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限价令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民国政府限价令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1948年的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

  民国政府的限价令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营工业最为集中的城市,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1947年发表的对全国20个主要城市的调查材料,全国共有工厂14078家,工人682399人,其中上海一地即拥有工厂7738家,占总数的54%,工人367433人,占总数的54%.上海民营工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盛衰存废,最能反映中国资产阶级当时的实际境遇。

  美货倾销的冲击

  受美货倾销的打击,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上海3419家大小民营工厂中,共倒闭2597家,占工厂总数的75%.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饱尝战乱和日寇劫掠之苦的资产阶级无不希望其民营工业从此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但随之而来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他们的这种愿望化为泡影。

  首先使民营工业蒙受沉重打击的,是廉价美货的大量倾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由战时“繁荣”转向萧条,生产过剩的危机日益严重。当时,美国垄断资本企业年产值约达200亿美元的外销产品,只有40%能找到销售市场,余下的60%连同大批战时剩余物资积压待售。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暗中准备内战,为换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订立《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放弃保护关税,降低汇率,开放内河通商,准许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设立商业公司。美国垄断资本遂把中国当作它的独占市场,将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和积压商品倾销中国。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首要的外贸口岸,成为美货输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同时亦成为美货倾销最剧烈的城市,致使正待从战争创伤中复苏的上海民营工业,遭受致命打击。

  以制药业为例,据当事人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有36家制药厂。等胜利之后,搬回上海准备发展业务,但一到上海,大失所望。由于1946年美制药品大量倾销,我国制药工业蒙受极大的打击。这一年美制药品进口数,价值达1800万美元。此外,通过官僚资本扬子公司和立达洋行之手,从冲绳岛运来3万吨剩余物资。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美货排山倒海似的涌来,使上海200多家制药工厂,到年底就关掉了160家。虽然还有几十家没有关门,但也是奄奄倒毙,境况艰窘。”(《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68页)

  据统计,受美货倾销的打击,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上海3419家大小民营工厂中,共倒闭2597家,占工厂总数的75%.另据1947年3月27日《经济周报》报道,当时上海“面粉工业因小麦不敷需用,面粉限价太低,再加洋粉源源进口,至目前生产能力不及最大生产量之十分之二左右,上海全市17家面粉厂,开工者仅5家”。尽管这样,国民政府为取悦美国垄断资本,仍规定自1948年起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其中包括当时美国对华输入的百余项大宗商品,民族工业几无生路可言。

  政府严厉的经济管制

  实业家荣德生感叹:“事事限制,不啻无形之梏桎;层层苛税,何异万民之锁链。”

  祸不单行,上海的民营工业在面对洋货倾销的打击苦苦挣扎的同时,又受到国民政府一连串的无情打击。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实行严厉的管制,进行疯狂的榨取。

  例如在棉纺织行业,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物资,扼住民营资本企业的咽喉,宣布对花纱布实行管制政策。为此,先后成立了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和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管制范围也越来越严密,开始是对纱布实行议价收购,平价配售,对出口外销和转口南北内销进行限制管制,后来则连作为原料供应的棉花都由政府实行统购,民营棉纺织厂只能实行代纺代织。这样,从棉花原料到纱布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部被政府牢牢控制,民营棉纺织厂的经营自主权几乎丧失殆尽,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虽一再哀求政府放宽管制,均遭冷遇,民营资本家怨声载道,愤懑不已。尽管他们反响强烈,国民政府仍我行我素,不予置理,民营棉纺织厂的困境毫无改善,且日益严重,1948年上海申新各厂的棉纱产量,比1947年下降30%.

  严酷的现实,使深受其害的民营资本家愈来愈感到在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下,民营工业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著名实业家荣德生感叹:“事事限制,不啻无形之梏桎;层层苛税,何异万民之锁链”:“若不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仍难见效,数年之后,势将无法收拾”。(《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773页)

  发行金圆券对企业的掠夺

  迫于高压态势,上海的民营资本家不得不忍痛从企业资金中抽款兑换金圆券。

  1948年春季以后,人民解放军自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锐不可当,节节胜利。国民政府预感到末日将临,一面在战场上做最后的挣扎,一面在其统治区内,对包括民营资本家在内的广大民众实行无情的掠夺。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紧急处分令》等法令,强制发行金圆券,规定每300万元法币换1元金圆券,并限期收兑民间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登记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对各阶层人民实施空前的压榨,民营工业集中的上海成为其掠夺的主要目标。

  9月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会上,责成上海当局严令各大商业银行限期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扬言“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帐,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与此同时,又派蒋经国赶到上海,以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坐镇指挥。一些工商界人士相继遭殃,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去纽约,被处以死刑;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相继以所谓“私逃外汇”、“私藏黄金、美钞”等罪名被捕入狱,直到他们分别交出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获释。

  迫于这种高压态势,上海的民营资本家不得不忍痛从企业资金中抽款兑币,据统计,截至1948年10月底,国民政府通过上述手段,在上海共掠得黄金1146000余两,美钞3442万余元,港币1100万元,银元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其中黄金、美钞分别占当时国内保有量的25.4%和57.3%.这是对上海各阶层民众财产的一场浩劫,民营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到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沉重打击,真可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限价政策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产品售价不敷成本,而原料又无法补进,企业只得坐吃山空,致使工厂相继停工。

  限价政策是在宣布发行金圆券的同一天实施的。根据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法令,不管各种商品成本与价格的高低关系,市场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的标准上,库存的货物必须及时出售,不准积压三个月以上,违者要入狱。其给民营工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品售价不敷成本,而原料又无法补进,企业只得坐吃山空,致使工厂相继停工,商店存货也被抢购一空,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11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不得不宣布放弃限价政策。

  但历时两个多月的限价,已使上海民族工业蒙受巨大损失。荣氏上海申新纺织公司下属各厂从8月20日至10月,共售出限价棉纱3万件,限价棉布20万余匹,因限价仅约市价的一半,仅棉布一项所遭受的差额损失就达400万余元,纱、布两项损失合计2580万余元。整个上海棉纺织业的“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券)以上”。

  面粉工业的遭遇与此相似,八一九限价以后,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就派经济警察清查各厂存粉,勒令按照每袋价格金圆券七元二分出售,但厂商却难照限价购进小麦,限价时期售出的面粉等于一半奉送。这就使上海粉业元气大伤,从1948年8月19日起,至同年11月1日解除限价时止,上海各大面粉厂共约销出面粉250万包,实际损失面粉百余万包。

  限价对民营资本企业的影响还不仅表现在售价上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售出之款根本无法如数补进原料;因而当限价被迫取消,物价顷刻如脱缰之马,奔腾上涨,金圆券的泛滥贬值如决堤洪水,无法控制时,企业即陷入流动资金愈益枯竭,濒临停产倒闭的绝境。

  以棉纺织业为例,因资金匮乏,各厂抛出的大量期货栈单,因无力购进原料,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到期栈单也无法交货,各厂实际已积欠了一大笔债务。如荣氏上海申新纺织公司下属六厂,1949年1至6月的棉纱产量,按每月平均产量计,比1948年月平均产量又下降11.1%,与战前1936年相比,则减少41 .2%.由于产量继续下降,至上海解放前夕,申新各厂欠缴客户的棉纱就达93000余件,根本无力自拔。

  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1948年,上海各面粉厂的开工率约为年生产能力的37.5%,到1949年1至5月间,锐减到仅10%左右。全市卷烟工厂到1948年底,已停闭了三分之二。1949年1月,全市74家毛纺织工厂中,全部停工者有24家,局部停工者有48家,只有2家勉强照常生产。由于“通货膨胀,经济局面混乱,机器工业即使接到定货,但所议订的价格,到交货收款时,已不敷成本甚远。各私营工厂因此流动资金损耗殆尽,无法生存,至1949年4月间,本市1000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100家”。

  在整个社会经济陷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上海的民营工业因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而陷于绝境。直到上海解放,它们才找到了复苏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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