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宋教仁因何事被众同盟会女会员当台殴打

　　民国元年已有所谓社会党，在中国出现。这是江亢虎(汪精卫之南京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在上海所发起的，同时他亦就自居于党魁地位。那时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为陈翼龙(后为袁世凯所杀)。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他此种举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则不睬。所有他们发表的言论，我都屏斥，不愿入目。我之倾向社会主义，不独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憎恶他们，倒使我对社会主义隔膜了。

　　论当时风气，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识中所有；经济改造则一般人意识中所无。仅仅“社会主义”这名词，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产主义一词似尚未见)，少有人热心研究它。元年(1912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民生主义之被删除，正为一很好例证。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明明是一很大变动，旧日同志所不喜；而总理孙先生之不愿意，更无待言。然而毕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我亦参加。我亲见孙总理和黄克强先生都出席，为极长极长之讲演，则终于承认此一修改，又无疑问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即在定议之后，尤复有人蓄意破坏。成立大会，似分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会。沪会即因此斗争而散；北京方面以孙黄二公亲临，幸得终局。当时争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唯赖总理临场讲演，以靖秩序。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总理话已讲完。左右频请续讲，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汗流满面。勉强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近天黑。自早晨八时开会，至此盖已一整天矣。在当时主持改组者，盖以为宪政之局已定，只求善于运用，远如欧美之产业发达，近如日本之经济建设，皆不难循序而进。此时只须实行社会政策，足防社会问题于未来，无唱社会主义之必要。而运用宪政则在政党。故改组即在泯除暴力革命秘密结社之本色，而化为宪政国家之普通政党，俾与一般社会相接近，以广结同志，多得选民也。——著者。这固然见出总理之虚怀，容纳众人意见；而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之不为当时所理会，亦完全看出了。

　　我当时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亦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至于经济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后之事，现在用不到谈它。所见正与流俗一般无二。不过不久我忽然感触到“财产私有”是人群一大问题。

　　约在民国元年尾二年初，我偶然一天从家里旧书堆中，检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本书，是日本人幸得秋水(日本最早之社会主义者，死于狱中)所著，而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书在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它讲到什么“资本家”“劳动者”底许多话，亦不引起我兴味；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

　　我发现这是引起人群中间生存竞争之根源。由于生存竞争，所以人们常常受到生活问题的威胁，不免于巧取豪夺。巧取，极端之例便是诈骗；豪夺，极端之例便是强盗。在这两大类型中包含各式各样数不尽底事例，而且是层出不穷。我们出去旅行，处处要提防上当受欺。一不小心，轻则损失财物，大则丧身失命。乃至坐在家里，受至亲至近之人所欺者，耳闻目见亦复不鲜。整个社会没有平安地方，说不定诈骗强盗从那里来。你无钱，便受生活问题底威胁；你有钱，又受这种种威胁。你可能饿死无人管，亦可能四周围的人都在那儿打算你!啊呀!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人生？——然而这并不新奇。财产私有，生存竞争，自不免演到这一步!

　　这在被欺被害底人，固属不幸而可悯；即那行骗行暴底人，亦太可怜了!太不像个“人”了！人类不应当这个样子!人间的这一切罪恶社会制度(财产私有制度)实为之，不能全以责备哪个人。若根源上不解决，徒以严法峻刑对付个人，囚之杀之，实在是不通的事。我们即从法律之禁不了，已可证明其不通与无用。

　　人间还有许多罪恶，似为当事双方所同意，亦且为法律所不禁的，如许多为了金钱不复计及人格的事。其极端之例，便是倡优。社会上大事小事，属此类型，各式各样亦复数之不尽。因为在这社会上，是苦是乐，是死是活，都决定于金钱。钱之为用，乃广大无边，而高于一切；拥有大量钱财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权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时责备有钱底人，不该这样用他的钱；责备无钱人，不该这样出卖自己。高唱道德，以勉励众人。我们亦徒见其迂谬可笑，费尽唇舌，难收效果而已!

　　此外还有法律之所许可，道德不及纠正，而社会无形予以鼓励底事；那便是经济上一切竞争行为。竞争之结果，总有许多落伍失败的人，陷于悲惨境遇。其极端之例，便是乞丐。有的不出来行乞，而境遇悲惨须人救恤者，同属这一类型。大抵老弱残废孤寡疾病底人，竞争不了，最容易落到这地步。我认为这亦是人间的一种罪恶。不过这种罪恶，更没有哪一个负其责，显明是社会制度的罪恶了。此时虽有慈善家来举办慈善事业以为救济，但不从头理清此一问题，支支节节，又能补救得几何？

　　此时普及教育是不可希望的，公共卫生是不能讲的，纵然以国家力量勉强举办一些，无奈与其社会大趋势相反何？——大趋势使好多人不能从容以受教育，使好多人无法讲求卫生。社会财富可能以自由竞争而增进(亦有限度)，但文化水准不见得比例地随以增高，尤其风俗习惯想要日进于美善，是不可能底。因根本上先失去人心的清明安和，而流于贪吝自私。再加以与普及教育是矛盾底，与公共卫生是矛盾底，那么，将只有使身体方面心理方面日益败坏堕落下去！

　　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拨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

　　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是年冬，曾撰成《社会主义粹言》一种(内容分十节，不过万二三千字)，自己写于蜡纸，油印数十本赠人。今无存稿。唯在《漱溟卅前文录》中，有《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国十二年春间为曹州中学生所讲，讲到一点从前的思想。

　　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却没有见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