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庐到处即为家——演绎独特游牧文化的草原建筑

穹庐的历史非常悠久，据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汉文古籍中又写作穷庐、穹闾、穹帐。穹庐即毡帐，又写作旃帐，在古文献中与毡帐同义的词语有毡庐、庐帐、毡幕、帐幕、毳帐、百子帐。最早记载穹庐的文献是《史记·天官书》：“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暗含着象征特殊力量的氤氲之气。在穹庐3000余年的历史中，它一直伴随着北方民族的生产与生活、贸易与战争。以穹庐毡帐为日常居室的民族统称为“毡帐之民”，包括匈奴、鲜卑、乌孙、吐谷浑、突厥、敕勒、吐蕃、契丹、奚、蒙古等草原游牧族群。东迄松嫩平原，西至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北自蒙古大漠，南到青藏高原，毡帐之民分布范围极广，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

经过历代诗词歌赋的反复吟咏和典籍文献的不断书写，穹庐已从一个生活的意象、诗歌的意象拓展演化为自然的意象、社会的意象和文化的意象，“深刻地隐含着游牧民族对宇宙的认知观念，即穹庐观念，也是游牧民族游动的、自然的、开放的经济文化浓缩。”“其物质的载体便是毡帐，形成了与中原农耕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又相辅相成的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从而融汇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釉陶毡帐模型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史载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西汉宗室，汉武帝侄子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所作的《悲愁歌》，从一登场，就生动地描绘了穹庐的意境。为抗击匈奴，结盟乌孙，汉武帝钦命刘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王。即使令人为之专做以解遥途之情的乐器“阮”（亦称“秦琵琶”），也难解公主思乡悲郁之情。穹庐（毡帐）成为游牧民族的标志，在汉语语境中，穹庐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代名词。

游牧民族之所以普遍选择“穹庐”式居住方式，主要是适应草原的自然环境和随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毡帐是用木架和毛毡组合而成的一种可拆可卸、随时搬迁的建筑形式，而其形制更多地受牧民长期形成的“穹庐观念”的影响。“穹庐观念”是对天地的整体的认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了对有意志的“天”和“地”的虔敬，同时又有对日月星辰、山水草木以及各种动物的崇拜。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即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适应自然是游牧民族一个重要的特征。所谓“草原野次，无有定所”，“穹庐到处即为家”。游动与迁徙是北方游牧民族一种历史悠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且已沉积为别具风格的草原民族文化。正所谓：“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北方族群就是在毡房内外创造和演绎着独特的草原文化。对于生产而言，它能适应游牧生产活动频繁迁徙的需要；对于战争而言，能保证战争战术的多变性，进可攻，退可守。《汉书·匈奴传下》：“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可见穹庐的形状为穹窿形。西汉桓宽《盐铁论》描述，“匈奴无城廓之守，……织柳为室，旃廗为盖。”明确了穹庐的制作方法为用柳条编织成框架，上面覆盖毛毡。西汉《淮南子》载：“譬如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淮南子》卷11《齐俗篇》）说明“穷庐”应当是移动的“穹庐”车帐。

古代的穹庐有多种样式和多种制作方法，而这些不同的形态单独存在时都可以称之为穹庐。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其居住建筑毫无例外的都是“穹庐”式的毡帐。此外，还有可行可驻的交通工具“穹庐车帐”，相较固定的“穹庐”而言，更便于迁徙和游牧，随行随驻，构成了草原族群最为独特的动态画卷。

沙岭壁画墓野宴图中的毡帐

穹庐和帐幕，两者所指的建筑形式有所区别，但也有重叠之处。穹庐是指包括蒙古包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包式建筑的总称。帐幕则指以毡布和木质构件作为主要建筑元素的可移动式建筑。大型车庐直到蒙元时期才出现，并仅有将领才能使用。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载：蒙古人有“运载大帐幕的大型车辆”，整个帐幕“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车上室，可坐可卧。”其亲眼目睹蒙古用20头牛挽车的大帐幕车辆，直径近30尺。传统蒙古族帐幕包括蒙古包、帐篷与窝棚三种类型。在元代，蒙古文和汉文都未出现“蒙古包”一词，当时蒙古文以“格日”（ger）指后世被称为“蒙古包”建筑形式。蒙古包呈圆形尖顶，底部是用木杆交叉系结形成的菱形网状围壁，顶部是用许多木杆呈伞骨形围拢而成的锥形棚顶。四大结构为：哈那（即蒙古包围墙支架）、天窗（蒙语“陶脑”）、椽子（蒙语“乌尼”）和门。包门一律开向东或东南，既沿袭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古老传统，又可避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从文献记载来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吐谷浑、柔然、高车使用的“百子帐”具备了蒙古包的特征，和我们今天的蒙古包最为接近、最为相似。穹庐发展到百子帐阶段是建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百子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在城中的固定式永久建筑，城郭之中出现了屋宇和百子帐交错搭建的现象，“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南史》卷79《夷貘传下》），反映了鲜卑人定居的趋势；另一种是建在草原上的“行屋”，随畜群而迁徙。百子帐就是穹庐、毡帐，“古号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2）；“百子帐，即穹庐也”。（《梁书》卷54《诸夷传》；《南史》卷79《夷貘下》）

山西大同御昌家园小区出土的北魏墓毡帐模型

有学者认为：百子帐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穹庐。北魏政权经常用百子帐赏赐北方的柔然、高车。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就有“百子帐十八具”。西夏国（1038—1227）亦将百子帐视为珍品。1177年，西夏国王李仁孝将百头帐（即百子帐）作为礼物晋献给金朝以表修好之心。（《金史》卷134《西夏传》）

南齐永明十年（492）南齐使节出使北魏，北魏祭天仪式中供宴饮休息之处：“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南齐书》卷57《魏虏传》）繖即伞也。绳索交络、纽木枝枨，形制平圆，可张可合等，是毡帐最典型的特征。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院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乃胡风所染。于太和七年（833年）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所描述的就是百子帐。

近年来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画中，多有穹隆顶毡帐（即穹庐）的模型和画像。2000年，大同城东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了3件毡帐模型，均为泥质灰陶片捏制而成。2006年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墓群壁画宴饮图中，绘有大小不等的5顶毡帐。2006年，内蒙古博物院从四子王旗收集的3具彩绘木棺，所绘毡帐的风格均与大同出土的风格相近。特别是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釉陶毡帐模型，成为北魏民族融合的有力佐证。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云冈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昙曜五窟”，其椭圆平面穹隆顶形貌的窟形，却在南亚、中亚到中国新疆、甘肃地区皆无先例。“想来北魏时鲜卑拓跋族选用本民族传统居室穹庐的形貌，来创造佛的居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出土北魏2号基毡帐横场模型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汉文帝时期，北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在与汉使的论辩中说：“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漠，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新唐书》卷112《薛登传》）

《史记·匈奴列传》载：“岁正月，诸长会之于庭。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龙庭”就是游牧汗国可汗的大帐所在地，亦即汗国的“首都”，它是不断迁徙变动的。“龙庭”和“龙城”应是一个概念，唐朝诗人常用“龙城”来借喻游牧民族首领的所在地。因此，“龙城”不是一族一地的专用名词，应是各游牧民族游动的政治中心的代名词。而可汗的“穹庐”大帐既是游牧民族最高统治者的住所，又是全族最大的祭祀场所。

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不同民族不断更迭，不断重复进行“组合” “分解” “离散” “重组”，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毋宁是穹庐与城郭的对峙、毡帐与屋宇的交织。“可以驱穹庐於幕北，复汉唐之土宇。”（司马光：《言北边上殿札子》）辽人所创二元管理政治制度（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金、元都遵循，未有大的改变。

蒙古包

契丹皇帝的斡鲁朵、四时捺钵住的都是毡帐。斡鲁朵即宫卫制度，也称宫帐制。《辽史》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此制汉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王朝均未实行过，确属空前创举。“所谓斡鲁朵，就是皇帝或具有皇帝同等威望的皇室成员或皇帝特别恩宠的重臣的行宫。”

辽虽设有五京（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北京；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但这些都不是政治中心。大辽真正的政治中心是皇帝的四时“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以及随皇帝出动的“斡鲁朵”。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捺钵”。大约到圣宗时，四时捺钵才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正月上旬，契丹皇帝“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春捺钵为捕鹅钓鱼及接受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大臣议国政，遐日游猎；秋捺钵是狩猎，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大臣讨论政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四时捺钵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讳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而其中的渔猎活动，即以亲身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也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的习俗。

《木兰图卷之下营》局部

宫殿式蒙古包是古代蒙古皇帝（即可汗）或上层王公贵族居住、行政、设宴、会客、避暑等或为某种宗教礼仪而建造的大型蒙古包。据《蒙古秘史》载：这种宫殿式蒙古包被称为斡耳朵·格日、阿拉腾·斡耳朵等。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在游记中记载了贵由皇帝时期的宫殿式蒙古包：“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人们已经搭好了一个很大的紫色帆布（毛毡）帐篷。据我们认为，这个帐篷大可容纳两千多人，四周围有木板栅栏，木板上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失刺·斡耳朵的“顶棚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对它整个复以白毡。”《史集》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这种大帐“其中可容千人”，“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复有织物。”建造非常精致。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载，元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二十六日，《敕造上都综毛殿铺设》，“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从地毯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千人以上。而且，摆列铺设金银玉帛的桌子可达一百余张，里面如同殿宇般宏丽，金碧辉煌。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上都杂咏五首》描写道：“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揭示了这种帐篷高超的营造技术。柳贯《观失刺斡耳朵御宴回》对这座庞大的营帐做如此描绘：“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并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刺斡耳朵，深广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建造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蒙古包在所谓“康乾盛世”的应用达到了清宫礼仪中的顶峰。清宫蒙古包作为独特的建筑类型自成一体，在形制与类型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成为继元朝宫廷帐幕之后蒙古包建筑的又一典范。建设场所主要是京师宫苑（如中海、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文字记载与图像史料描绘了紫光阁、万树园等处大蒙古包组群的筵宴场景；圆明园“山高水长”作为清帝宴赏外藩蒙古王公的朝政仪式场所，搭建有7丈2尺的大蒙古包；乾隆寝宫含经堂南广场则建有梅花式蒙古包计5座，最大的直径8米，组合后最小南北总长度为20.16米，供皇帝修行和供佛。热河行宫内的万树园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最大的御幄蒙古包，直径达7丈2尺，是乾隆召见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外国使节的临时宫殿。清宫蒙古包成为清代宫廷与蒙古诸部、西藏及外国宗教、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满清帝国乃是一个两元的结构：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属于皇帝，皇帝经过内务府和理蕃院，管理皇室与这些部众的来往。皇帝经常在草原上的一些猎场与蒙古王公会猎。满清皇室与蒙古、西藏之间，是以朝贡与婚姻的方式，保持彼此间的密切关系。汉土的百姓是由帝国的政府进行统治，帝国的首都在北京；而满清皇帝与蒙藏的共同信仰是喇嘛教，在承德建有众多的喇嘛寺庙，象征满清和这些蒙藏部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承德可以说是帝国草原部分的首都。“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亦如纳兰性德的《如梦令》小词，穹庐的意象终归被中华文化所涵化。

《苑西凯宴图》局部

万树园赐宴图

“传播是一个文化趋同的过程，文化趋同的结果就是主体意识形态的成功构建。”穹庐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仰，还超越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也超越了历史。

参考资料：

1.杨福瑞，《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观念与毡帐文化》

2.于学斌，《蒙古包和古代穹庐的关系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3 月，第22卷第1期

3.杨泓，《探掘佛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2

4.刘学铫，《游牧文明与中华史：大辽王朝》，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

5.王仁湘，《了不起的彩陶》，《三联生活周刊》中读课程

6.额尔德木图、张鹏举、白丽燕、扎拉根巴雅尔，《清代宫苑中的穹庐——圆明园含经堂蒙古包研究》《建筑遗产》，2018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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