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意识是“人治”和崇拜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构成了汪洋大海。这就启示我们，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诉求时，决不能撇开这个汪洋大海。事实上，当代中国人不仅背负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留下的物质遗产，而且也传承了其精神遗产，如观念上的崇古、心态上的封闭、利益上的重己、行为上的拖沓、纪律上的散漫。当然，从政治上看，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则是所谓“清官意识”，即民众把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生活的幸福都寄托在那些能施仁政的、廉洁自律的“清官”身上。比如，民间流传着关于包公、海瑞、狄仁杰等清官的许多传说，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谚也表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清官意识既是老百姓的普遍的政治理想，也是有良知的官员得以自勉自律的政治目标。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地得到认可的这种清官意识不仅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且也蕴含着极其错误的政治诉求，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首先，这种意识完全寄希望于“人治”，即依靠清官替自己做主，而从不考虑自己如何出来做主，也从不考虑如何把合理的政治观念制度化，从而既确保每个公民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确保绝大部分官员能够成为廉洁自律的清官。其次，这种意识永远不可能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当老百姓对某些贪官污吏发生信任危机时，历代统治阶级往往使用“避雷针”原理进行处理，即用其他名声较好的清官来取代这些贪官，于是，老百姓的怨恨和愤怒也就通过“避雷针”，即那些下台的贪官而传到地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清官常常在客观上充当了统治阶级平息老百姓愤怒，从而使自己的王朝苟延残喘的“避雷针”的作用。再次，这种意识蕴含着一种极端错误的政治诉求，即对“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的无限崇拜。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法国小农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显而易见，这种崇拜政府权力或行政权力的政治意向和诉求，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思想障碍。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产生了一股“新权威主义”思潮。所谓“新权威”，也就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握有行政权力而又能够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新权威主义认定，新权威将会坚定地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但它无法说清其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其一，在现代性的政治体制中，如何确保这样的新权威能够被老权威发现、推荐并遴选出来;其二，如何确保新权威一定会沿着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的方向，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其三，寄希望于新权威而不是建设合理的制度和法律，是否又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了。其实，说穿了，所谓“新权威”，也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清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权威主义乃是清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方式。由此，我们发现，“清官意识”始终是活跃于当代中国人政治意识中的一个幽灵，而其政治诉求则是对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力的崇拜，它并不可能为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制度的建设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