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东山再起，通过实力、手腕交合博弈，迫使清帝退位，并取革命派而代之，出任民国大总统。对于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学界关注的是他“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问题，而对此的争论并未导致研究走向深入，相反，却陷入肯定——否定二元对立模式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阳夏战役期间袁世凯之所作所为为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对袁世凯的研究。

　　一、对武汉民军用兵的缓急论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对武汉民军用兵缓急问题是清廷所面临抉择的重大问题，对此，清廷内部存在着两大派别：主缓派(即稳健派)与速决派。

　　速决派的代表人物是盛宣怀，他在给载泽代拟的节略之一中说：“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速决派除盛宣怀外，还有一些清廷官僚，如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

　　主缓派的代表人物是袁世凯与张人骏。

　　1911年10月21日，张人骏致电称：“武汉标营虽已全变，而为首叛乱甘心从逆者，终居少数。其余或系被胁勉从，或因全城无主，暂时依附。大军势盛，必有翻然来归，自可相机招抚。既孤党匪，可结军心；至匪谋百出，我军宜节节进剿，勿长驱直入，得胜又戒远追，以防中伏。匪居绝地，现饷械未足，彼利在速战，我军倘未能操全胜之权，可与之相持。一面绝其运道，断其接济，并派舰队择要扼守，随时游弋，以杜窜路；待势穷援绝，不难一鼓聚歼。各省因自顾藩篱，严内防，绝响应，则大局可危而复安。”

　　张人骏力主稳、缓，是从军事上考虑的，而袁世凯却较为复杂。袁世凯主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山前的托病拖延，二是出山后的剿抚兼施。

　　袁世凯是以练兵起家的，新军的创建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他控制了北洋六镇，使新军成为私军，后虽然由于慈禧的死，使其处于被迫引退的局面，但他对北洋军一些官僚的影响力尚在，这种影响力在阳夏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武昌起义后，清廷所派的荫昌是难以胜任剿办起义军的任务的，他无力调动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完全处于袁世凯的间接影响之下，清廷于1911年10月14日、27日及11月1日三下谕旨起用袁世凯，但袁却托病推辞再三，直到清廷完全妥协，方在一番扭捏作态、假意推辞之后，于11月13日走马上任、出山任事了。

　　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这一个月里，袁世凯潜心运筹，不仅把被清廷罢斥以来的兵权全部夺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到他的掌握之中。袁世凯还提出出山的六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对付民军方面的(谈判)，四项是对付清廷的(夺权)，可见其着意的所在。他曾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袁世凯这样做引起了王公亲贵的不满，他们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外国领事也说袁世凯“表面上是忠于满人的，可是他的同情完全在叛党方面”。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清廷失去信心，如王锡彤《抑斋文集》卷四上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初，有幕僚问袁，若出山能否挽救清廷，他回答道：“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另一方面是其靠对军队的控制力。第三方面是在位官员的支持。其在中央的有奕勖、徐世昌、那桐等，在地方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如李经羲于10月20日致电张人骏说：“羲昨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同一天，陈夔龙亦致电内阁，要求调回荫昌，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张人骏在10月18日也连电袁世凯促其上任，形成了用袁的舆论。正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袁世凯经过一番阴谋后出山了。对于清廷来说，起用袁世凯以达到维护清朝的目的，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民军方面利用此难得的宝贵时间，进行内部整顿，以对付头绪纷杂的复杂局面。武昌起义开始于10月10日，而汉口外围战到17日才零星打响，至于北洋军参战就更晚了。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独立，响应之电连绵不断，这为阳夏战役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

　　袁世凯出山后，表示“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亮出了自己的主稳立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有许多理由要拖延。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另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出山前后，清廷镇压革命的方略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头衔中特别加上‘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这与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清廷给荫昌下达的任务只有‘剿办’一项是显著不同的”。因此，袁世凯在攻占汉口后，并不急于进兵，而是将剿抚结合起来，对民军进行诱降活动。11月3日，袁世凯致电内阁：“已令前敌暂停进攻，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倘逾数日无确复，即立限时刻，猛攻汉阳。”袁世凯策划停战谈判，确实有分化民军的企图。“即先以停战懈民军进取之心，俾其无迫压之感觉，而有余暇自生争夺之纷扰；又但认武昌为主体，且与议和，而不认他省，其意乃欲将武昌、秦晋、江浙分成三截，使三处交生疑阻，而彼则可乘此机会，先剪秦晋以除肘腋之患，然后以全力对付东南。”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袁世凯出山后对进兵并不积极。

　　当然，袁世凯从军事角度看，并未产生像张人骏那样的认识。他也知道迁延会使“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地”，“寰宇糜烂，必无完土”。但是，他就是要乱中求胜，借敌以自重。至于荫昌拖延不进，则是企图卸责，保全自己陆军大臣的面子。从总体上看，清军是利于速战的。

　　二、汉口大火的影响

　　1911年10月29日，袁世凯至孝感。为了给民军一个下马威，也为自己捞到一些谈判的本钱，同时“为 表现自己的实力，并作出一效忠清室的姿态，武汉方面的军事，乃不能不进入紧张阶段”。袁世凯的出山，对属于他而非清廷的北洋军来说也是一个鼓舞，正如他们所说：“这回他老出山，我们是应该给他捧场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汉口战役上。

　　在汉口战役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汉口大火问题。

　　关于汉口大火究竟是谁放的，史书的记载并不一致，其中有许多材料证明，清军对汉口大火负有责任，而且袁世凯在事先知晓此事。冯国璋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汉口“连日为炮火轰击，焚烧多处，料匪难于驻足。”《鄂州血史》记载：10月31日“冯国璋见民军猛勇异常，而市街又处处设防，为其掩护，欲求进展，万分困难，即据状以电报向袁世凯请示。袁回电：‘速用火攻’。是日晚，敌遂在英租界背面及中国街市后方村落数处，举行纵火。”

　　汉口大火尽管给汉口民军方面带来人口死亡、经济严重破坏等恶劣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清廷内外交困，矛盾重重。11月4日，御史吴纬炳上奏认为，清军于汉口烧杀，“实足涣天下之人心，而失朝廷之信用。可否仰恳天恩，明降谕旨，饬令前敌军人，除负固抗拒之匪党外，不得妄戮一人，并严禁焚掠。违者。以军法从事。至此次汉口商民，闻已受损甚巨。拟恳赏给内帑银两若干，发交汉口商会妥为抚恤，以广皇仁”。11月5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人上奏：“为汉口官军惨杀人民，全国痛愤，拟请颁发内帑赔偿汉口人民损失，并将残酷官军按律治罪；一面饬即停战以救大局，恭折仰祈圣鉴。”同一天，清廷谕令袁世凯“迅速确查，按律治罪。并著详查人民损失财产，由国家一律赔偿”。如袁世凯当然不愿查究此事，但他在各方面压力下，也被迫致电冯国璋：“望通饬各营，整顿纪律，谆详诰诫为要。”北方统率新军的将领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帧、第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等联名致电清廷，要求惩办冯国璋。

　　不仅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如此，就外部而言，清政府的国际声誉扫地，世界舆论天平倾向民军。各国驻华领事出于各种考虑，谴责清廷。当时的《汉口日报》说：“据本报今日所载的北京专电，汉口市区的焚毁已引起资政院的注意。我们欢迎这项消息，但是电讯又称袁世凯反对彻查此案，这预示意见有分歧。我们很难想像他反对的理由……就很容易揣想他默认与此案有关了。”“此案应该彻查。虽然袁世凯表示反对”。

　　在袁世凯允准下发生的汉口大火事件，尽管使清军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一些利益，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自己无法挽回的失败命运。

　　三、袁世凯主张停止进攻武昌，进行和谈

　　清军在阳夏战役中与民军的战争时断时续，第一次停战是在清军攻占汉口之后，第二次停战是在清军攻占汉阳之后。

　　清军在攻占汉口之后，之所以未乘胜进攻汉阳，原因之一是清军兵疲将困，袁世凯、冯国璋等连电增兵就是明证；之二是汉口市区民军与武装民众死守不退，且与武昌联系不断，致使清军难以分出部分兵力进袭汉阳；第三是汉口大火烟雾障天，这些被火烧的地区与汉阳兵工厂、铁厂、龟山炮台相对，清军屡次想从这些地区进攻，终为龟山炮火与汉口火势所阻，不能达到目的。

　　清军在攻占汉阳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进行和谈，阳夏战役竟戛然而止。对于袁世凯此举的影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里的关键就是武昌在当时情形下能否守得住的问题。

　　武昌能否守得住，当时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主张坚守武昌者认为武昌可保，如鲁俊英说：“长江天堑，敌难飞渡，画江而守，不出旬日，如有援军齐集，破敌必矣。”张振武亦说：“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粮饷枪炮充足，举军号称数万，尚能背城借一，此不可弃武昌者。”其他认为武昌可保的依据不出此范围。

　　当时中外舆论大多认为武昌是难保的。康有为说：“适袁有窥神器之心，故荫昌破汉口而讲和，再破汉阳，本可三小时破武昌，乃又讲和，其意专欲藉革力以胁满洲。”谭人凤说他“入武昌，到城时……人心惶惶，大有悲惨难堪之状，使当日北军侦悉，仅遣一队渡江，武昌垂手可得”。英国人埃德温·J.丁格里认为，“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汉阳的地形兴许是最难攻取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枢轴。如果对方拥有大炮，那么汉阳失守，武昌实际上也等于丢失了”。丁格里还说军政府外交部的一个重要官员这样对他讲：“吾人拟再战一、二回合，然欲保全城市，则无济于事。”“革命军主力将自城后撤离，移师九江，会聚南京。”据报称，“黎元洪宣称，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他告诉他的助手，朝廷军队肯定要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日本驻汉口的情报人员说，“武昌之陷落亦在数日内”，“是故今日虽尚非判断两军强弱之时，而大势则可称已定”。冯国璋说：“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寥寥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此种情形，我已屡次电告官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武昌能否守得住，以上两种意见截然对立。

　　我们先来看一看汉阳失守后武昌的情况：“初八、九、十等日，敌炮轰射武昌，天地震动，毁都督府及军务部。黎公避驻卓马泉，各队员及百姓纷迁出城，城中一空，军务部仅存三十余人。”“十一日轰击甚烈，黄鹤楼前自鸣钟一座首被击坏，武昌城内外商店闭市，人心惶恐，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午后一时，军政府军装室中弹，顿时人心益形不安。”“又闻谣言，敌人放奸细来城中，乘夜放火。”从上可知，武昌的秩序大乱，人心已散。

　　从地势上看，“武昌原四通八达之区，利进攻不利退守”。“汉阳实武昌屏藩，汉阳失即武昌不可保。”

　　从当时武昌的兵力装备看，《武汉战纪》中说：“炮队为军中骨干，我军全力原注重汉阳，不意经此大挫，致军中主要山炮、野炮四百余尊，损失殆尽，存余武昌者，不过损坏不全之小口径山炮数十尊耳。如论兵力，鄂军原有八协，除留卫省城完全建制之军尚不及两协外，余则死伤逃亡，去其十之八九，士气摧残，均无斗志。”

　　从当时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映中看，“十月十二，闻停战议和之说，人心粗定，武昌渐安。洗等与同事诸人喜溢望外”。“我们调鄂城不几天，汉阳既告失守，武昌岌岌可危，形势极为不利。幸北军未渡江；过不多久，停战议和，大局始告稳定。”“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

　　至于援军问题，阳夏战役中武昌军政府发电各地求援，但除了江西方面派有部分援军外，其他地方虽竭尽全力，然终因路远难以救急。如广东北伐军，“大 队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广州乘船出发”。阴历十月十八日即阳历12月8日，不仅出发晚，而且是先至沪、宁等地，这样的援军，岂能解燃眉之急？

　　清军方面，冯国璋在12月1日致电清内阁等说：“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踞，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顷已于黄州黄梅登岸，大势尤岌岌可危。并有外人掺杂其间，欲坏我三道桥，铁路倘一败坏，即信阳孝感亦不可保。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者，大半此伏彼起，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非有实在把握不能进攻。”有人据此认为清军无力进攻武昌，其实不然，冯在该电中接着说：“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冯国璋此电的用意在于要求袁世凯派段祺瑞援助他。即帮他控制后路。那么，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11月28日段祺瑞在致袁世凯电中说：“统观全局，汉虽下，当休息兵力，威胁武昌，令之投诚。明知非口舌所能争，然不得不示以仁义之名。乘时扫清黄陂应城两方，使无后顾忧，而后专心武昌。请以钧谕谆告，当能动当事之听。昨日武汉互以炮击，闻武昌逃出民与匪不少。此事宜令华甫即竟全功，万不可稍有移易。”从中可知段祺瑞是主张严剿的主战派。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汉阳失守后的状况、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援军不济，还是从冯国璋、段祺瑞的态度看，武昌断难守住，如果不是袁世凯下令停战议和的话，以当时的情形，武昌必为清军夺去。刘厚生说：袁世凯“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对于武昌，袁世凯以段祺瑞代冯国璋，力行停战议和政策。对此，清廷王公亲贵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夫‘议和’二字，乃敌国相待之礼，彼革党者叛匪耳。总理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之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他们还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均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员，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答道：“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化龙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应该说，袁世凯的停战议和政策对南方反清势力十分有利。

　　四、袁世凯的计划对阳夏战役和辛亥革命的影响

　　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的动向，蔡元培分析有四种可能：“一、袁世凯提兵到鄂，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二、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而部下则与之反对，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三、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逐满自帝；四、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那么，出山后的袁世凯对清廷持什么态度呢？王锡彤在《辛亥记事》中说，革命初起，杨度对袁世凯说：“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待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日：‘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可见袁世凯当时并无一定迫使清帝退位的决心。当时在“袁公幕府分两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虽未必有何势力，然谣诼既多，其中危险不无可虑”。10月30日，袁世凯南下，王锡彤说，他“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日：‘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可知其思想有了变化。袁世凯当时所处的环境是，“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连“袁宅两女教习皆告假以去，参预革命。盖革命之风气沁入青年男女脑中矣”。

　　袁世凯出山后态度转变，汪精卫、魏宸组也起了相当作用。张国淦回忆道：“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更，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也就是与清廷决绝，顺水推舟走上了共和之路。

　　处于如此的环境，袁世凯就开始逐步形成利用革命势力与清朝的对抗去渔人得利的方策。当时袁世凯需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对于后者，袁取议和之策，对于前者，则取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架空清廷，袁世凯在组阁后奏请清廷同意：(一)除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而总理大臣又不必每日人对；(二)除国务大臣外，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三)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无须上奏请示；(四)由奏事处传旨事件也均暂停止。清廷派冯国璋率军南下，袁对冯说：“慢慢走，等等看。”冯领会其意，致使南下督师的荫昌，感觉到尾大不掉的苦闷。袁世凯还致电安徽巡抚朱家宝顺应时势，不可固执成见，与革命决死战，朱因此独立。冯国璋部攻陷汉阳后，袁“托外交团调处，停战三天。冯国璋未会其意旨，提出严酷之三条件：(一)革命军所有军舰宜置于列国保护之下守中立；(二)引渡武昌官军；(三)不修战备。经民党峻拒之，准备开战。袁乃撤冯归”，“以段芝泉祺瑞统其事，冯则任京城禁卫军长。”段祺瑞代冯国璋后，“与鄂军时通款曲，信使往返”，等等。从以上袁的行动可知，其为夺取政权逼迫清而借民军自重之用心良苦。

　　袁世凯比蔡元培想象的要高明得多，他与清廷貌合，与南方反清集团暗合，而传统的君臣观念使之“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袁世凯试图用和平方式推翻清朝，正如唐绍仪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

　　袁世凯一直在不断与革命势力方面接触、谈判，谈判的筹码是君主还是民主，其目的不外是夺取大总统权位。经过多次函电往返，只见袁世凯部下冯国璋兵忽而猛击民军，忽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冯感觉无从捉摸。最后电张一磨面询袁世凯真意，袁答：“诸位懂拔树方法么？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为此他“日夜焦虑，须发顿白”。尽管袁世凯表面上与各派系虚与委蛇，但其真正用心从他出山后其二子袁克文毅然剪去辫子一事，即可洞悉一切。

　　“袁世凯‘推翻皇室，自掌天下’的存心已非一日，只因自己身居京城，军队却都派遣在外面，近畿的近卫军和原有的旗军虽然已经归冯国璋总统，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旗人，因此他很不放心。他自己的军队在天津、保府一带，并不多于禁卫军的人数，万一有事就无法自卫。所以他顾虑到假使一旦揭下‘效忠皇室’的面具，说不定马上要吃个眼前亏。因此整个和议阶段，也就是他竭力争取时间摆布阵容的阶段。他一面对近畿的保卫作了巩固妥善的布置；一面调兵到津浦等铁路各线及黄河、淮河两岸布防，以备万一和议决裂，抵挡南军。而部分民党中人虽知袁是奸雄，但袁究竟是何居心就不很了解，‘难道他在优待条件上替满蒙争持利益？’因而惹得双方疑窦日深。”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绝非多余，“当孙、袁条件给定以后，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乃时期已迫，无可推延”，冯国璋亲至西苑军司令处广场，“召集全军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室辞职后之优待满蒙条件，内并有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之语，云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并任众发言质问……于是此一场大风波，乃得平安度过。”

　　袁世凯的计划，姑且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对阳夏战役的进程、辛亥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上可知，阳夏战役期间的袁世凯，在缓急论争、汉口大火、武昌问题与相关计划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助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势力这两大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合力，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