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1961年自述:如非本身有罪 早已一走了之

蒋经国1961年自述:如非本身有罪 早已一走了之

  曾子墨:2009年4月13日上午11点,马英九率全体党政要员到大溪陵寝谒陵,三军仪仗队肃立陵寝大门两侧,这一天,是蒋经国农历百岁冥诞。对于今天的很多台湾人来说,蒋经国时代仍然令他们深深怀念。马英九在缅怀文章当中说,最近十年,台湾媒体对历任台湾领导人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蒋经国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

  解说:1925年11月,在一辆开往莫斯科西伯利亚的火车上,载着一群要替中国寻求救国良方的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其中包括年仅十六岁的蒋经国。他们的目的地是莫斯科的中山大学。

  蒋经国自述:我告别了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此行搭的是一艘货轮。舱位原先是用来载牲口的。气味中人欲呕,我差点给熏晕了,我还打算上岸回家。我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子,假如我中途开小差,一定会招来严苛的物议。于是我说服了自己,留在船上。在船上,我还仔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书籍。

  盛越:最难的是俄文。蒋经国很用功,最要紧的,他拚命念俄文,他认为要把俄文念好,这是个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你才可以开马列主义的宝箱,所以他把俄文念得很好,念得很起劲,他常常在墙报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蒋经国。这些文章里面,他的思想非常地进步,大家对于蒋经国这个同学都非常地敬重。

  解说:蒋介石非常关心蒋经国的俄语学习,他在家书里提到,经儿知之,如果不精进俄语,如何能得到切实的学问,你切不可过于浪漫主义,你要切实用功才好。他告诉蒋经国说,你于入何党,随你所愿,余不限制,你既在俄,必能认识现在的时势与潮流,尤需注重民众利益,牺牲个人一切幸福,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是第一务也。中国革命如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

  盛岳:蒋经国当然站在共产党那边,当然。他不站在国民党那边,他是青年团的团员。蒋经国是一个大演说家,口若悬河,在中山大学的大礼堂上,他演讲的时候搬了一大迭的参考书,苏联那时候是清党的时候,当他讲到某一点的时候,那个清党的俄共主席就停止他发言,他抗议,他说:你耽误我发言的时间,你要补给我。那位俄共主席只好说:好好,你再说下去吧。他不怕权威,他认为他要说的就应该说,说完,你不能干涉我。

  解说: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李玉贞:忽然间他杀人,他杀共产党,他杀革命工人,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蒋经国接受了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是还不到十七岁,一个十六岁多的少年,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他觉得这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真没想到,我要跟他划清界线,他杀工人,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不要这样的父亲。

  解说:蒋介石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信上说,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站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你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很满足的。

  蒋经国自述: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曾子墨:世界局势激烈动荡,满腔热血、不畏权势的蒋经国无意间被卷入苏联的政治斗争。他先是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吃不饱穿不暖。之后,他又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金矿进行劳动改造。经历这些艰苦的身心磨练,能活下来已属万幸,但是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他每到一个工厂或者农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逆境,蒋经国都会因为表现突出、善结人缘而被推举为领导,从农庄的副主席到工厂副厂长。在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的情况下,这需要怎样的领导才干和领袖魅力呢?

  蒋经国自述:我以前没有从事过吃力的体力劳动,所以起初觉得工作非常辛苦,做了两天,不但双手肿起来,而且还觉得腰酸背痛。在痛苦与疲乏中,我所持的信念是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练,但我的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如何维生呢?特别是那时苏联的食物短缺,兼且价昂,面包要配给,鱼肉的供应亦非常有限,我常常空着肚子工作,我必须设法改善命运。

  头一天,我没有停下来吃午饭,而且还一直工作到日落,回到教堂车房时,我遍体酸痛,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不到四小时,天就亮了,虽然我觉得身体比前一天还要痛,我还是起来到田间去。第三天,在工作中,想到了我的前途,故乡溪口的良田,我慈爱的祖母,以及我父母的谆谆教诲,不禁潸然下泪。几个月后,由于得到了农民的尊敬,我当选为石可夫村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解说:正是在接踵而至的艰苦磨砺中,1933年,蒋经国在乌拉马许重型机械厂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芳娜。

  玛丽亚:芳娜特别的一点是,她是个有一双细长凤眼的人,看起来比较像东方人,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在乌拉山区,也看得到这种东方眼睛,当时芳娜是在隔壁的那个厂,伊利札洛夫工作的厂是一号厂,芳娜工作的厂是二号厂,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伊利札洛夫看上了芳娜,然后就跟当时,正要回家的费佳说:费佳,我们走吧,你陪我去看看那个女孩,隔壁那间工厂有一个从伊斯坦堡来的女孩,那个女孩我蛮喜欢的。费佳就说:那你去啊,我不去,不方便,人家会说老牛吃嫩草,反正你跟我一样是领导,过去派给她一些工作吧。

  解说:1935年3月,蒋经国和芳娜结为夫妻,12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此时的蒋经国已是工厂助理厂长,以及重工业日报主编。1936年,蒋经国再次提出成为正式共产党员的申请。这意味着已经成家的他,要在苏联终老。

  曾子墨:1936年,斯大林已经展开血雨腥风的大整肃,27岁的蒋经国背负着“头号反革命”蒋介石之子和“托派”的双重身份,被免去职务,取消了共党候补党员资格,生活再次陷入困境。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赴西安调停,蒋介石在谈话中“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随即答应“助他父子团聚”。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终于携妻儿,踏上了回归祖国之路。此时,他在苏联已经生活了12年。

  解说:1937年4月,阔别中国十二年的蒋经国回到上海。几个月后,中日战火从北平蔓延到上海,日军进而血洗南京城,蒋经国回到一个正历经战火的苦难的中国。

  杨天石:4月13日,也就说蒋得到了蒋经国即将回国的确切消息以后,蒋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4月19日这一天,父子两个人见面了,蒋在日记这么写,说“经国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今始见之”,尽管事隔多年,蒋对于蒋经国曾经反对过他这件事情,还是念念不忘的。

  解说:此时,蒋介石已经和蒋经国的生母离婚,娶了宋美龄。一直牵挂着母亲的蒋经国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儿赶往奉化老家,看望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毛福梅。

  王舜祈:当时蒋经国和方良,带了孝文到了这个丰镐房,团团围了好多女眷,毛氏坐在许多女眷的中间,也不讲,看他认不认得妈妈,这个戏剧性的会见,蒋经国一进去,当然,他很快就认出自己的母亲,跪在母亲的膝前激动地流泪,毛氏也高兴地流泪。后来呢大家劝说,今天是大喜事,毛氏自己也说这是喜泪,不是悲泪。在外面结婚,你要想得到家乡的亲戚、所有人的承认,就必须要补办结婚酒,这叫归宁酒。场面也是别开生面,新郎新娘带了儿子拜堂,这过去是没有的,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因为娶外国妇女作为媳妇,在当地还是第一个。

  解说:经过十二年流离的生活,蒋经国终于重温人伦温暖。他和方良居住在剡溪边的小洋房,承欢母亲膝前,过着难得宁静的生活。蒋介石为怕蒋经国在苏联思想中毒太深,开始要求他读中国典籍。在苏联共产思想中成长茁壮的蒋经国,在父亲的要求下,重新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洗礼,这两股相互冲突的思想,在他往后的人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交织出他矛盾冲突的悲剧性格。

  蒋经国自述: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子弟的训诫,可做模范,要我们体会。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曾子墨: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最富庶的华东地区,蒋介石带领国民政府转进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建立抗日陪都。第二年,蒋经国被派往国统区的重镇江西省,任第四区行政专员,之后又兼任赣州县长,专区下辖十一县,面积约台湾的三分之二大,蒋经国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蒋经国自述:我奉到命令,到江西四区来担任专员的职务,正是(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南昌撤退的那一天,那时我亲眼看到许许多多的难民,离开可爱的家乡,妻离子散,哭哭啼啼,负伤将士,在秩序混乱的情况中,忍痛移动,其状甚惨。同时凄风冷雨打在我的身上,袭到我的心头,不禁又有国家风雨飘摇之感,回想当初赣南的情况,乡乡都有土匪,到处都是烟赌,县县都有非法组织,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在这种环境中,如果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就不得不用许多严格的办法,强迫的方式,来消灭地方上的恶势力,来解决民众的痛苦。

  刘长龄:他就职典礼十天以后发布三禁的命令,禁娼、禁烟、禁赌,而且是雷厉风行,这个在当时赣州,应该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解说:蒋经国在赣南一年跑了九百哩,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他保持这个习惯,直到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由于他师承苏联,知道掌握宣传工具的重要性,于是蒋青天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来。

  刘长龄:首先从这个禁烟开始,我母亲就跟我说过,有一次枪毙三个吃鸦片烟的,身上也没有穿衣服,五花大绑,把他用那个黄包车拉到刑场去执行,那个里面有我祖父认识的人,所以我祖父看了以后,也很怕,不知道蒋经国为什么在赣州,这样大刀阔斧地干,他是太子嘛。赌博的抓到了就罚跪,跪在赣州公园抗日阵亡纪念碑的下面,跪三天,身上穿一个牢房里的号衣,写上一个赌棍两个字,还戴一个高帽,然后拿一个小锣这么打起来,我是赌棍,不要向我学等等,跪三天。他是抓大的,愈大的他愈抓,愈大的愈抓,然后叫他们在那边罚跪,那一跪啊,那个赣州去看的人人山人海,那个很丢脸啊,在赣州当时是很怕的,谁敢动这些有钱的人?他敢。

  徐浩然:当时蒋经国要取缔花捐,不准有娼妓,当时当地的绅士,关于烟赌娼,就反对蒋经国,因为我是市区区长,管这个事情,我就替他们讲,向蒋先生反映。他这么讲的,他对我好不恼火,你这个事情都敢来跟我反映,他说建设新赣南,还要赣南的妇女同胞卖淫来建设新赣南吗?

  刘长龄:对这个有钱的,他不是什么很亲近的,包括我祖父,他不会找你们的,对待他们,他办过这个商人协会,进行培训、学习、军训,而且还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学赣州的历史,所以有些老板说,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说这样的事。

  曾子墨:年仅二十九岁的蒋经国在赣南大刀阔斧改革,被越来越多人称为“蒋青天”,1939年12月12日,他突然收到一份从老家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蒋经国如五雷轰顶。他一天一夜赶了一千公里路回到老家,汽车一停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悲号不止,数次昏厥。哭罢,他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字,命人立在母亲遇难处。之后,碍于继母蒋宋美龄的颜面,蒋经国只有在日记里才提及母亲。

  蒋经国自述:朋友,让我来讲一句内心话,怨我的、恨我的、批评我的、责难我的、毁谤我的、毒骂我的,都有,但是谁能在我感觉到痛苦的时候,来鼓励我?又有谁在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来安慰我呢?我是一个人,我是青年人,我也需要鼓励和安慰。

  解说:抗战末期,一九四四年,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成立,在这里,蒋经国的作风让他再一次得到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陈志竞:很奇怪,当时进去的校门上面就是两条标语,就是“想发财的请出去,要做官的莫进来”,就是这两句。当时很新鲜,我们看到这两个,所以一进去就感到有一个新鲜感。

  王治平:首先我们一下来先铺砖头、修马路,那么他早上赤了膊,跑步。是苏联留学的,是接近工农的人,是不一样。所以他吃饭跟我一起同桌,我也跟他同桌过,你是蒋介石的儿子,觉得心里惊奇得很,我们觉得,难听的讲,受宠若惊。

  蔡省三:有时周末晚会,大家表演他也表演。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这是他经常表演的一个。他在前一个阶段,赣南甚至到重庆初期,他的浪漫的气氛还是相当浓厚的,也就不会拘谨。

  解说:1945年2月,日军进逼赣州,曾经说过誓与赣州共存亡的蒋经国,终于在2月6日离开,赣南新政成为蒋经国的一场政治试验。紧接着,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在剧烈的时局动荡中,物价飞涨,蒋经国被委任督导经济。

  王士祥:他是在八月二十五号下午三点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誓师的一个大团结会,一万两千多团员全部参加,监誓人是经国先生,监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来为全民服务,这个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后来又举行了大游行。

  解说:蒋经国说他到上海是要“打老虎不打苍蝇”,是“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他雷厉风行,对不法商人明政典刑、公开处决,他利用宣传快报、张贴标语、上街游行等方式鼓动群众,深得人们信任。最后,矛盾集中在孔宋家族,他铁面无私地抓了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

  陆铿:得意还没有忘形的时候,突然夫人来了,宋夫人宋美龄来了,就问了一声,孔令侃呢?在房子里面。结果宋美龄,根本看都不看一眼,不要跟他们说了,就喊了孔令侃,走,跟我走,跟我回去。孔令侃就这样就走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敢阻拦,没有一个敢阻拦。经国回来说,哎呀报告,不得了啊,经国就拿这个拳头搥这个饭桌,他们怎么办,嚎啕大哭,全体哭这个事啊,全体哭这个事,鸣,就哭了,就是等于是功亏一篑嘛。

  曾子墨:1949年12月10日,蒋经国随同父亲自成都飞抵台北,国民政府二百万官军民,退守当时人口六百八十万,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才四年多的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此生再也没有踏上中国。

  1949年初,蒋介石在考虑退路时,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党部书记”,于是蒋经国被认为是蒋介石内定的接班人,到台湾后,蒋介石又有意栽培儿子,1950年让他出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实际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在蒋介石继续戒严的政策下,蒋经国领导的情报机构对异议人士采取镇压,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随之而起,他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态执行者父亲的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蒋经国在工作中得到了众人的肯定。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粟明德:根据我很粗浅的观察跟体会,经国先生他至少有几个特点,第一,他这个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因为这个做情治工作,记忆力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凡是经过经国先生所见过的人,再碰到他,他只要稍微一思索,当时谈了什么东西,讲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这些人,没有不觉得小先生真是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嘛,你既然看得起我,我当然是替你卖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他这个煽动力,他绝对是第一流的,因为我这一辈子听过名人演讲很多,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一个跟蒋经国可以列在同一个水平的,他真的能够讲得整个会场热血沸腾。

  他办训练班的时候,有一个从海外来投效的一个青年,当天晚上,起来在寝室门口就地小便,蒋经国出来夜巡就碰到了,说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小便呢?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不好看嘛!怎么不好看?你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有什么不好看呢,是不是?就顶他。到第二天,那么蒋经国训话了,他把整个故事讲出来,那么下面笑得要命,那么当天,那个年轻人才晓得头天晚上是碰到谁,后来他跟别人讲,这种老板,我替他死三次我都愿意,这个是那个人讲的,我亲自听到他讲的。

  曾子墨:退守台湾后,大量老兵退役后就在“荣军院”里养起来。蒋经国主动请缨,组织这些人修一条贯穿南北的战备公路。并亲自担任前线总指挥。修这条路危险重重,先头部队大部分指派犯有重罪的人,蒋经国来视察,和大伙儿围着火堆团团坐着,他对着那些工程人员还有囚犯、死刑犯,讲述起他年轻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生活的经过,并一再鼓励他们,他也是这样活过来的。

  解说: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因为整条公路都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当时没有先进的挖掘机械,几乎全靠最原始的人工方法施工,人员在悬崖峭壁的岩石上,用铁镐一镐一镐刨,用钢钎一块一块凿,硬是开出了这条可谓壮观的盘山石道。参加施工的有9000余名退役老兵,工程结束时死去就达900余人。一次,蒋经国和开路部队经过最为危险的九曲洞时,差点摔下山崖。这条路当时外国专家预言需要20年时间完成,蒋经国带着退伍军人只用了4年就建成了。

  粟明德:在民国五十年,政府举行阳明山会谈,我也是谈士之一,会谈完了,第二天,经国先生那个时候横贯公路刚修好,所以他就很高兴地带大家一道参观看这个横贯公路,一路上经国先生眉飞色舞,讲这个荣民弟兄克服万难,把这个公路修好讲得大家都赞叹不止,正在这个时候,大家高兴的时候,香港时报有个总主笔叫雷啸岑,他突然哇拉地讲,他说经国兄,你领导造好这条横贯公路,对台湾有大贡献,将来你会在历史上,因为这个有地位,但是你不应该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将来在历史上是要留骂名的,那么这个气氛,从一个很高昂的一个气氛,被他这么一冲,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话讲得很不得体,所以一下子车子里面,整个就冷了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

  过了大概十秒钟,我想我当时也很紧张,我就坐在雷啸岑的旁边,那么经国先生那个脸,跟广告牌拉下来一样,过了十秒钟,大吼一声,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个事情,他讲了这个话,当时我很紧张,我觉得他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是不是啊?那么整个车里面没人讲话了,没有任何声音根本就没有兴致了,但是我这一直在想,他这话到底是真是假?

  解说:民国五十年五月二十八日,蒋经国在写给陈立夫的信中,几乎毫无保留地透露出对政治的厌烦,有三如非之说。

  蒋经国自述:如非老父在堂,国家多难,本身有罪,则早已一走了之,不知何日方能离开此一非心之所愿的政治生活。

  解说: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五任总统。五月二十六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由于退出联合国的外交困局,为了挽回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蒋经国派出第一位台湾籍的省主席谢东闵,并启用台籍人士徐庆钟为副院长,张丰绪为内政部长,台北市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在第一次院会时,他以在赣南同样的方式,提出公务员十诫,十四年前的赣南经验,于此发酵。

  孙震:蒋经国先生在七三年十月,在立法院宣布他的九项计划,真的把里面重大的拿出来加以宣布说,我政府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让他造成了轰动,但他选在那个时机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不是很好的时机,其实是一个很坏的时机,因为当时是物价上涨,经济繁荣,失业率充分就业,几乎没有劳动,没有劳工的,那时候你再大量增加支出,一定会让这个火上加油,让物价涨得更厉害,你也没有劳动,没有人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反对他,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解说:“十大建设”的号召再一次发挥了蒋经国善于鼓动的天分,当时的工程师回忆,就像被洗脑一样,大家都拼命工作,一个月休两天,没有加班费。蒋经国也冒着烈日飞沙、寒风骤雨,数次到工地督导。李敖做过统计,担任行政院长、戮力经济建设的蒋经国,在1978年到1981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他挨家挨户慰问。台湾舆论称:“经国先生的苦心和参与,是十项建设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他亲民爱民的形象,透过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使得他的声誉如日中天。

  蒋经国:我们认为今天工商界的困难,政府绝对会负起责任,替他们解决,但是必需要具备正当的条件,就是你借去的钱,就只能够用到工业生产上面去,你不能够做其它用途,所以这地方,我们拿公家的钱做人情让少数人发财,我们不能够做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六岁的时候,我的袓母他给我两个碗,两个铜板,她说买一个铜板的酱油,买一个铜板的醋,我走到门口跌了一跤,我忘记了,到底哪个铜板买醋?哪个铜板买油呢?回去问袓母去,她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她说一样的嘛,但是醋是醋,酱油是酱油,我们一些工商界的人,他拿买酱油的钱去买了醋,买醋的钱去买了酱油,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话说,发财是自由地发财,用钱是自由地用钱,但是发财,赚钱要正当,用钱,要恰当,所以我认为赚钱要正当,用钱要恰当,不然的话,他亏了,国外去造了一个厂,这里有公馆、洋房,家庭有游泳池,困难过年,困难过年,快救我,快救我,不救我的话明天在报纸上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已经休克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知道得很清楚,谁在那里干什么,谁在那里搞什么,有腐弊的案子,我们一定办,扯上面的案子我们也办,新的案子也办,凡是犯法的事情我们都要办,但是希望工商界的人,要体验到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我们所要顾到的,是全民的生活的安定,全民的物价的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政策。

  今年这一年的农业的发展,是很合于我们的理想,最难得的一点,使得们感觉到很兴奋的,就是当时主张采取免息贷款给农民,就是不要利息的贷款,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说这个免息贷款将来收不回来,到今天事实证明,第一季的稻谷免息贷款收回来的,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五,这个农民这种守信用的一种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我们几次要讲的我们的经济问题。

  解说: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出任国民党党主席。1978年1月,严家淦辞职获得通过,蒋经国在1193名“国民大会代表”中获票1184张而当选“总统”,国民党政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曾子墨:当初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的计划还遭到了父亲蒋介石的大力反对,后来幕僚搬出了孙中山的遗志,才说服蒋介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正如蒋经国自己所宣称的:“10项建设的进行,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产生了无比的积极作用,不但刺激了各种相关事业的生产,也吸收了大量的‘国民’就业,大大冲淡了经济呆滞的严重性。”其后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成长为举世公认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国内外局势让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感到压力很大。1986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但被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利益集团极力阻挠,为了安抚一些元老,蒋经国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在蒋经国强有力的权威领导下,改革取得突破,而且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说:一九八五年二月,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因涉嫌超贷倒闭,数千存款户血本无归,部分政府官员涉嫌贪渎。这对强调廉能政府的蒋经国,是个沉重的打击,为此蒋经国换上驻日本非正式大使,与台湾政坛渊源极浅,高龄七十四岁的马树礼,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这时,蒋经国深感国民党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抛弃包袱,加快速度。

  马树礼:他身体不行的,那时候他也不办公的,他睡在床上,所谓办公,我就每天晚上到他家里去,他睡在床上,我们就坐在他床边,他睡在床上,像医院那个床边的按一按钮。那时候人家叫共产党都叫“共匪”啊,“共匪”啊,他就告诉他们,不要讲“共匪”,说它已经建立政权了,还叫它匪啊,不叫“共匪”了;第二呢,把这民进党这般人我们都叫党外,他说不叫党外,不能叫党外,说党外所有的人都是党外的,那你把它说得太大了,你不叫党外,不要叫党外,不要叫“共匪”。那时候大家就听他一句话嘛,经国先生讲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反对的。

  姜必宁:经国先生每天注射的胰岛素,根据他的血糖的检查,差不多要在一百个单位以上,所以可以说是很严重的,很难治疗的一种糖尿病,所以一九八三、八四以后,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最后实在是很可怜,我为什么说是可怜呢?双十国庆的文告,讲台的桌子后面,桌子上他钉了两个铁的环,他两个手可以抓住两个铁环,这样他才不会摔倒,然后他的文告的稿纸,一大张里面就只有十几个字,大概五分钟左右他就可以讲完了。

  蒋经国: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姜必宁:经国先生他自己也讲,跟我们讲,我是像一盏灯,我这个油啊,快要用完了。

  曾子墨: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1985年以后,蒋经国的糖尿病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

  李焕:民国七十六年七月一号,我就到中央党部做秘书长,四号,我就见经国先生,我说你要我到中央党部当秘书长,有事情要叫我做,什么事?他说我有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就是国民党要改造,要能够真正的,得到民众的支持;第二个心愿,我要解除戒严,他说我们戒严已经四十多年,台湾同胞算是好的,否则的话,早就要革命了;第三个心愿,就是台湾同大陆,隔一个台湾海峡对峙,他说我觉得,应该交流,他说我要你到中央党部来,就是希望完成这三个心愿。

  解说:1987年7月15日零时,解除戒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开始实施。

  邵玉铭: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解除。

  解说: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解除,人民可以自由办报、自由组党。解严之后,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

  然而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还没来得及推进更多的决策,1988年1月13日早上,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翁元:那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起来吃,十二点四十几分,他突然就问我,他说,孝武在不在?孝勇在不在?我说今天是礼拜三,我说今天是孝文先生他跟他太太在陪夫人在吃饭,哦,五十五分左右,他躺在床上就是,突然之间一直想吐,我们把这个碗盆,从厕所里拿出来,哗,一口一口从鼻子里喷出来,碗盆差不多到三分之二,吐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个血以后,非常紧张,赶快出来,跟医生报告,可是看到那个血不是鲜红的,是猪肝色的,已经表示这个不是鲜血,那医生一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就赶快,换了一条毯子上去,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还没有放好,上来以后,第二次吐血的时候,头一弯,就没有声息了。

  曾子墨:1982年廖承志曾给蒋经国写过一封公开信,文采斐然、温润感人。信中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希望“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据说蒋经国看信后一言未发,陷入深思,其后开始和中共有过秘密接触。然而,他还是走得太快。在蒋经国谢世的第二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屈武向蒋方良发了唁电,他评述蒋经国“一生爱国”、“政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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