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袁世凯最终因何不得不放弃“共和立宪”

　　晚清外交家伍廷芳。1911年12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开始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伍廷芳任南方和谈代表。

　　君宪与共和：袁世凯的抉择

　　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能够左右南北的关键人物，其政治主张对时局影响至为重大。袁最终接受民主共和，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取舍抉择过程，而其中之若干细节并不为后世所熟知。

　　袁世凯重启和议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反正，不及一月，先后离清独立者十有余省。为调动北洋军镇压起义者，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蛰伏在野的袁世凯。

　　当时的大势是，起义各省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清廷为缓和局势，颁布《十九信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被清廷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后，亦以实现君宪相标榜。他先是派刘若曾、蔡廷干渡江谒见中华民国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提出革命者罢兵言和，条件是清廷实行君主立宪。革命者气势正盛，当即予以拒绝，并表示如果袁世凯率领北洋六镇反正，可奉其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率领北洋精锐第一、二两镇攻取汉口、汉阳，并在汉阳蛇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袁本不愿意动武，在他看来，革命者的存在，是他向清廷要挟获取权力的最好砝码，如果革命者被北洋军打败，他就无戏可唱。他之所以攻占汉口、汉阳，一方面是为向清廷显示能力，更主要是向革命者示威，打击革命者信心，以利于贯彻其政治主张，进而操控大局。因此，攻下汉阳后，他立即迭电前线冯国璋，停止进兵，以便与革命者重启和议。

　　袁派唐绍仪前往武昌议和，但此时武汉三镇仅余武昌，而同时革命者已攻取南京，南京取代武昌成为新的革命重心，唐绍仪不得不应革命者的要求，将南北议和地点定在上海。

　　上海和会揭幕，袁世凯严令唐绍仪在议场上坚持君主立宪立场，以《十九信条》为谈判基础。

　　由于革命者坚决主张国体共和，和谈能否成功，实无把握。唐绍仪提出一个调停方案，在一定期间采取君主立宪制，限期至现今皇帝年满二十五岁为止。届时可视皇帝之才德如何、学问如何，以及民智程度又如何，由国会研究决定究竟采取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对于唐的这套方案，袁世凯复电略谓：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应以《十九条》为谈判基础。估计革命党方面必加拒绝，但总要坚持到底。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务望尽力而为。

　　可见，袁世凯虽表面上坚主君主立宪，但他的主张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对他来说，采用哪种政治主张，完全随时势而转移，以最大限度有利于他本人而定。

　　由于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坚决主张共和，毫不妥协，唐绍仪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君宪与共和付之国民公决，袁世凯对此表示赞同。袁氏态度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英国态度的变化。英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革命党坚持民主共和，目的不达，则战争有可能重启，则英国利益即将蒙受损失。英公使朱尔典游说袁世凯：“按本使个人意见，唐绍仪既已来电提出建议，就不如将计就计，以召开国会决定国体为基础，考虑解决方案。”袁世凯极为重视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态度，因此，他认为英公使所言，“不失为一种方案”。最终，他通过奕劻说服清太后隆裕颁布召集国民大会上谕。

　　南北双方的分歧

　　南北虽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达成谅解，但在会议召集手续及地点问题上却分歧严重。由于唐绍仪本人倾向共和主义，在伍廷芳的争取下，唐、伍两人在议和会场上达成的召集办法是：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予以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外蒙古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每一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各处到会之数有四分之三，即可开议。在大部分省份均已离清独立的情形下，这显然有利于革命阵营。

　　这种召集办法当然不会被清廷所准许，袁世凯亦以为“北方未肯承认，以此等为非正式的办法”。清廷亲贵同意召集国会，其真实用意实欲将蒙、藏、回各藩属仍归其管辖。幸而多数主张君主，固属最善；如多数皆向共和，则可藉口蒙、藏、回等处皆系主张君主，以便与革命军协议仍将蒙、藏、回割归清帝，由彼自行组织君主国。

　　会议地点，清廷与袁世凯认为必须在北京，理由是北京久为国都，且为各国公使所在地，为中外所公认。革命者则坚持应在上海，因为上海处于南北交界处，属中立地带。

　　在袁世凯与清廷之间，也存在分歧。奉、吉、黑、直、汴五省之选举，袁意拟与各省同一办法；而满亲贵则欲将满洲(即奉、吉、黑三省)选举之额扩充，更欲将三省悉选满人为代表，奕劻则欲以在京满王公充之，双方各持一见。

　　由于三方各趋一极，拟议中的国民大会自始便难见成功的希望。适于此时，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自海外归来，革命党声势大震，在孙的坚持下，独立各省代表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此举大出袁氏意料之外，加之此时北洋军个别将帅如张怀芝等，因受满族亲贵的运动，叫嚣停止和议，向南方开战。袁处在南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以唐绍仪越权为借口，撤销唐之议和代表资格，向南方显示出一种强硬姿态。此举使拟议中的国民大会就此无形打消。

　　袁世凯转变态度

　　上海和议虽陷于停顿，但袁世凯与革命者私下里的联系并未中断。革命者向袁解释，举孙为总统是为了整理革命阵营内部，并无他意，如果袁能推翻清廷，赞同共和，革命者仍愿意举袁为未来大总统，孙中山也亲口承认，如能借袁氏之手，不废刀兵推翻满清，“推功让能，自有公论”。

　　在得到南方的保证之后，袁氏即一改此前模棱两可的态度，转而积极从事胁迫清廷出让统治权，清帝退位出现急转直下之势，共和的实现似乎已经遥遥在望。不过，袁氏所要建立的“共和”与革命者的共和却并不是一回事。1912年1月间，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等向袁进一呈文，建议实行“共和立宪”。在呈文中，张琴等建议，“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

　　在这种国体下，所谓大圣皇权限极微，大总统对国家负有实际统治权。所谓“共和立宪”其实是君主立宪的变相，只不过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皇帝的权力被缩减至极微，仅余一尊号，和一些不能自主的荣誉授予权。袁氏在一段时期内对国体的主张基本不出该呈文之范围。

　　袁世凯为逼迫清廷交出所有大权，唆使部下不断公开通电，对清廷施加压力，甚至于亲自出马，率领内阁所有成员上奏折。对于南方，他则提出要求，俟清帝逊让后，南京临时政府应于四十八小时内取消，由他自己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府。

　　孙中山窥破了袁的用意，提出五条办法作为应对。稍后，又对五条办法进一步修正，追加一条，“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其用意，新政府不能由清帝授权而来，袁须首先断绝与满政府之关系，成为纯粹之民国国民，才能被临时参议院举为民国总统。

　　不得不放弃“共和立宪”

　　南北双方的重要争执点是清帝的存留形式。由于革命是建立在廉价的和平谈判基础之上，便不得不承认清廷方面之若干优待条件，其中第一条成为影响未来制度创建的关键点。袁世凯所提出之原件是：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国民对于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礼与各国君主相等。按照这种设计，清帝无疑就是高拱于上之“大圣皇”。革命者则把此条修正为“清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清帝才算是真正逊位，而后中华民国之基础始立，不致有类于虚君位之嫌也。

　　袁氏虽最终作出让步，同意了革命者的修正案，但并没有彻底放弃“共和立宪”之主张，这一点从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该诏书由张謇起草，反映南京的主张，草稿到达北京后，经袁氏策士作出重大修改后发表。

　　清帝逊让电颁布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略谓：“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其中言“帝政”而非“帝制”，言“君主政体”而非“君主国体”，措辞圆滑闪烁，意味悠长。

　　尽管袁氏自说自话，与革命者的主张并不真正一致，孙中山仍于清帝逊让电发布之次日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参议院即举袁为继任大总统。对于参议院之推举，袁世凯立即接受，声称愿意“承乏于后”，但这并不表示他是在接续南京政府之法统，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他的大总统地位并不完全是参议院的授权，换言之，他并不承认南京参议院是代表全国的立法机关。

　　袁氏的心思，孙中山心知肚明，因此，他辞职时还附有办法三条：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政府全体才真正离任；三、新总统必须誓守参议院所定之临时约法及其他一切法律章程。此举之目的是要将新总统完全置于南京临时政府之法统之下。

　　袁当然不会离京后就宁，但为求南北统一，他最终不得不接受参议院议定之调停办法，其中关键是袁以通电方式向参议院宣誓就职。3月8日，他电传誓词于参议院。10日，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袁的宣誓，表明他最终成为与临时参议院相对应的行政机关的首领，同时也表明他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他自己的所谓“共和立宪”，接受了革命者的“共和”，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