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里的海关记忆:大钟为谁而鸣

建于1927年的江海关大楼
建于1927年的江海关大楼

  “当——当—当”,每逢整点,位于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顶部的自鸣钟都会准时响起,雄浑而悠长。1927年12月19日,座落在浦江西岸的江海关大楼正式落成,而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中,就在其原址上,曾伫立过三座不同建筑风格的海关关署。这座气派的大楼共有八层,加上塔楼,总高度约260英尺,是当时上海外滩最高的地标式建筑。其外墙以花岗岩饰面,大门为希腊多立克柱式廊,耗费白银400多万两,历时两年方大功告成。

  江海关大楼竣工后,其美仑美奂的造型与设计成为上海滩的注目中心,不说别的,光是其前门大厅就使人眼前一亮:天花板上环嵌着9幅绘有西洋帆船的油画,地面饰有乳白色马赛克,中间为汉白玉石柱,石柱基部南北向各雕塑一名水手,顶部缀有水晶灯,既是航海桅灯的象征,又使油画映衬得栩栩如生。海关大楼的顶部为钟楼,这座庞然大钟的所有零部件都从英国运来,为英国Whitchurch公司设计制造。其孪生姊姊便是位于英国伦敦国会大厦上那座著名的大本钟。钟楼的四面墙壁即东西南北四个钟面,由100多块错落有致的白玻组成。每个钟面的直径都长达5米,用紫铜铸造的时针长3米多,有将近100斤的分量。

  海关大钟于1928年的元旦开始鸣响,从此,雄浑悠长的钟声每天都在黄浦江的上空回荡。它不仅报时,还有报刻的功能,每隔15分钟,便奏响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或许在十里洋场的冒险家耳里,悠扬的钟声仿佛天籁般动听,而在这萦回的钟声背后,却是中国海关主权拱手出让的耻辱历史……

  上海设关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而正式的对外开埠却是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是年清政府先后在英美法等国列强的胁迫下签定了《海关税则》,江海关在洋泾浜北岸设置的盘验所,赫然成为上海——这个鸦片战争后逐渐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对外开埠的正式标志。

  早在清初,上海已是繁华港口。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摇身变为“冒险家的乐园”,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江海关也成长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关,光是征收的税款,就占到了全国海关的四分之一强。

  西方列强对“肥得流油”的江海关早已垂涎,他们时刻准备着,企图攫夺江海关的管理权,并终于等到了实施阴谋的契机。

  1853年的秋天,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上海小刀会起事,义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和江海关。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狼狈逃入租界寻求庇护,海关工作陷于停顿。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icock)见夺取海关管理权的时机到来,便串通美国领事策划了所谓的“领事代征”制度,只要外商出具一份付税保证书,船货便可得到放行、离港出口。如此一来,原来借口战事拒付关税的外商便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清政府不愿因此失去江海关的巨额关税,为此吴健彰先后在浦东陆家嘴、苏州河北岸和闵行镇等地设立临时海关,但却遭到外国领事们以及外商的联合抵制,他们借口“租界中立”,不允许海关人员到设于租界内的海关验货所执行任务,使临时海关形同虚设。同时,英美公使趁机给腐败懦弱的清廷施压,要求改组海关。

  在清政府地方当局的首肯下,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吴健彰只能接受“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办税务”的方案。清咸丰四年(1854年),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达成了《江海关组织协定》,规定海关引用外籍人员作为道台征税的“助手”,从此,江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成为第一个被西方侵略者夺去管理权的海关。

  1859年5月,南洋通商大臣何桂清任命接替威妥玛的英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并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同年7月,李泰国指派英人德都德为江海关税务司,这标志着三国关税管理委员会自然消亡,英国独霸中国海关的格局正式形成。同时外籍税务司制度即洋关制度正式在上海建立,以此为据点,逐渐将全国各口岸海关蚕食殆尽。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直至“文革”,海关大钟一直以这首英国古曲来报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用“东方红”的乐曲声替而代之。198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上海,海关钟楼又奏响了《威斯敏斯特》曲,尽管是家乡名曲,但女王闻来只会徒添怅然,因为曲终人散的结局已经注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英人打道回府!而从1997年6月30日的零时起,海关大钟的报刻乐曲便从此停奏,画上了最后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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