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命丧张学良之手的杨宇霆真的勾结日本了吗?

揭秘:命丧张学良之手 杨宇霆真的勾结日本了吗?

杨宇霆

知识分子眼中“高明”的杨宇霆

在《蒋廷黻回忆录》中,记载了他1920年代参与的一次东北研究旅行。在这次旅行中,蒋廷黻拜访了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之一的杨宇霆,而杨向蒋透露了他对于东北问题与中日关系的一些基本立场。

杨宇霆认为,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不欲阻止日本扩大其经济利益,他让日本从其创办企业中获得好处,而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人一天天的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发展农业。在许多方面中日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你们关内的同胞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蒋廷黻以为杨宇霆这番话“是对的,是高明的”。

可与蒋廷黻这段回顾相对照的是胡适在1934年日记中所写下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58页,杨氏与中国一流知识分子的交情似乎很不错,章太炎也曾在1926年说过他对杨的一份复函“甚为满意”,孙中山则在1923年致杨氏函中说杨“名言谠论,度越前伦”,“东省自得执事与诸贤助理,军民两政日臻盛轨”。)

命丧张学良之手,是因为勾结日本?

杨宇霆对蒋廷黻这番谈话后不久即命丧张学良之手(据维基百科,事发前杨宇霆曾请神扶乩,得到死亡的预言,却因无法解读而最终遇害;此外,我们需知,就算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虽然战争几乎天天发生,但是军阀谋杀另一军阀的情况只有少数几例”,参阅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译本,158页),奉系新派的一代人物,转瞬成为枯骨。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中曾记载:“奉系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主张巩固原有地盘,不必急图发展,新派主向外扩张势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张作霖本人则赞成后者”,“旧派以张作相为首,及奉直第一次战争奉系战败,渐失势,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拥杨宇霆为首,内则又分士官派与大学派,杨宇霆等属于前者,郭松龄等属于后者,前者为张作霖所器重,郭松龄则独为张学良所赏识”,郭松龄后来反叛,事虽败但张作霖未迁怒张学良,埋下张学良日后杀杨宇霆的伏笔,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回忆中说:“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合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头,是死在郭松龄的关系上”(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郭松龄的行动在当时其实激怒了奉系广大军官,其叛乱亦缺乏支持,并非杨宇霆一人之力而陷郭于绝境)。

张学良杀杨宇霆,固有杨对张态度傲慢之远因,更多则当属派系间的党同伐异,是以国民党陈布雷在闻知此事后第一时间即认为:“大抵当以人事关系与东省局部政权递嬗之结果交互而成”(《陈布雷集》,168页)。当年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后,吴佩孚率残部撤退到河南,张学良欲攻打河南,解决吴佩孚,杨宇霆则以为应当联合吴氏,后来张作霖从其子之见,以沉重之代价最终击破吴佩孚,就此彻底瓦解直系(参阅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43页),此事则系郭案之后杨、张矛盾进一步发展。

《辞海》(2002年版)的解释是“杨宇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篡夺东北军政大权,被张学良枪毙”,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杨宇霆作为奉系新派中的士官派(“士官”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何应钦、蒋百里、阎锡山、徐树铮,李根源、姜登选等都曾在此就学),也是奉军阵容的主要缔造者(参阅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p12),当属深度知日(尤其是军政实务方面)无疑,而且比起屡向日本示出不合作态度的张作霖来,杨氏更得日本人的支持(参阅陈三井:《舵手与菁英》,130页)。

杨宇霆是真勾结日本,还是合理的对日策略?

但是,说他投日,则尚欠缺理据,尤其是当时洞明局势者皆认为张学良“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参阅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9页),此时论观察可为一大佐证。陈布雷在得到杨氏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据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其时日本方面也认为“年轻的张学良较之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张作相,杨宇霆等人更容易摆布”。一些历史亲历者日后撰述回忆文字时,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在张杨关系上顺势施展了离间之毒计。

克劳塞维茨在其旷代名著《战争论》中写道:“假若存在均势,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这样,双方动机与力量的乘积是相等的,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故而“结果仍然是等待较有利时机的出现”。从克劳塞维茨的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杨宇霆的对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确乎有其合理性。《孙子兵法?谋攻》也说过类似的话:“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虽然说的是战地用兵之术,其基本逻辑亦同。

日本在1920年代初虽十分不满华盛顿会议等国际协商框架对于日本的制约,但仍觉得“日本不能挑战那些刚在一战中获胜的西方大国”,故整个1920年代总体而言“没有做什么来改变现状”,相对尚属平和(虽有1928年之济南惨案,但那时“大正民主”已经终了,日本正加速故态复萌中),但到了30年代初则气势汹汹地回到了侵略的道路上(参阅[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196-197页)。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31年期间,满洲成为日本实现总体战体制的前提的资源供应地,这一趋势加剧了日本与一向由满洲提供资源的英美之间的对立,使日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所谓“满洲问题”的严重性(参阅氏著《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雷慧英译,174页)。在此种形势下,英美对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不能充分抑制,甚至于在全中国范围而言也类似如此。如,日本投资1920年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23.1%,到1930年已占40.8%,居第一位,十年之间势头惊人(相关数据参见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41页)。后来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处理态度便是明证(按,在国联相关会议中,英国代表的发言里还曾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因此更能见杨宇霆政治主张中的现实主义考量。虽日本之野心昭然若揭,要想折冲樽俎,化险为夷,一味空唱高调实在是无济于事的。

据《张学良年谱》,张杀杨后,还致函杨宇霆夫人,一方面表白自己与杨之间“相交之厚,如同手足”,另一方面又申明“为国家计,不能顾及私情,才采取此断然处置”。张学良的“不顾私情”,是否真的这么冠冕堂皇?张学良本人又是否已经具备一套可与杨相埒的战略方针?

还是刘以芬说的好:“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呼!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有美名的东北易帜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张、杨联手促成的,参阅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243页;陈布雷也说过:“奉方输诚国民革命之经过,杨宇霆非完全不与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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