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的敌人

　　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绿皮火车却转头开进了历史。

　　2014年6月29日中午12时30分，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开出郑州火车站，出河南，经安徽，最终抵达浙江温州，全程24小时06分。“这是郑州铁路局的最后一趟绿皮车，也是跨局运行的最后一趟绿皮车。”郑州铁路局的绿皮火车时代，从此终结。

　　自打动车与高铁时代驾临以来，便不时传来绿皮火车退役的消息。有些地方甚至宣言，要“全面告别绿皮火车时代”。在这个速度、效率至上的国家，绿皮火车俨然沦为了缓慢、陈旧、落后的象征；而且，比起红皮车、蓝皮车、白皮车，它还是草根的象征，其票价相对便宜，“是农民工、低收入者出行的首选”。草根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些阔人眼中，它简直就是中国之恶的集中营。

　　因此，绿皮火车几乎代表了中国火车最低级、混乱、残酷的一面。以前有人说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最便捷的途径，即去一个城市的火车站，乘一趟绿皮火车，当然，最好能赶上每年一度的春运。

　　刀尔登先生曾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他在火车站的经历：“我提前两个小时来到火车站。我听人说过，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在火车站及其方圆五里之内买任何东西的，所以我只花15元钱买了一包饼干。后来我把带下我一颗牙齿的那一块留了下来作旅行纪念，至今还垫在我的书架的一只跛脚下。在来到售票厅的途中，我耽搁了半个小时。先是有四名姑娘想和我约会，然后是6到12个人向我推销各种货物，其中最适宜家用的是一把一尺长的刀，花去我20元钱。最后来了我不认识的几个人，坚持要我住到各自的旅馆去。我认为我的出现已经造成了一些混乱，而且在我被他们扯住时，一个孩子把我风衣上的一颗纽扣揪下来跑开了(需要说明的是，后来重配一付扣子花了我18元钱)，另一个孩子趁机把我的皮鞋刷了一遍，要走我两元钱，所以我想还是走开为好。快到售票厅时，来了一个警察，没收了那把刀，罚了我50元钱。”

　　我在《少年游》中写道：“绿皮火车的行旅，是我今生最不愿触及的记忆。……大学四年，我乘火车，奔驰逾万里，亲历与见闻种种，彻底击碎了我对苦难的抒情。有一回从汉口到重庆，我只买到站票，竟一路站到安康，将近20小时，其间我屡屡生出一种想法，不把自己当人，而视作货物，随地一扔了事，然而我终究没有勇气，放弃人之为人的脆弱尊严。”

　　这方面，最精辟的总结，莫过于王晓渔兄的那句名言：火车是文学的敌人。17岁之前，他对火车充满了浪漫而温情的想象，“对于一个‘庸俗浪漫主义’的少年来说，火车意味着传奇、景观和邂逅相遇”，“我为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冬天的旅行而伤感”。然而，体验过一次春运之后，“不仅使得我放弃了关于火车的文学想像，也逐渐使得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学专业有些不满”。现实击溃了贫乏的想象，火车碾碎了脆弱的文学。

　　王晓渔曾提及一个情节，我们都不会陌生：一个文艺范的年轻人，背负行囊，行走于铁轨之上，铁轨漫长，通向无边际的远方。这样的镜头，不止出现在少年王晓渔所看到的流行歌曲的MTV里，几乎遍布与青春、爱情相关的影视剧中。我们不妨可以视之为一个隐喻，它蕴藏了文学对火车的浪漫主义想象。在文学青年看来，火车和铁轨，不是用来运输旅客，而是用来承载青春、诗歌、爱情与梦想，以及死亡与重生。这是由文学建构的隐喻，隐喻反过来唤醒了文学爱好者虚妄的激情。王晓渔回忆：“这个现在看来不免可笑的镜头，却使得从未离开家门的我热血沸腾，执意在高考志愿上填满外省的学校。”

　　我与王晓渔都来自那个著名的民工集散地，都饱受春运与绿皮火车之苦。我们的区别在于，火车迅速粉碎了他的文学梦，使他成长为一个理性而悲悯的学者；我却依然在玫瑰色的梦中执迷不悟。我就读的大学，西门外有一条形同废弃的铁路，那四年的黄昏与黑夜之间，我曾无数次漫步于此，有时偕三五好友，有时则孑然一身，有时谈论文学、哲学与法学，有时什么都不谈，在缄默之中见证夜色降临，覆盖了我们的肉身、青春与时代……彼时彼刻，我沉浸于顾影自怜的抒情之中，似乎忘记了前不久所经历的绿皮火车的种种磨难。

　　我脚下的铁轨与绿皮火车驶过的铁轨并无本质的差异，却就此隔开了两个中国：一个文学的中国，一个现实的中国；一个抒情的中国，一个惨淡的中国。为了追寻前一个中国，我们往往遗忘后一个中国。须知这两个中国一旦距离太远，对任何一方都将构成巨大的伤害。

　　这不是要说，火车不能纳入文学的视野，不能作为抒情的道具。只是我们需要谨记，文学的火车不可与现实的火车背道而驰，对火车的想象、歌颂与怀旧，不可用来掩饰绿皮火车的苦难世相，譬如用“温暖而甜蜜的行旅”涂抹寒冷的春运。浪漫主义从不是一种原罪，然而一旦当其形成了对现实的遮蔽，则必须迎来批判。

　　对此，也许有人会用想象力为文学的火车辩护。事实上，我们生存的年代，最不缺的便是想象力，现实已经足够奇幻，如国人自杀的方式，挤爆了我们的头脑，超越了劳伦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即对现实的见证与记录，钱云会父亲一曲坚硬的哀歌，戳破了余秋雨、王兆山无数柔美的赞歌；绿皮火车之上的一张春运图，撕裂了飘在天穹的中国梦。

　　就此而论，绿皮火车不仅是文学的敌人，还可能是政治的敌人；对火车的浪漫化，不仅是文学病，还可能是政治病(如对速度的迷恋)。政治抒情的危害远甚于文学抒情。政治学上有一个流派，名曰“政治浪漫派”，它与文学青年同病相怜：不顾现实。中国高铁建设的高歌猛进，是否陷入了政治浪漫派的困境呢？空荡的高铁绝尘而去，将民众远远抛在身后，并遗留了重重难题。这被童大焕先生视为“一个时代隐喻”，他因此高呼：“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如今，绿皮火车渐次开往记忆，沦为古董，那一身锈迹，恰似历史的血痕。然而，无论高铁时代如何奔腾(我不反对高铁，我一直乐于享受高铁取代绿皮火车所带来的便利，却必须承认，高铁有高铁的问题，正如绿皮火车有绿皮火车的问题)，铁道部如何重组，都不足以根本改善春运帝国的现状。痼疾依旧，动车与高铁的高昂票价，则成漂泊在外的农民工的新病。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车依然是文学与政治的敌人，王辛笛的诗依然响彻在耳：“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