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甲午事迹：负责筹拨粮饷
1895年12月，负责天津小站练兵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訢
、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等遂联名奏举袁世凯负责编练新军，填补“定武军”统帅空缺。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并称北洋三军。
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1901年，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4年，北京特设练兵处，是为督练全国新军之总机关，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
1908年，《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造访袁世凯，袁在采访中提到：“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1909年开年，袁世凯被剥夺一切职务，回到河南安阳。
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先任大清帝国内阁总理，继而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在近代中国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非袁莫属”的历史格局。
这一切的开端，皆起源于袁世凯甲午战前在朝十年的政治履历。
“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初次入朝露锋芒
1881年四月，袁世凯带领亲信数十人投奔淮军将领吴长庆。
此前，江苏南通人士张謇于1876年受到吴长庆的邀请入其幕府，他因才华出众倍受重视，参与多项军事筹划，“庆军”重要函牍，如《代吴忠壮公拟陈中日战局疏》《朝鲜善后六策》等，大多出其手笔，并任吴长庆次子老师。在吴长庆的军营中，张、袁二人得以结识。
吴长庆对袁世凯带数十人贸然投军的印象并不佳，但看在与其嗣父兄弟交情的份上容留袁一人在营中读书，指由张謇教导，遣散了其他随从众人。袁世凯并不擅长读书作文，甚至连一篇八股文章也做得不像样子，张謇无从指导，但他发现袁世凯处理日常事务颇有规划且果敢利落。读书之余，二人常在一起谈论时政和个人志向。张謇认为袁世凯虽然于科举不感兴趣但绝非等闲之辈。
某晚二人促膝深谈，张謇问起袁世凯日后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謇闻此话颇为动容。
随着接触的深入，袁世凯“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抑自下，颇知向学”的行事风格更加感染了张謇，认定袁日后必为“有造之士”，张謇寻找机会多次向吴长庆推荐，此后袁世凯得到了更多的历练机会，也日益得到吴的器重。
1882年日本策动朝鲜亲日派政治势力向国王施压，加紧吞并朝鲜的步伐，引发“壬午兵变”。由于宗藩关系，朝鲜国王向清政府求援，吴长庆带军前往朝鲜平息政变。袁世凯在此事件中先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差使，后被任命为先锋营管带。
仁川登陆之后，袁世凯人不解衣，马不卸鞍，直扑平壤，先于日军到达，致使日方被动，阶段性平息了朝鲜的紧张局面，也维护了清政府在朝鲜王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吴长庆也颇为满意，曾当张謇面夸赞：“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是年8月25日晚，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密谋了一个诱捕亲日派，还政于国王李熙的计划。27日袁世凯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兵不见刃，诱捕了有亲日倾向的国王父亲大院君，并迅速平定了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叛乱。
当年袁世凯只有25岁，在其传记中记载，袁奔波数日，“发为半白。”
在处理朝鲜兵变的过程中，青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初步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外交才能，颇为清政府朝野瞩目，自此崭露头角，被清政府赏戴花翎，从而正式步入仕途，为以后政治上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吴长庆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倚重，把有关外交的事务交由他去办理。办理通商交涉事务期间，他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开始学习西方；同时与日本侵朝势力发生了多次重大冲突，让他也进一步认识到清王朝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在治军当中，袁世凯从各营抽调一批精干兵力，组成督查队。日夜巡查，遇有扰民士兵，就地正法，枭首示众。最极端的例子是袁世凯在事先没有得到吴长庆的同意下，一次性处决七名抢劫兵丁。
1884年，张謇已经回国，在致袁子九(即袁世凯叔父袁保龄)的信函中这样说道：“慰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难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乱国，幸属慎之。”在这里张謇一方面对袁世凯身上的世故习气颇为担忧和不屑，又把他比作东晋名将谢玄。
再入朝，袁世凯意见直接影响中国出兵
1885年，李鸿章再次上奏推荐袁世凯入朝，这一推荐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朝鲜，日本因素进一步渗透的同时，原本亲中的闵妃集团开始向俄国靠拢，试图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保护，而被软禁在天津的大院君已经向清政府表达了自己的忠诚，袁世凯认为有必要将其释放回国，制衡闵妃，他先期建议李鸿章将两名美籍雇员派往朝鲜，分别负责朝鲜关税事宜以及担任国王顾问，其前期在朝履历以及才干已经说服了李鸿章。袁成为入朝进行稳定局势的不二人选。
10月5日，袁世凯带着大院君以及他有留美经历的助手唐绍仪再次来到朝鲜。
到1894年前后，袁世凯经历过两次被弹劾罢免的政治风波，都因为李鸿章的庇护幸而脱离困境。
一个西方学者这样评价道：“袁世凯在其十年的任期(1885——1895年)中，辛勤而果决地工作，将朝鲜保持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内。他有时玩得过火了，为自己树了敌人，招致了不利的批评，但在总体上，李鸿章有理由对他的效力感到满意，对他进行了两次提拔。在这十年当中，他只休过两次短假，一次是在1886年初，另一次是从1891年9月至1892年5月，他回家参加母亲的葬礼。”
对于袁世凯在朝鲜的生命历程，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
唐德刚则在《晚清七十年》中说袁世凯“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袁的肯定。
1894年6月1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来电报：谈到他接到袁世凯数次电报，在对朝鲜局势有这样的评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已经失控，“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汉城“议求华遣兵代剿”。
清政府在内部事务应接不暇，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被动的)过程中，对于旧式藩属关系并不是没有反思，对于朝鲜事务，是否出兵，刚开始是抱着观望态度，后来转变为接受朝鲜政府的请兵要求，决定派兵赴朝，袁世凯的判断起了主要作用。
袁世凯认为：“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并且警告如果坐视不理，有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这个“他国”，就是指日本。
中国派兵赴朝，日本也要借此出兵朝鲜，这一点有1885年中日《中日天津条约》为隐患，袁世凯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但他认为，日本的出兵没有“由韩所请”，根据条约规定：“华倭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他的分析是，在条约上，日本并没有扎实的根据。并且他认为除此之外，日本出兵还会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抵制：一、朝鲜政府本身的反对；二、西方诸国的干涉。
袁世凯经过分析利弊得失，认为派兵赴朝是必要的。他的分析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他无法掌控的是出兵之后的战局进展问题。日本政府也已经做足准备，其实清政府无论出兵与否，日方都会找出任何的可籍借口兵发汉城，重新搬回在朝的不利局面。
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悍然进入汉城。
袁世凯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
此后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负责筹拨粮饷。关于这一点，唐德刚认为“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材小用。”
朝鲜经历带来的雄厚资本
朝鲜12年与各国交涉的丰富经验、处理紧急事态的成败得失，尤其是日本对袁世凯带来的刺激和影响，是直接和深刻的，他对世界风云看得更加明晰；有了这些幕友的鼎力相助，袁世凯可以看到、也可以做到他的国内同事们不可能看到、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他首先“旦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拟定了急需的《练兵要则十三条》以及关于官兵待遇的《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还有如何更好地引进外籍顾问的《募订洋员合同》。这些细小片断，恰恰是不可缺少的工作环节。
从新兵招募到军官任用的条件可以看出，袁世凯试图竭力抵制两种类型人混入其中：一为特权阶层；二为有过旧式军队经历的人。
袁世凯对中国军队改革的最大贡献便是打破了旧式军队以乡勇为基础的组织方式，贯彻任人唯贤的能力主义，在当时十分为人称道。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是以同乡血缘关系为组织纽带。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废除了同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其成为一支近似于西方军队的新式军队。
在后来组建的“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由满人贵族铁良任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亲信王英楷、曹锟、吴凤岭、吴长纯、段祺瑞等分任统制。
被称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是安徽人、冯国璋是河北人、王士珍是福建人，都与袁世凯没有乡族关系，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被袁世凯选拔上来的。段祺瑞、冯国璋都曾留学德国，年青的蔡锷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被袁世凯破格提拔为云南总督。当时“新建陆军”的高级将官中，1/3以上都是留学生生。
袁世凯在新一轮的军事近代化事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数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 ，当仁不让，袁世凯成为“全面推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一人”。
袁世凯虽然出身行伍，厌恶读书，但他基于与各国的外交经验，已深刻体会到“人才者，立国之本”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山东还是在天津，他所主导的地方改革也往往是从教育入手。如1901年9月份，袁世凯将拟就的《山东大学堂章程》草案上奏清政府，官立山东大学堂很快在他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第一批招生300，所选任的第一任校长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并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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