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背叛”：文学与翻译的悖论

　　对于“文学与翻译”这样一个近年屡被谈起，却难有新意的话题，美国诗人、诗歌翻译家罗伯特·哈斯打了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比方：若要无限贴近原著，翻译还需要“倾听”。

　　在上海书展开幕当天科学会堂举行的“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主论坛上，罗伯特·哈斯表示，如果要翻译，首先就要听别人说，就像是个人之间的互动一样。“同时你也是很好的读者。比如说你朋友在跟你倾诉他的悲哀，你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其实是不知道的。你可能了解90%对方的悲哀或者他的恋爱史，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一听那10%是什么。90%你听到的可能都是无效的，但是没有听过那10%，你就很难明白。”很显然，以他的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时候需要“倾听”自己，也要去“倾听”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似乎是一种巧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V.S。奈保尔也表达了翻译中传达作者“声音”的重要性。他深知翻译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意味着什么。“翻译是最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知道其他语言的作家在想什么、在写什么。”而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的读者，他也需要依靠翻译文字去想象原文的内涵、想法和魅力，同时作为一名作者，当译者掌握了他作品的节奏时，他会格外高兴。他的妻子娜迪拉·奈保尔欣然表示，奈保尔在看翻译作品时很注重韵律。“如果译者掌握了他作品的节奏，他就特别欣赏，特别开心，他会说这些译者就是他的声音，通过译者，他的声音被传达到了异国的读者耳边。”

　　事实上，对“倾听”、“声音”的强调，隐含了文学翻译的理想诉求。诚如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所说，文学作品跟音乐、跟图画不一样，如果说音乐与绘画是国际语言，文学作品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民族语言。“它非常民族化，它要成为国际语言被国外的人了解，一定要通过翻译。”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就是音乐与绘画等直观艺术所赋有的“国际性”。

　　既然翻译是跨越语言鸿沟的唯一桥梁，这座桥梁分别落脚两处，更倾斜向哪一方，就是译者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译者该持何种翻译标准了。马振骋表示，“信”是翻译的第一要义，译文必须首先忠实于原著，再谈文字“美丽”与否。“一定要放下姿态，因为翻译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表现作者。”

　　作家叶兆言显然赞同翻译须尊重原文。他说，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翻译面临的一个绕不开的障碍，有时宁可加上注释，也要尽量保留原作的本来面貌。“比如同样形容安静，英文会说‘像一只猫走过’，而中文喜欢说‘一根针掉在地上’。但如果我们在英国文学的译文中看到‘一根针掉在地上似的安静’，就会觉得很突兀。”

　　然而，以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理解，谈翻译的忠实与否，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在不同的语言里，书籍就获得了不同的面目。每一种译文的文本都是原作的一个侧面，我觉得不忠实于原文也完全可以接受。”他从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部作品的“真实面目”不可窥见，因此翻译也没有“忠实”与否可言。“既然如此，那翻译者就必须首先为读者考虑。”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在翻译中虽然会丢失很多东西，但同时又能收获很多东西。

　　或因如此，法国翻译家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对翻译中“失去一些东西”感到坦然和释然。在她看来，译者当然希望百分之百地传达作者的原意，但这并不可能，遗漏在所难免。在翻译这个语言和文化的共同“转码”过程中，用更接近读者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原著的意图，传递出文化的差异，是翻译者应尽的责任。他也不赞成叶兆言所说的注释。“我只做过一次注释，以后再也没有那样做。”她认为，不加注释的方式难免会丢失原作的一些层次、一些细节，这不可避免。“但是与打断读者流畅的阅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

　　无可否认，翻译之于文学传播及作家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使得有些作家下意识地为了翻译的便捷性而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但悖谬的是，最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都内在地包含了对翻译的“抗拒”。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结合自己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经验表示，翻译过程中，他感到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有一种内在的抗译性。“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翻译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折扣会打得更多一些，越是有诗意，越是接近诗的段落，这种失落就会越多。”

　　这就意味着，作家写作需要在追求可译性与坚持原创性之间做一个两难的选择。对于艾斯特哈兹·彼得来说，这并非一个难题。他说：“很多作家在写书的过程中刻意避免文字游戏，偏向写易于翻译的文字，这在我眼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本职工作最大的背叛，我鄙视这种行为。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会为写出了无法翻译的句子和篇章而感到高兴。”事实上，他有为此感到高兴的理由。他的作品不容易翻译，却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

　　诸如“翻译的忠实与背叛”之类的话题，终究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也因此将继续谈论下去。而类似的话题，之所以被反复谈论，正是因为如罗伯特·哈斯所说，翻译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好的翻译是对语言的刷新，对陈词滥调的刷新”。如果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那么现在或许已经“到了打破巴别塔的时候”。“翻译家的任务是重构一门语言，让人类能够分享彼此的经验，伟大的文学时代就会露出曙光。”他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