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世界观的重组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上都带有近代意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对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也是深刻的,所谓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

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世界观的重组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上都带有近代意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对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也是深刻的,所谓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首当其冲,他耳中梦中,看到的是“海水沸腾”,听到的是“炮声隆隆”,强有力地改变着他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世界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思想结构的震荡与重组,它至少包括三个思想层次,即时代变革意识、世界竞争意识和民族学习意识。

  时代变革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的创业史上,历代不乏改革者的足迹。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弃旧图新的变革追求。但这些变革无一不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内部调适,而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革则是模仿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外向型的嬗变。这是两种形式内容性质完全不同的变革。康有为是从旧学营垒走来的读书人,被人称为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康有为生逢大地交通开放,欧风美雨驰而东来之际;甲午战争的炮火轰击着中华帝国古老的躯体,新思想在升华,旧躯壳在蜕变,他上下求索,脱胎换骨,终于在甲午战争后完成了世界观的重组,像同时代其他先进分子一样,从末代封建士大夫的僵蛹里幻化出资产阶级最初的蛾蝶。康有为转化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代言人。
 
  康有为时代变革思想的直接动因是反对外国侵略。甲午战争失败直接引发的变革诉求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爱国愿望。由他执笔的《公车上书》一开头就急切地说:“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74页)从此以后,反对割让台湾的声音,响彻于康氏的奏折、诗歌、文章和讲演中,反复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申明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对内认为台湾一割,不仅丧失了祖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意志,破坏自尊,丧失民心,中国势将土崩瓦解,他痛斥清政府“割地以保都畿”论的愚不可及,指出“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同上书,第75页)对外认为台湾一割,各国纷纷效尤,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接踵而至。他忧心忡忡地说:“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同上书,第76页)有些学者只看到康有为奏折中“思戴本朝”讴歌光绪皇帝的时代语境,进而抹杀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张扬,是不公正的片面之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有为是甲午战争期间反对日本割占台湾最激烈的爱国者,也是认识割让台湾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最深刻的学者之一。果然,不到3年,康有为的预言就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所证实。康有为长孙康保延先生说:“甲午战争期间,康有为是坚决反对割让台湾,力主祖国统一的领袖人物,台湾有识之士,把康有为奉为反割台的先锋。”(康保延:《探索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中外杂志》2000年7月号第111页)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刊之论。

  从总体上说,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思想是循序渐进的哲学,这是指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他揭示的社会历史进化路线图是,从据乱世(封建君主时代)经过升平世(君民共主时代)再到太平世(民众主政时代),而且坚定不移地认为这种社会进化规律不可超跃,如果超跃了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时代,则必然招致天下大乱国破家亡,被人称为这是康氏“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保守主义”。其实,康有为这种社会“循序渐进”论并非一无是处。孔子说:“欲速则不达。”斯宾塞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东西方的先哲都承认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过程性。康有为振振有词地说:“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 (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不忍》杂志第二册,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3月出版)康有为运用自然辩证法印证社会进化观的方法论,是当时维新言论家观察社会的世界观底线。有人用“大跃进”的哲学批评康有为的“循序渐进”论,显然背离了甲午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尽管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思想是主张“循序渐进”到君民共主时代,也不啻是对君主专制的有力否定,有人称之为这是一种“非暴力思想革命”,也不失为“成一家之言”。

  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思想既是“循序渐进”的哲学,又是“全变”的哲学。他认为甲午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变局,只进行枝枝节节的改革已无法救亡图存,因而必须进行全面性的改革,甚至是重起炉灶“再立堂构”的制度性的改革。他高度概括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211页)康有为批评说,洋务运动惨淡经营30年,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而不可谓之变政。这一类的洋务新政虽含有变事御侮的意愿,但这些变化只是皮毛的数量的变化,还没有深入到时代变革要求的本质和全体中去。

  什么是时代变革的全局和中枢呢?康有为认为就是把封建君主制改变为君主立宪制,这就是康有为时代变革的主题和全局。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系,认为中国的洋务派是“小变”,日本的维新派实行君宪制才是“全变”。他说?押“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本,卷七按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有为看到了中日甲午之役,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打败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由此可见,他当面对光绪帝说:“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这不是康有为热昏的胡话,而是对封建制度愚昧落后的清醒思考与尖锐的批判。所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1300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的时代改革方案,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思想共识,受到了一切爱国者的欢迎,并发展成一种维新变法的时代潮流。当年为《公车上书》作序的袁祖志写道:“正赖此礼闱一试,集千百余人,成此万千余言,虽未及挽回和局之失,而使五洲万国天下后世咸不得谓秦无人,则此一书也,其关系固浅鲜耶?”(袁祖志:《公车上书记序》,见《公车上书记》,上海石印书局,1895年版,第1页)刘锡爵、斐如甫在另一篇序言中发挥说:“此书传之外邦,知中国之尊崇圣教,人心固结,上虽易与,而下则众志成城,未易囊括,且利病所在,�t如指掌,鼎新革故,井井有条。诚如此,中国必骤然而起,勃然而兴,纵横天下尚且不难,何患乎外侮之侵寻不已哉?”(刘锡爵、斐如甫:《公车上书记序》,见《公车上书记》,上海石印书局,1895年版,第2页)中国人从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中看到了爱国的凝聚力和民族复兴的一线希望。

  世界竞争意识是一个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武器。但是,要参与世界竞争首先要认清当时的世界形势。中日甲午战争较量的结果,日本以弹丸岛国打败了中华泱泱大国,竞争的海洋意识击溃了守成的大陆意识,使康有为悟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在炮械军兵,而在思想观念的落后。长期以来,中国统治阶级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认为“我中国大朝一统,文教最严,环吾四面者,皆朝鲜、安南之属,可鞭捶而臣妾之,故自尊胜而无与比,安怠傲而不求进。”(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见故宫博物院藏《列国政要比较表》卷首)甲午战争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从中国看世界又从世界看中国的双重视角,表明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即认为当时的世界已进入诸国并立的时代,而非闭关自守的时代;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列国竞争的时代,而非一统垂裳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所谓“开创”则必须更新百度,所谓“守成”则必然率由旧章,他痛切指陈:“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85页)康有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一种清醒的世界竞争意识,分析国际形势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引出了他改造中国政治格局和中国传统思想框架的结论。

  其次,要参与世界竞争,还必须给自己的国家准确定位和摆正自己的心态。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备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与侮辱,一方面滋长了民族的排外心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表明这时还不具备全民族广泛的历史反省的条件。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促使康有为认识到这两种心态的片面性和不可取,他坦然承认:“我中国地大物博,今亦仅为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三,非复一统之世,为列国并立矣。”(康有为:《各国比较地数表》按语,见故宫博物院藏《列国政要比较表》)这说明在康有为的世界观中已屏弃了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狭隘心理,力图以世界众多民族和各种文化平等的一员的观念来界定自我,从而突破了自古以来“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的思想藩篱。他进一步提出:“以万国既通,则我旧日闭关自大,但为孤立一隅之见,其政治学识亦为一隅之见,而自以为天下一统,无与比较,必致偷安怠惰,国威衰微也。既知万国并立,则不得谓人为夷,而交际宜讲,当用彼此通流之法。”康有为反对中国以“地大物博”自矜,不得称外国为“夷狄”,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甲午生死血战之后的心得与自省。

  在参与世界竞争的过程中,既要反对妄自尊大,也要反对自贱自卑。康有为在与友人辩论中外人才高下优劣时,批评了那种认为外国人“专而巧”,中国人“涣而钝”的错误观点,他颇为自信地指出:“公谓西国之人专而巧,中国之人涣而钝,此则大不然也。我中人聪明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37页)他列举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雄辩地说明,墨子已知光学、重学的原理,张衡发明了浑天仪,祖创作了机船,何敬容创制行城,顺席制造自鸣钟等,无一不证明并非中国人不聪明,只是中国统治者提倡无用之诗文和束缚思想的八股试士制度,埋没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中国人提倡科学,参与竞争,就不难与世界并驾齐驱。康有为把世界看成是诸国并立的时代,中国只是其中激烈竞争的一员,是对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封闭观念的超越,是一种冷静的理性世界观。这种冷静的心态,显示出人类理智地把握世界的内在本质力量,体现着人类理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这种理性的思考,预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深层觉醒,必将成为发扬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和更新传统观念的前奏。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世界竞争意识的张力来自进化论的浸染与改造。诚然,康有为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运用古色古香的儒家经典为他的“托古改制”张目,战战兢兢地请出古圣先贤的亡灵,是为了演出有声有色的现代活剧。所以,笔者认为康有为的改革理论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而骨子里是进化论思想的初级演绎。他热情地歌唱:“世界开新逢进化”,“万世无进化,大地合沉沦”。把进化论奉为改天换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良药。他开始抛弃以中国之是非为是非准绳的传统观念,而以进化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他说:“万国竞立之世,最讲进取。(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按语)比权量力,彼涨则此必缩,无可中立。故改革者所以谋自强,必自强乃可言进取。”他认识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严酷规律中。竞胜争强,万国一理,比较优劣,万物消长,“故进步者将尺寸比较,并驱争先:已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则欲其愈盛也;兵力与兵力比较,则欲其愈强也;物产与物产比较,则欲其愈多也;商务与商务比较,则欲其愈增也;工艺与工艺比较,则欲其愈精良也。必使我之内涨力足敌乎外,且渐胜乎外,故不必兼并人土地,乃谓之进取也。”(同上)康有为已初步领悟到一个民族必须用时代的竞争意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较量竞争中迫使自身的内涨力充分发挥出来,并且逐渐取得超前和领先的优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在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这种后来居上参与世界竞争的意识,是一种能动的进化论世界观。

  民族学习意识是一个民族吸收世界优秀成果的捷径。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凡是开放的、兼容的、善于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成果的民族,必然出现繁荣昌盛的强势国家;凡是封闭的、排他的、拒绝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成果的民族,必然造成保守落后的弱势国家。清朝虽然出现过“康乾盛世”,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从而错失了一次了解世界、认识自我、承认差距、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表示中国人的学习目光主要是投向西方。而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巨痛伤,迫使中国人学习的目光又转向了东方,康有为更是聚焦在学习日本上,他说:“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人猛然看到日本崛起于小岛,驾舰跨海而来,燃起一场空前的战火,从前中国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可以说,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教训超过了此前一切侵略战争的总和。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这个变化过程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诸国的历史,无疑要具体得多。因此,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96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62页)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有“闭关锁国”的经历,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冲开国门后,西学同样涌进了小岛国和大陆国。但是,日本“脱亚入欧”推行实践多,中国“中体西用”争论比进步多。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使中国人对新兴的日本刮目相看,康有为说:“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73页)可以说,在康有为的著作中,介绍日本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言论最多而独到,直到写成了专著《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他反复强调日本学习西方,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是争胜竞长由弱致强的榜样。他强烈要求中国放下以“天朝上国”自矜的架子,虚心向日本学习,甚至高呼“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故宫博物院藏《日本变政考》卷首)说是“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故宫博物院藏《日本变政考》卷尾)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康有为主张学习日本的急切与真诚,真是溢于言表。
 
  甲午战后,康有为提出中国向日本学习“采鉴”些什么内容呢?他认为日本骤强的主要经验是实行了“君权改制”,即运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学说对日本的君主制进行改造。康有为认为“三权分立”虽非日本首创,但日本学习西方很有成效,中国应抓住这个根本而并非仅学其工艺技巧之类的皮毛,这就从政治路线上与洋务派划清了思想界线。他说:“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提出学习日本的内阁制“开制度局于内廷”,是政治上的“倒退”和“变节”的行为。这个推论与事实不符。恰恰相反,康有为认为学习日本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是中国变法的“根本”;“开制度局于内廷”是以日本太政官制为蓝本,对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的“全局”。他设计的制度局下设十二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内阁制的影子。康有为开政治制度局的政治主张,虽然因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猛烈反对而失败,但是应该承认,康有为改革官制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国家体制改革近代化的开端。制度局尤其是十二新政局,从内容到形式都脱胎于西方政治制度和日本的内阁制,它虽然没有直接掌握维新变法的大权,但却像一个影子内阁那样映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对近代中国政治机构改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发布的官制改革上谕,把清朝中央政府厘定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等11个部;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设立陆军部、司法部、海军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实业部、内务部、交通部等9个部,都可以看到康有为学习日本设计的十二新政局的影响。当后世政治改革一步一步走向日臻完美的时候,岂可忘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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