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强调，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估计到敌军士兵的觉悟程度，不要提出过高的口号，不要把最高的政治任务与具体的宣传任务混为一谈；对日本士兵而言，激发他们的思家思乡情绪、厌战的情绪等；对伪军伪政权的主要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