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清代嘉、道时期的经世派时,往往以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为代表,甚至只研究龚、魏的经世思想。实际上,在嘉、道时期,随着考据学的衰落,理学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理学营垒中出现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湖湘经世派别,它传承湖湘文化的传统,批判明代心学的空疏,强调理学的经世功用,把对理学的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的作风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独具个性的风貌。

论清朝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魏源

 

论清朝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曾国藩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清代嘉、道时期的经世派时,往往以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为代表,甚至只研究龚、魏的经世思想。实际上,在嘉、道时期,随着考据学的衰落,理学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理学营垒中出现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湖湘经世派别,它传承湖湘文化的传统,批判明代心学的空疏,强调理学的经世功用,把对理学的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的作风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独具个性的风貌。

    一、义理经济合一

    湖湘经世派在嘉、道时期举起反对理学尚空谈轻实用的旗帜,将理学复兴与经世思潮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以纠正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思路,增强了理学的应变性和务实精神。例如,贺长龄等在经世实学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理学在实务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开始倡导“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外在事功,积极讲习经世致用之学,主动地以经世实学补充宋学“外王”之不足,在当时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委托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以供有志经世者取资借鉴。这一举动对于当时的学风转变无疑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晚清汉学大师俞樾说:《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E,几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成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以“义理经济”合一为核心,不仅讲“实学”,而且还讲“实政”,给理学添加了鲜明的“务实”色彩。例如,基于“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曾国藩为京官之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他与罗泽南、胡林翼等不仅以“义理经济”之学相标榜,而且率先从军从政,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等实际政务活动,研究和解决国家在吏治、政务、田赋、河工、漕运、兵制、科举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政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说嘉、道以前的理学家多把注意力放在讲求“内圣之学”方面,那么湖湘经世派在讲求“格致诚正”的同时,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注意“开外王”方面的问题,追求“修齐治平”的“实绩”、“实效”,着意磨练出排忧解难的实际才干。因此,嘉、道湖湘经世派注重“实政”,既是对清初理学“务实”特点的继承发挥,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偏于治内,疏于治外”、“务虚不务实”的学术偏颇的一种矫正。

 

    二、“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

    与“义理经济合一”的经世观念相联系,在治世方略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提倡“以礼经世”。曾国藩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又说“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道光二十八年)。在曾国藩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范涵括天下万事万物,“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礼”就是“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方面,曾国藩希望统治者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从而克己复礼;另一方面,曾国藩亦希望通过扶持名教与推行礼治,使得人人安分守己,进而化民成俗,天下成治。

    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均怀有一种对理想道德主义的强烈追求。例如,刘蓉自言对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甚至不敢形之于梦寐,对自身的道德约束达到了苛刻的地步。此外,曾国藩等人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引入治军之中。“仁”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便是忠信”,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关注;“礼”则是规定军队内部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可逾越。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湘军成为一支弥漫着理学文化精神的特殊军队,它以理学作为精神支柱和指导原则,使全军上下达到了思想行动的统一,提高了战斗力。其将领也确实少了几分官气贪气,多了几分信念节操。《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这样叙述以理治军给湘军带来的成效:“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三、注重农事,重道尊义

    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注重农事,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曾国藩一再表现出愿以耕读世家守业安生的心态,他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痛切陈词:“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劬,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为了争取农民对湘军的支持,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皆天王之田;商贾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皆天王之货”,此可谓抓住了小农最希望保住私人经济的心理。刘蓉则将这种农本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他说:“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穑。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

    为了与太平军奉行的天主教相对抗,湖湘经世派打出了儒家道义的旗帜。在他们看来,与太平军对抗也是“卫道”。在这场对决中,文化的价值体系、社会秩序、清王朝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他们每占领一地,都竭力宣扬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并要求清廷对那些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进行旌恤,还将死难者的事迹汇集成书,以广传布。例如,郭嵩焘、罗汝怀等人设立了“忠义录书局”,专门编撰《湖南忠义录》(后更名为《湖南褒忠录》),褒扬殉难的湘军将士和地方官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从而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

    此外,嘉、道湖湘经世派为了励行致用,特别注重整肃吏治,参劾、罢免不称职的官吏。他们认识到吏治关系到政风、民风和学风。曾国藩说:“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者。”胡林翼也说:“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他在抚鄂后,对于不勤吏事、贪图享乐以及贪污中饱、欺压百姓的官吏都予以参劾、罢免。“以不能久住账房为词”、“且任事已久,于江夏县团练毫无布置”的江夏县令江世玉,“私设厘金小局”、中饱私囊的代理汉州县候补县丞曹福增等人,都被胡林翼请旨革职。左宗棠也认为:“戡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他在握有地方军政大权后也把“察吏”作为重点,数次上奏将“年力衰颓,昏鄙不职”,“才庸识暗,贪利忘公”的官吏革职。不过,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容易,如无合格的官员接手,吏治之弊等于并无改善。因此,湖湘经世派还破格引用贤能以充实官僚队伍,并藉他们之力澄清吏治。他们在选用人才上有严格标准,概而言之,不过德、才两点。曾国藩说:“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又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可见,曾国藩用人主要强调“德”与“才”。胡林翼的用人标准与曾国藩相似,也注重“德”,他认为:“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尝论孔、孟之训,注意狂狷。狂是气,狷是节,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清史稿》在为曾、左等人引荐的人才作传时评论说:“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尤�人口,庶几不失曾、左遗风欤。”

    可以说,以曾国藩为首的嘉、道湖湘经世派的种种努力,是对处于衰落中的传统儒学的一种补救和发展。他们试图从复兴理学的角度转向经世致用,这可以说是晚清儒家经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所采取的一切经世措施,无一不是以恢复传统秩序为准则,但传统儒学仅靠自我调整,是难以医治其陈年积弊的。嘉、道时期理学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诚如梁启超所评价的那样,“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最终亦不能真正挽救传统文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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