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著作,在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

  三种传统读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著作,在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三种读法。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读古文的过程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能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另外,还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

  本文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即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的头衔是历史学家,而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比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15年,而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19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一位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会像普通历史教师那样仅仅讲述历史吗?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认真解读《资治通鉴》,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Z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Z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Z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Z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司马光这么说宋�Z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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