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国粹是什么（被誉为中国戏曲国粹的是）

戏曲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从先秦歌舞和古优发展到汉至隋的百戏，在迈入唐代以后，又形成一种新型的表演模式——弄参军。

弄参军得名于表演角色，“参军”属于官职名称，是当时的芝麻小官；“弄”是古代百戏乐舞中角色扮演或节目表演的代称，如汉代百戏有“弄丸”，唐代有“弄参军”、“弄兰陵王”等。弄参军将两者结合，成为唐代戏曲的专有名称。

关于弄参军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太平御览》引用《赵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延投靠后赵石勒的军队，做了一个参军。虽然官位很小，只是一个馆陶令，但他却私下截流官府丝绸、绢布数百匹。后来周延的行径被人告发，但石勒八次集会都没有定罪于他。不过每次都会让俳优戴上头巾，穿上黄绢单衣进行表演，表演中会有一人问：“你是什么官，为什么在我们中间？”一人回答：“我本来是馆陶令……”一旁又有声音说：“当官不为百姓不为社稷，中饱私囊，才沦落到这般地步。”这种表演自然反响很大，多有传播，后来竟成一种戏剧表演形态，称“参军戏”，以致后来唐、宋的参军一职被人看低，再无人乐意当了。另一种说法是，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认为弄参军起源于汉代馆陶令石耽，他犯了贪赃罪，但皇帝爱惜人才，免去他的罪，每次宴请宾客，就让身穿白衣衫的优伶戏弄他，几年以后才罢休，这样逐渐形成弄参军的表演形式。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但共同点都是讽刺贪官污吏，起到警世作用。

唐代戏弄俑

唐代参军俑

弄参军主要人物只有两个，即参军和苍鹘。参军是被批判对象，作为反面人物出现；苍鹘是配角，对参军进行多番戏弄，不断推进情节的发展。参军和苍鹘通过滑稽的对话和夸张的动作，并穿插充满幽默诙谐的调侃，达到引人发笑、令人深思的目的，兼备讽刺朝廷或社会现象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弄参军的发展也展现了盛世大唐的开明和繁荣。

参军和苍鹘一般穿相同的服装，简单朴素。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唐代诗人李商隐《娇儿诗》中的“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既反映了参军和苍鹘的同台表演，也表现弄参军在唐代的流行，以至于小孩子也喜欢模仿。一般认为，弄参军中的参军后来演变为宋杂剧、金院本中的副净，苍鹘则演变为副末。

参军戏保留了先秦歌舞和古优中“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特征，但相对于先前的戏曲模式，水平有所提高，分工也相对明确，但逐渐削弱了歌舞方面的表演，着重突出滑稽这一特色，非常富有戏剧性。参军戏除了以科白为主，风格幽默外，对演员的服饰也有一定的要求，如需“儒服险巾，褒衣博带”。

参军戏的内容是提前准备、精心安排的。参军戏既风靡于宫廷，又流行于民间；既有男演员，又有女演员，如周季崇和妻子刘采春都擅长演参军戏《望夫歌》。据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

唐代宫廷里有许多优秀的优人，他们都擅长表演弄参军。《乐府杂录》记载，开元年间，黄幡绰和张野狐表演弄参军，其中著名伶人李仙鹤演得最好，唐明皇非常欢喜，特别授予他和参军官一样的俸禄。《乐府杂录》又评价武宗时的曹叔度和刘泉水“咸淡最妙”，“咸淡”是唐代评价参军戏的术语，充分利用通感的手法，将咸和淡两种相反的味觉、参军和苍鹘两种相对的角色进行对照，“咸淡最妙”指曹、刘两人的表演戏谑嘲讽恰到好处，显得饶有趣味。咸通以后，参军角色相继出现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三人。

唐代传奇《枕中记》的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719），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无奈回乡。一日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会神仙术的道士吕翁（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邯郸记》中，将吕翁改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的清河崔氏女子为妻，还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5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可谓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在80岁时，卢生一病不起，病重身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小米饭）还没熟哩！黄粱梦（黄粱一梦、一枕黄粱、黄粱美梦）也是来由于此了。

到了五代时期，参军戏和歌舞戏的演出活动仍兴盛，连皇帝以及宫廷大臣都参与进来，当时的许多皇帝由于热爱戏曲，亲自登台演出，唐明皇李隆基是皇帝中开此先例者，他不仅精通音律，擅打羯鼓，还能制曲，他曾选“坐部伎”三百人、宫女数百人入“梨园”教习“法曲”，称为“皇家梨园弟子”。正是因此，后来人们将从事戏曲艺术的人统称为“梨园子弟”，而“梨园”也就成了戏曲的别名。还有，唐庄宗李存勖自号“李天下”，也是常参加俳优演出的一个史例，他曾扮演过卖药卜课的刘山人，表演得很成功。

除了正式的参军戏，还有一些参军戏的延伸。

参军戏出现在宋朝，指宫廷乐舞的指挥安排者。因为手执竹竿引导乐队进出场，又有“竹竿子”的叫法。南宋史浩的《贸阝峰真隐漫录》和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均对它有详细记录。参军色在乐舞各种节目开始之前走到观看者面前念诵一段骈语，作为开幕词并介绍相关节目，然后指挥乐舞按秩序进场表演，即“勾队”；表演结束后，参军色又上前念骈语，作为演出的总结并向观众致敬，最后引导乐舞队井然有序地退场，即“放对”。参军色在这里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主持人，推动整个演出的进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陆参军是安史之乱以后，出现在扬州一带的戏曲节目。陆参军将音乐伴奏和歌舞融入到参军戏中，注重戏曲的抒情性，和剧情没有太多的联系。著名演员刘采春的《望夫歌》是陆参军中的经典作品，深受观众的喜爱。

唐代舞戏《苏幕遮》唐代歌舞戏极其兴盛，如《苏幕遮》等都具备了初步的情节结构和载歌载舞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早期的戏剧。

唐玄宗像

其实从隋唐五代的戏曲活动中可以看出，歌舞戏明显倾向于世俗化而淡化了思想内蕴，特别是参军戏过于政治化而形成一种说教工具，降低了美学品位。不过，在艺术领域的其他方面，这一时期却有了相当高的成就，唐代的诗歌可谓一代绝唱，它直接影响着戏曲艺术。大型歌舞艺术“大曲”形成于此时，它的音乐对后来的戏曲音乐“联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出现的短篇小说、“传奇”如《莺莺传》、《离魂记》、《枕中记》都成为后世剧作、改编的素材。“三国”、“一枝花”等说书也出现了，而且此时的说书艺人已经职业化了。另外还出现一种说唱称“转变”，是一种说唱相兼的艺术形式，唱讲佛经故事、说唱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较有名的有《伍子胥》、《王昭君》、《董永》等。

可以说，唐代的参军戏作为戏曲形成的初步模式，具有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是唐代戏曲的一个重要符号，具有深远意义。

《乐府杂录》，唐段安节撰，大约著于昭宗即位（888）至乾宁元年（894）之间，共一卷，主要是对唐开元以后音乐、歌舞、俳优、乐器等问题的考证。

作者原序说：“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所称“乐府”，实际上包括了唐中叶以后的音乐、歌舞、技艺、百戏。书中首先收录关于乐部9条，记述了雅乐、清乐、鼓吹等九部的制度与情况；其次关于歌、舞、俳优3条，记载了一些著名的歌唱家、舞蹈演员；再次关于乐器的13条，叙述了各种乐器的演奏能手；还有关于乐曲的11条，关于傀儡子（傀儡戏）的1条，大抵是源流的考证；最后是《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虽今本已有文无图，但仍提供了研究燕乐的资料依据。

本书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唐代礼乐制度、音乐、舞蹈、戏曲发展轨迹的宝贵资料。

副净俑残头稷山金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