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世文编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认知

经世思想和学术,毫无疑问是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几十年来也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在这个庞大的主题下不断挖掘出新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而晚清这个阶段的经世之学,也算是诸多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晚清经世文编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认知

  经世思想和学术,毫无疑问是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几十年来也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在这个庞大的主题下不断挖掘出新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而晚清这个阶段的经世之学,也算是诸多研究中的一个焦点。根据目前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近代学术的转变中,西学的引入和冲击无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正如余英时所说:“晚清经世思想的兴起决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新发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来自中国本土。”[1] 自十八世纪晚期开始清朝不断凸现和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当时知识界在乾嘉考证空气处于鼎盛的情况下埋首考据,缺乏社会和道德关怀的现状,都是促发经世思想重新崛起的现实条件,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事论述。[2] 本文首先的一个目标即在于阐明晚清的经世学术如何与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大规模引入和接受联系起来。

  在各种有关经世思想和学术的文字材料中,“经世文编”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对象。这种文集的编撰向上最开始可以追溯到晚明时代编撰的《皇明经世文编》,而在清朝一般认为第一部较知名的经世文编是一七七六年由陆�d编撰出版的《切问斋文钞》。在这一文钞出版之后约半个世纪,魏源帮助贺长龄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并于一八二六年刊行,该文编在整个清代经世学术中被认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它的编撰时间尚在鸦片战争之前十几年,但它对晚清时代的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俞樾在为一八八八年葛士�F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作的序中称:“(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E,几于家有其书。”[3] 即在这一文编的影响下,在之后的七八十年间,光以“经世”,“经济”为名的文编就出现了十几种,而且其中大多数在编撰体例和分科上都与《皇朝经世文编》类似。 [附表]

  但就是对于这样大数量的一批材料,现有的挖掘是不够的,黄克武在十几年前认为对经世文编的研究“无疑地目前仍处于起步的阶段”,除了《皇朝经世文编》及之前的两种外,晚清“还有十几种经世文编,仍乏人问津”,而且,“虽然也有不少文章引用经世文编中的材料,不过多数是从事制度史的研究”,而相对的是“在这批为数高达三千多万字的史料中,包含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术、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复杂看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4] 在近些年来,笔者虽限于见闻,仍然觉得对晚清时代的这些经世文编其本身作为整体以及材料所反映的晚清学术、社会状况的分析,还是不够深入的。冯天瑜等著具有代表意义的《晚清经世实学》一书,只用了一节的篇幅大概介绍了这些经世文编,分析了它们各自编成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编撰和选取的特色。[5]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利用对晚清阶段有代表性的的诸种经世文编进行关注和探讨,将其与中国近代学术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晚清时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认知和接受,进行连接,从而试图将近代中国知识界应对现实问题与逐步认识西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不同时代编纂完成的经世文编,它们是否将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纳入到关注的视野之中,它们如何看待这些内容,如何将它与“经世”的编撰主题联系起来;更进一步的,它们如何将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在整个编撰体系中加以安排和定位。

  一.作为工具的“格致”

  无可否认的是,古代中国有一个很长的自然研究(Natural Studies)的传统,身处不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有着许多卓越的发现,并且,在将对自然的知识应用于实用的目的方面,也进行得相当有效。但是,近古以来,中国并没有独立发展出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以形成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就构成了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影响甚大的“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数量巨大,[6 ] 本文并不打算将着眼点放在中国自身的科技研究历史上,而是希望探索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断进入中国并传播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本土的知识界如何对其加以认知。

  一般意义上这一次来自欧洲的“西学东渐”是自16世纪末叶,也就是明朝末年开始的,以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大范围传教为重要标志。我们看到早在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时,就已经与当时的理学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知识观发生了联系,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阐述利玛窦的学问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而余乃亟传其小者”。[7] 这里,利氏的历法算学等等学问均被归于“象数之学”,其属于“格物穷理”的一支,这样,便与《大学》所构画的“格物致知”的理学认知图景联系起来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致”这一语词运用本身,其本身的工具意义不应被夸大,樊洪业在很早就已指出,所谓的格物穷理之学,并不就与西方科学相对应,它的提出,只是“从观念上搭了一座引渡西学的桥梁”而已,[8] 或者说,提供了一个西学进入中国的通道。

  通道的建立意味着空间的拓展,主体的认知体系并没有改变。在艾尔曼较近的一篇论文中,系统地分析了自宋代开始的儒士精英们对“格致学”以及“博物学”——“自然研究”的另一个替代性概念——的研究以及这部分知识在科举系统甚或整个知识界的地位。[9] 我们看到,明代以来传教士们对西方天文历算,舆地医学等等科学的引介,只不过被认为是对中国自身的自然研究进行的一些补充,而同时,这部分知识的地位,就像其被看作的“术技”两字所暗示的意味一样,具有相当大的边缘性。我们在清代中叶编成的《四库全书》对知识的编排中可以看到,与传教士们传播有关的知识中,医学,天文算法,术数等都归在“子部”之下,而年代学内容和地理等列入“史部”。更重要的是,如艾尔曼所言,“在宋朝及宋朝之后的儒士精英中,‘格致’似乎是对知识自身积累的最普遍的认识论框架”。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格致”之学所蕴含的范围要大于所谓的“近代科学”,而包含了各种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和认识,基本上与早期欧洲运用的Scientia 相近。[10]

  这种情况到了晚清时代便开始发生了改变,从外表看,自康熙末年以来基本上中断输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又更加大规模的进入知识界的视野。构成这种现象的关键条件是国朝学术自身的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在知识界又重新兴起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经世实学也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与参与,而进入四十年代经历了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后,经世学术更是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1]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进入经世实学的关注领域,同样依靠的是“格物致知”这一工具,在一八六一年撰成的《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冯桂芬有一段著名的话:

  “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又有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12]

  在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恭亲王等奏请于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来,必有成效。”[13]

  我们知道,西方的近代科学早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纳入“格致之学”的范围之内,到这一阶段更是被承认其普遍“皆得格物至理”。而且,如同上引的奏折中对西学中的“道”和“艺”作的区分所表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也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但作为中国本土学术的“格致之学”,到了这个时期尤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与经世思潮和经世实学联系了起来。这个过程的发生恰恰是由西方近代科学所推动的,正是因为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等等学问具有其实用价值,西人“船坚炮厉”的背后与算学重学的精密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使得自然研究本身作为“学”的意义凸现出来了。如此,同光时代“格致之学”在勃兴的同时,决不仅仅只是由对自然本身类似“博物”的认识兴趣所带动,更是和经世致用,进而自强求富等等目标相联系,成为经世实学的重要部分。汪晖曾敏锐地指出,近代的“格致”能被用来译述science或natural philosophy,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一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其用法已渐渐脱离理学的范畴”。[14] 它的功用超出了仅仅作为一个认识途径的特征而愈发彰显,以“格致”为名的学堂,书院,编著,科目的涌现更表现了它在清代知识生活中的地位发生的变化。[15] 当然,与此同时,“格致”一词本身的内涵及其运用反而愈发复杂而含混,这一点以下的论述将有所涉及。

  二.维新运动之前的续编

  接下来我们考察晚清时代出现的经世文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知。由于《皇朝经世文编》以及它的几种续编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世文编的编撰出版一时间也带上了商人牟利的色彩,连公认在编撰上有创新的葛士�F《皇朝经世文续编》,都被缪荃孙直斥其作者“而有志在渔利,故草率若此”,[16] 各种文编,甚或同一文编各个部分之质量参差不齐可见一斑。因而,我们将主要选取相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诸种补编,续编和新编进行论述。在时间上我们以维新变法运动前期为界,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考察。

  一八二六年魏源帮助贺长龄编辑成《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清道光年间及之前的254个作者的总计两千多篇文章,它在分类上比以前的那些文编文钞也更加的成熟,将所有文章分成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大纲,八纲之下再分出六十五个小目,可以看出,这样的分目体现出编者将经世之学设想为“学术-治体-治法”三个基本部分的用心,将“学术”置于最先的地位,而“治法”部分就是较实际的六部行政。刘广京认为《皇朝经世文编》“视经世之学为一门学术,足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17] 从其后的历史看,它不光创制了一套体例,还确立了一种“经世之学”的典范,所发挥的影响勿庸置疑。但是,由于其编撰的时代之限,其讨论的依然是传统的学术命题,援引的基本上是传统的治世经验,以希望其发挥现实的“资鉴”效力。它收录的文章基本没有涉及近代自然科学的,魏源更是在文编的《五例》之“审取”一条中表明了他的态度:“星历掌之专官律吕,柢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祥也”。[18]

  这种情况在隔了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没有太多变化,足可见传统惯性之强。一八八一年饶玉成编成刊行了最早的一种《皇朝经世文续编》,基本的体例和选编文章的趣味和《皇朝经世文编》没有太大区别,补选了一些道光之前和道光至光绪初年的文章。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倡导,并逐步扩大其影响的“洋务“运动,也在处于该时代的作者身上得到了反映。在该文编的《例言》中有一条说:“洋务为千古创局,前编略而不祥,近日有志经世之士,类皆于此力肆讲求,兹编于臣工之奏章,私家之著述,凡有涉海防、通商事宜皆为采入,冀为留心时务者之一助。”[19] 出于这个原则,在该文编“兵政”纲的“海防”目之下,编者选取了李鸿章,郭嵩焘等的一些论海防洋务文章,但也只是仅限于此,整个文编的纲目没有变化,进入编者视野的文章依然热衷于传统学术话题。我们只在“学术”纲的“法语”目下发现方�F颐的《数论》,在“学术”纲的“原学”目下有李元度的《格物说》,但这两篇文章基本属于讨论理学内部的问题,前者探讨“数”与“理”的关系问题,后者探求程朱的“格物”说与古典儒家的“六艺”等的关系,都与西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联系。

  变化出现在由葛士�F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之中,这个文编出版于1888年,共120卷。文编首先就打破了原有的八纲体例,增设了“洋务”一纲。作者葛士�F字子源,上海人,出生于一八四五年,在于鬯为这个文编做的跋中提到:“(葛)与同志诸子日夕讨究,好谈经济,不屑屑为章句训诂之学”。[20] 尤其是葛士�F又生活在上海这个西学传播的前沿,他自己在解释编撰文编的原因时说:“善化贺氏经世文编成于光绪丙戌,迄今六十余年,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 [21] 但他并不希望只仅仅做一个单纯补充文献的工作。也许俞樾为文编作的序中的话更全面地反映他的想法:

  “近年风会日辟,事变益繁。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设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路,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且宽其格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22]

  这里很全面地交代了时代的变化和知识分子关注范围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在这里是将“中西算学”的内容和文编的“文学”一目联系起来的(当然这里的文学之内涵不同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而编者的想法和俞樾也是相同的,他在“学术”纲的“文学”目后附了“算学”的部分。葛士�F自己对这一部分的解释是这样的:

  “《贺编》学术文学类于经子史学大纲暨诸儒论文,采取略备,而仍不及算学,殆例言所谓务非当急,人难尽通者欤。然天文乐律实古圣治法之本原,而制器测地尤近今经纶之要务,非可以一艺目之,况其致用尚不止此。闭而莫载,遗憾实多。蒙未习畴人术,不能妄有选辑,吾宗湘乡心水氏从事此学二十余年,别辑各篇,辱以见贻,析为三卷,附列文学类,备学者观览。”[23]

  葛氏对贺编的批评其实可以看作是为自己的文编安排奠定正当性的尝试,尤其是他强调所提到的自然科学的部分不能用“艺”去衡量,在学术分科思想上是很重要的转变。葛编的“文学”目只有一卷,而所附的“算学”却有三卷,一共收了中西著述家的四十六篇文章。既有道咸年间的,也有同光时期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的,较全面地展示了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但是,葛士�F的思想眼界尽管相对趋新,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一定程度,他所收的文章总称为“算学”,其中混杂而无所不包,比如有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分别为《谈天》所作的序文这样的天文学论文,而涉及地理的有沈善蒸的《论海洋深浅之理》,金楷理的《翻译航海通书原本》,贾步纬的《航海通书改率说》等。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顾观光所撰的《静重学记》,《动重学记》,《流质重学记》和《天重学记》四篇关于“重学”(即现在意义上的力学Mechanics)内容的论述。[24]一方面这体现了葛氏本身的了解也有限,撇开观念上的新旧不言,其遭到别的学者的批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倾向于将学术看为一个整体,且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进行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这种思维对近代科学——作为“分科”之学而进行专门研究——的传播就构成了一种阻碍。[25]

  从时间上看,接着葛士�F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之后的是盛康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该文编共有120卷,其所收文章的量很大,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与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相同,同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大纲,但盛康也意识到了时代和形势的变化,纲下设的目略有变化,比如在“学术”纲的最开始增设了“圣学”一目。但增改的各目内容基本和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关系。一般认为盛编的最后刊刻时间是在1897年,实际上盛编开始纂辑的时间并不晚于葛编,在葛编的《例言》中提到:“(贺编后)东乡饶氏,阳湖盛氏皆有赓续,饶编出于光绪壬午,盛编迄今未出”。[26] 说明葛士�F在编辑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盛康的纂辑工作。关于这个续编的纂辑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根据尚小明对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的纂辑和成书进行的系统考证的结论,“盛编”从纲目的确定到大部分的纂辑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缪荃孙完成的,而且,由《艺风老人日记》看,缪氏的大部分工作在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已经完成,之后由另一位学者汪洵作了后期的纂辑和删订,增补与校勘工作。尚文更指出,“盛编正文实际刻竣已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也就是1898年了。[27]

  我们看到,盛编在差不多同时代——也就是戊戌前后——刊刻出的经世文编中可以说是最为保守的一种,在文章的选择上固守传统学术的门庭,在校勘编印等方面都是极为精审。缪荃孙本人在看过葛士�F的文编后在日记中说:“(葛编)以算学入西学,以中西条约入洋务,均不可解。”[28] 可见其对将算学视为“学术”的一个部分是不认同的,而盛编中也没有收中西算学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盛编与贺编最为相似,作为其续集是最合适的。更进一步的说,上面提到的对盛编纂辑过程的考察是极富意义的,学术观念上的保守是一面,现实情况中因为盛编大部分的编纂工作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所以九十年代的大量西学传播和变法主张未落到编者的视野之中也是可以想象的。大致上我们可以将盛编与葛编看成同时代的续编。

  三.维新运动时期及其后的续编

  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清朝知识界的气氛逐渐发生变化,危机意识开始增强。伴随着政治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和逐步推进,西学的传播也进入一个相对高涨的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经世文编也普遍体现出新的特点。

  根据编者所说,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的编辑工作开始于丙申(1896)之春,而编成于次年二月,共80卷。[29] 虽然已有的研究如黄克武的文章和《晚清经世实学》都将该文编的刊行年代定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但笔者所见为光绪壬寅年(1902年)印本,且该例言的最后题有“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三月”,可见编者所言成书时间不确,至早应在1898年。*** 同时俞樾又为这个文编作序,提到了在葛编之后,“而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割地偿款,几类形成移步换形局”。[30] 明确揭示了这一文编编辑的时代背景。陈本人更是直陈心声:“我中国贫弱已久,附庸之国既尽,台澎又见割矣……假使欲图富强,非师泰西治法,不能挽回”。[31]

  时代的变化也伴随着对西学认知的变化。陈忠倚的《三编》在“学术”纲第一目“原学”之中,基本所收的都是与西学相关或要求开办西学学堂的文章,其中还第一次收了维新派康有为的《强学会后叙》,梁启超的《西学提要总叙》两文。更重要的是,陈对“学术”这一纲进行了较大的改变,相比于贺长龄的《文编》和葛士�F的《续编》,陈的《三编》删去了原有的“儒行”,“文学”,“师友”三目,增设了“测算”,“格致”,“化学”三目,并在“广论”这一目下附了“医理”的内容。这几目的内容从卷七到卷十二,共有七卷的篇幅,可以看到,编者已经认识近代自然科学内容显然不能仅仅以“文学”的一部分来包容。因而不但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明显增多,而且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区分比葛编也要更细一些,反映了西学的传播进程中知识界认识的逐步丰富与全面。

  值得注意的是《三编》“学术”纲下的“格致”目。这一目分成上下两卷,作者所收的文章基本没有涉及具体的自然科学问题的,而几乎全是围绕“格致之学”和“格致之理”的,话题基本集中在强调学习“格致之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认知广泛意义上的中西“格致”的异同。文章的作者有李鸿章,李提摩太,王仁俊,葛道殷,钟天纬,王佐才等人。这种将“格致”单独分目不讨论具体的近代科技内容而收录关于“格致”义理文章的编排反映了甲午至戊戌时期的学术界特有的在面对西学时的注意焦点。也构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学术观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汪晖曾指出,“格致”这个词在近代的用法“包括狭广二义,狭义指各类自然科学,有时则单指物理学,广义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整体,这种区别来源于判定的标准。”[32] 他对各个不同时代“格致”一词的内涵之辨析很精细,我们认为,自1876年麦华陀徐寿等创办格致书院,同年傅兰雅创刊《格致汇编》,至1896年王仁俊编撰成《格致古微》及稍后的《格致菁华录》,从这些均以“格致”命名以及其包含的内容之庞杂来看,“格致”实际上在戊戌前的清朝知识生活中更多的扮演了一个话题的角色,其为各种心态背景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中西学术的讨论中提供了一个平台。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编这一部分所收文章的来源。事实上,在戊戌前的清朝知识界,西学传播的源头并不很丰富,例如上海的格致书院,就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清经世文编中收取格致书院自1886年开始举办的命题课艺的文章,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熊月之先生早已经注意到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储桂山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和求自强斋的《皇朝经济文编》中收录了大量格致书院课艺的论文,[33] 根据笔者的考察,晚清的经世文编中最早出现格致书院课艺的,是在1888年葛士�F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中第一百零三卷“洋务”纲“洋务通论下”一目中所收的钟天纬《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一文,该文题后边还有“格致书院课艺代作”的小字,这篇文章应该是应答格致书院丙戌年(1886)冬季龚照瑗所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之命题的,后来在选出历届优胜答卷进行刊刻的时候,在这一题目选了王佐才,张涵中和秦锡田的答卷,其中署名王佐才的文章与该文完全相同。——(已有学者指出课艺中署名“王佐才”的文章系钟天纬所作,但关于王佐才是否确有其人似尚未有定论,因而本文中仍然将两个署名的文章分列,见王扬宗《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和王扬宗,熊月之《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再讨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1997年第1期)

  在1897年编成的《三编》中,应该说是第一次大量收录有关“格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课艺。这一点为后来的文编所效仿。根据比对,该文编“学术”一纲涉及到西学部分收录的文章,很多就来源于格致书院的答卷。“格致”目上卷收的葛道殷《中西格致本原论》文,系丁亥年(1887)春季许星台命题“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的优胜答卷。“格致”目下卷所收的文章中,署名王佐才的《中西格致源流论》和钟天纬的《格致说》两文是己丑年(1889)春季李鸿章命题“中西格致之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学说源流”的优胜答卷,而车善呈的《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是己丑年(1889)春季同名命题的答卷。这几篇关于“格致”话题的论文条理清晰,对西学的局部乃至整体的认识在该时代属于相当高的水平。

  同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格致”这一目中,在《三编》“学术”纲“广论下附医理”目中,朱昌鼎的《格致公例》是1890年春季题“论事物各有消长,试求其正变公例”的答卷,杨毓��的《中外刑律辨》是1893年夏季题“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的答卷,许克勤的《中西医理孰长论》是1892年秋季题“中西医理孰长”的答卷,李经邦的《泰西医术何�P视中东医理优劣论》和许克勤的《泰西医学源流》都是1893年夏季题“西医源流及中西医比较”的答卷。“学术”纲“测算中”目里,朱正元的《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是1891年春季题答卷,胡永吉的《潮汐应月说》和陶师韩的《潮汐论》是1891年秋季题答卷。“学术”纲的“测算下”目中,朱正元的《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是1891年春季题答卷,许克勤的《杨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说》是1892年春季题答卷,杨毓��的《风性表说》是1892年春季题答卷,叶瀚的《以月离测经度解》是1893年春季题答卷。在“学术”纲的“化学”目下,杨毓��的《中外化学名物异同考》和《问锻炼金质试验�F度而电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阴一阳方能生电说》都是1890年春季题答卷,而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和陶师韩的《物体本原》是1891年秋季题答卷。[34]

  以上我们罗列了《三编》“学术”纲所收的文章中出自格致书院课艺的篇目。应该说陈忠倚的《三编》在晚清各种经世文编之中,在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认知这点上是有着关键性的地位的,为研究维新运动时期的西学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文编“学术”部中所收的这些关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文章在近代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是极富代表性的,有些也为后来的文编所收录。

  在戊戌之后的1902年,何良栋编成并刊行了《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虽然编者编撰上不忘显示出传承之意,在该编的陈邦瑞序,“自序”和“凡例”中,都提到了《文编》,《二编》,《三编》等,何自己也说,“此编采辑,悉遵初二三编分门别类,不敢稍有歧异,以符体例。”[35]但实际上编排中尽管大的几纲依照旧例,细目上仍然有很多变化。编者此言可能是针对1898年的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以及同时的其他文编,它们完全打破了旧有的纲目。到戊戌后世纪初这一时代,“国家讲求西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36] 几句话描绘出当时国内知识界的气氛,也隐约透露出编者借此以牟利的意图。

  何在例言中明确提出:“考据格致之学,必须凿凿有据,确有至理者,方能启迪后学。若语涉模棱,辞近两可者,概不择录”,从另一面也反映出其选文材料的增多。何编在“学术”一纲的下面增设了更多的细目,与《三编》及前面的文编相比又多了“天学”、“地学”、“声学”、“光学”、“电学”、“重学”、“气学”、“身学”、“医学”等目,看起来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分目细致了很多,但具体考察起来,这些分目之下所收的文章基本上都很少,只不过搭成了很多框架,其中内容显得很单薄。何的《四编》是晚清经世文编中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内容分目最细的一种。这也显示了在庚辛年间,新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对自然科学的分科尚未为人接受的时代一般学者的分科态度。

  四.戊戌年及以后的经世文新编

  梁启超在1895年给夏曾佑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他有计划编辑《经世文新编》,希望“以新法新义移易旧重心”,在文章的选择上“其实以我辈文字为主”。同年给汪康年的两次信中梁也提到要汪帮助他收集文章以收入《新编》。[37] 但梁启超自己在其后这两年中“卒卒未暇,未之作也”,1898年梁的朋友,麦孟华的弟弟麦仲华编成刊印了《皇朝经世文新编》。梁在给该文编作的序言中说:“吾友麦君曼宣过海上,出其经世文新编相示,某已读竟,乃喟然叹曰,其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中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38] 可见对同是康门弟子的麦所辑的《新编》,梁启超是持认同之态度的,也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编辑计划。

  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共33卷,完全打破了《皇朝经世文编》以来的编纂纲目体系,而是将所有文章直接分成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等二十一门编排,着意体现其“新”的特色。麦编另一很合梁启超意的特点是收入了大量维新派关于变法和新学的言论,据有的学者统计仅康梁两人的文章便达到80余篇。[39]

  通过麦仲华对原有体例的改变,早先的经世文编首先探讨“学术”诸问题的格局不复存在,这类文章在全书中的地位和所占的比例有了变化,有关西学的内容在这里基本被安排到“学校”和“学术”两门之中。在维新派的认知中,为了应对八九十年代以来不断危急的局面,经世之学彻底地以“致用”为核心导向,许多传统学术内容自此开始退出了各类经世文编的视野,在《皇朝经世文新编》的“学术”门中,基本上没有涉及传统学术的内容,上卷除美国人悭利士比威廉《天学新理》文外,基本是中国学者论述“格致新学”的文章,其中收有华蘅芳一组九篇算学论文。下卷除阙名外作者全部是西方人,涉及的有力学、光学、化学、生理学等较具体的内容。

  有关新学的推广和科举的改革一直是康门弟子较为关心的内容,[40] 《新编》特别设“学校”一门以言此。在“学校”门上卷所收的多为各部和官员推广新学,开办新学堂的奏章,而在“学校”门下卷中收录较具体论述新学的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尽编者之眼界,并不完全以“学校”为界,其中仍然收有一组论“格致”的文章,作者有李提摩太,李鸿章,彭瑞熙,葛道殷,王仁俊,共八篇,但并无太新内容,与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学术”纲“格致”目上卷的全部选文一模一样,连次序都无不同。只不过《三编》收录的《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和《格致数目说略》两文未有署名,而《新编》中均署名李提摩太。

  在维新运动时期,对“西学”的认知中自然科学处在一个很独特的地位,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将译书分为学,政,教三类,而“学”一类下有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基本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而到了维新运动之后,相比甲午之前,西学通过日本的转口输入中国,成为一个日益显著的现象,其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学者一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译日文书籍,“最大特点是社会科学,史地书籍分量加大,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分量减少”。[41] 这也反映了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中国知识界关注对象的转移和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的要求。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输入的不断积累,中国知识界对学术,特别是对学术分科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从政治上看,戊戌之后局部社会动荡,对外局势一度陷入危急状态。而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经世文编”的编辑却进入了一个高潮,同年之中就有好几部文编问世。尽管这时的文编编辑者很少提到《皇朝经世文新编》或对其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的是,当《新编》首先改变原有诸经世文编的纲目体系之后,后来的文编在分目上便不拘于陈规而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在编成于1901年的文编中,求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在《皇朝经世文编》基础上增加了“西政”一纲,共九纲,但有123目,子目增加了许多。而宜今室主人编成的《皇朝经济文新编》则受《皇朝经世文新编》影响,将所有文章直接分为二十五门,该文编序中称“宜今室主人特辑经济文新编,专以讲求经济为宗旨”,[42] 编辑中甚至将“学术”一门完全删去。更值得注意的是邵之棠辑的《皇朝经世文统编》107卷,尽管宜今室主人的文编序中也提到“今者钦奉明诏举行经济特科以求人才”,[43] 但邵编干脆引入1901年慈禧诏令开设的经济特科的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六目再加上文教,舆地而组成八部分辑文章,“无可专属者”另设通论,杂著两门。邵编名为“统编”,实际上就是将在其之前的经世文编所收录的文章中进行选择并安排进新的编撰体系中。该编在“格物”部下设格致、算学、天文、地学、医学五目,大部分文章在陈忠倚的《三编》和麦仲华的《新编》,甚至在葛编中都已经收过。编者对西学的认识也还是有限,这一部分的分目既不像何良栋的《四编》那般细致,就只好将电学,光学等等内容统统编入“格致”目中,与论述“格致中西同源”之类文章安排在一起,而那几篇顾观光的“重学”论文依然编在“算学”目下。

  到了1902年,在阙铸辑的《皇朝新政文编》26卷(又名《皇朝经世文五编》)中也分成二十五门,但是具体各门的名称与宜今室主人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并不相同。其中第一门的名称是“政治”,这是晚清经世文编中第一次出现以“政治”为名的纲目。另外它还是保留了“学术”一门。而在同年由求是斋校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五集》,更是分出了四十五目,编者在例言里明言:“是编取近来中西名人新著言西事之书,为《富国策》,《富强策》,《庸书》,《危言》等书二十余种,并各国日报论说,采摭奏议策论,以及算学舆地”,[44] 细阅之编者尤以选取陈炽的《庸书》和汤寿潜的《危言》两书篇章编入各目为最多。各目中涉及近代自然科学的有学术、天文、电学、解释、算学等,其中选文依然混杂,“天文电学”一卷中不仅收入了《西医》,更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格致》,《格致源流说》之类论文。

  这些后来的经世文编,尽管在编排上变化丰富,但就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认知这一点而言依然与维新时期相差无几,内容分目的细致甚至都比不上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也还依然收有诸如中西格致之类主题的文章。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之关注经世,已并不仅仅将眼光集中在与“船坚炮利”相关的近代自然科学之上了,而有了从“器物”到“体制”的深化。有的文编,诸如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和宜今室主人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根本就没有纯“学术”的内容,而更关注于现代“行政”意义上的实践技巧,与早先的“经世实学”已经有些差异了。在传统学术内容彻底退场之后,近代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各种经世需要了。1898年陈忠倚就曾在“例言”中提出将电学归入“学术”还是“兵政工政”的难处,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五.结语

  以上大致勾勒了近代自然科学在晚清诸种经世文编中所占地位的变化。我的论述始终倾向于以当下的眼光来界定“自然科学”所蕴含的意义,始终关注论述的对象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正如这些考察所表明的,这些经世文编的编者基本都没有自觉的关于“科学”的意识,也不是研究所谓“格致诸学”的专门学者,即使是身处20世纪初的编者,也依然服从“中体西用”的想法,带着传统“学治不分”的理念。但是,这些不同的文编,相互之间都有差异,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各人理解的多样。而这些变化,正是包含了后来新局面之产生的可能。

  首先刺激自然科学研究在近代中国被注意的,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它进入经世文编编纂的视野,正是由于其被认为与当时的经世致用主题——抵御外侮之船坚炮利——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它开始获得了“理”的支撑和“学”的地位,而摆脱了一直以来被归于“术技”的不为人重视的地位。然而,在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各类新学的传播中,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动荡,有知识的士人中对时局的认知逐步多样。“经世”本身,逐步摆脱了原有的规范性意义而发展成一个开放的议题,而其中的“学”之部分,也逐渐被“致用”的导向所清理。

  然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决不会简单的仅与功利目的有联系,晚清时代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外知识人中,都不乏专以研究为目的的学者。本文的写作,仅旨在以经世文编与经世学术为分析对象,提供一个历史的侧面。

  注释:

  [1]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于氏著《中国思想的现代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见248页
  [2]最全面的研究参考《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所收诸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4年台北出版。
  [3]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2年。
  [4]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1986年9月。
  [5]冯天瑜,黄长义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6]可参考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徐光启集》上册,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晚清时代经世文编一览表
  
  名称 编者 卷数 刊行年代
  《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 贺长龄 120 道光七年1827
  《皇朝经世文编补》 张鹏飞 58 道光廿九年 1849
  《皇朝经世文续编》 饶玉成 104 光绪七年1881
  《皇朝经世文续编》 管窥居士 120 光绪十四年1888
  《皇朝经世文续编》 葛士�F 120 光绪十四年1888
  《时务经世分类文编》 求是斋主人 32 光绪廿三年1897
  《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
  又名《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务
  洋务》 甘 韩 48 光绪廿三年1897
  《皇朝经世文续编》 盛 康 120 光绪廿四年1898*
  《皇朝经世文三编》 陈忠倚 80 光绪廿四年1898*
  《皇朝经世文新编》 麦仲华 21 光绪廿四年1898
  《皇朝经济文编》 求自强斋主人 128 光绪廿七年1901
  《皇朝经济文新编》 宜今室主人 61 光绪廿七年1901
  《皇朝经世文统编》 邵之棠 107 光绪廿七年1901
  《皇朝经世文统编》
  又名《增辑皇朝经世文统编》 阙名 120 光绪廿七年1901
  《皇朝经世文四编》 何良栋 52 光绪廿八年1902
  《皇朝经世文编五集》 求是斋 32 光绪廿八年1902
  《皇朝新政文编》
  又名《皇朝经世文五编》 阙铸 26 光绪廿八年1902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 甘韩 杨凤藻 21 光绪廿八年1902
  《皇朝经世文续新编》 储桂山 20 光绪廿八年1902
  《皇朝畜艾文编》 于宝轩 80 光绪廿九年1903
  
  (本表据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文中的表制作,有*处的年代有所修改,文见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1986年9月。)
  
  [8]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9)Benjamin A.Elman “From Pre-modern Chinese Natural Studies To Modern Science in China”,中译文见《中国学术》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
  10)可参考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对“格致”与“科学”概念的溯源,见《汪晖自选集》2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参见丁伟志等著《中西体用之间》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冯桂芬《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13)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页,中华书局1979年
  14)见《汪晖自选集》219页
  15)参考《晚清经世实学》第七章
  16)28)见《艺风老人日记》戊子八月十五日,转引自尚小明《清代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探考》,《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二期
  17)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册上
  18)《皇朝经世文编•五例》,文海出版社。
  19)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文海出版社。
  20)于鬯《皇朝经世文续编•跋》文海出版社。
  21)23)26)葛士�F《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文海出版社。
  22)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
  24)关于近代对“重学”的翻译和理解,见Iwo Amelung “Weights and Forces: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Mechan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Michael Lackner, Iwo Amlung, Joachim Kurtz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 pp. 197-232
  25)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见《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4,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参见上引尚小明文。
  29)31)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例言》,文海出版社。
  30)俞樾《皇朝经世文三编序》
  ***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汉籍电子文献“清代经世文编”资料库将《皇朝经世文三编》的成书时间定在1898年,见www.ascc.net/ftms-bin/ftmsw3
  32)见《汪晖自选集》220页。
  3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72-3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这系列比对参考有 [1]《格致书院课艺》,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印本,
  [2] 熊月之《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与《格致书院课艺超等特等一等获奖者部分名录》,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73页和387页,
  [3]《上海格致书院特课季课题称表》,见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5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 尚智丛《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D�D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及文后的附表,《清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
  关于各季课艺的题目这里从简,全名请参考上引熊月之书。
  35)《皇朝经世文四编•例言》
  36)《皇朝经世文四编•序》
  37)《梁启超年谱长编》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8)《皇朝经世文新编序》,收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9)《晚清经世实学》第572页
  40)该问题的论述与此文无关,这里不涉及。具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维新时期一组文章《变法通议》中这类论文的数量以及关注的问题。
  41)《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1页
  42)43)《皇朝经济文新编•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九辑,文海出版社
  44)《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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