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掖的怀旧:咸亨酒店的隐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耕读传家都是中国社会、中国家庭最根本的架构方式。相比于耕,“读”似乎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未必经典,但流传甚广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对此的最佳写照。但这种社会架构的方式,在《孔乙己》里却轰然崩塌了。

咸亨酒店的隐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耕读传家都是中国社会、中国家庭最根本的架构方式。相比于耕,“读”似乎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未必经典,但流传甚广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对此的最佳写照。但这种社会架构的方式,在《孔乙己》里却轰然崩塌了。

  这篇小说,鲁迅塑造了一个落魄的孔乙己。通观全文,孔乙己好吃懒做,麻木迂腐; 周围的短衣帮面对如此凄凉的孔乙己,居然也毫无同情之心。事实上,这样的描述也符合长期以来对《孔乙己》的认识,咸亨酒店里的酒客,要么麻木,要么市侩,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形象。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孔乙己》既是对孔乙己这个落魄文人的辛辣嘲讽,也是对封建制度这个隐蔽的上帝的批判。这样的结论也符合鲁迅的形象,或者说对鲁迅形象的一贯认知。

  不可否认,对过去时代和人的辛辣剖析是鲁迅的深刻所在。但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鲁迅是否真的能如此决绝?是否只给过去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这样的决绝背后,鲁迅有没有想要表达、却又刻意隐藏了什么?事实上,通过对《孔乙己》里留下的蛛丝马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扮演好一个批判者的角色的同时,鲁迅隐藏了另一个身份,即一个过去时代的怀念者。为我们提供这些蛛丝马迹的,正是咸亨酒店。

  历来的研究者普遍将眼光聚焦于孔乙己和他背后的封建制度,却忽略了“咸亨酒店”这个十分重要的空间。这个空间中发生的一切,恰恰暗示了中国社会的失序。失序之前的时代,长衫客们能够风流雅集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咸亨酒店化的时代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鲁迅把咸亨酒店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看不见的,“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也属于穿长衫的,但他十分落魄,只能和做工的短衣帮厮混。他们厮混的地方,也就是咸亨酒店里看得见的那个部分,套用当前一句流行的歌词来说,“孔乙己在这里哭泣,在这里迷茫”。

  这样的划分似乎无关紧要,但任何一种空间,以及空间的划分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甚至政治意义。在这个可见的空间里,孔乙己在这里卖弄自己的才学,也在这里被短衣帮调笑戏谑。孔乙己这样酸腐、没有任何功名的落魄文人,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20世纪初期社会急剧转型之前,将之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尽管已经出现,却不多见。与之相映,充塞着这个空间的短衣帮,也是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但他们却都是无名无姓的。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孔乙己是排出九文大钱,还是煞有介事地要指导“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他们要的不是孔乙己讲出什么道理,而是孔乙己有所举动。他的所有举动,在短衣帮看来都只是笑料。除了调笑孔乙己,短衣帮这个角色似乎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无其他意义的角色,却宣告了长衫客们不得不让出他们长久占据的舞台。同样不同于传统文学作品,除了孔乙己,其他的长衫客都是无名无姓的,甚至连“孔乙己”都只是个代号。这几乎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尽管仍会点几个小菜,温一壶酒,却退到了聚光灯之外。酒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长衫客们还有名有姓的时代,酒店总是雅集之地,文人骚客们在这里饮酒赋诗,舞文弄墨。他们不一定在“店面”那里引人注目,却总是文学作品的焦点。短衣帮的登场则改变了这些。

  短衣帮的登场最终导致了什么?这其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前那个有名有姓的时代结束了。整篇《孔乙己》,鲁迅都在着力描写这个时代将会有的种种状况,落魄无比的读书人,无名无姓的人对他的奚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漠,通篇看不到有一个人对孔乙己稍事同情。文章的最后,更是加深了这一点。没有人知道孔乙己是如何消失的,也没有人关心他还有没有活着。只有到了年关、端午之时,酒店老板才会重复道,“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有意思的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认为,娜拉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钱。金钱、精于计算的关系与社会,终于取代了旧时代那种颇有人情味的关系与社会。

  1924年,鲁迅写出了名篇《伤逝》,子君和涓生因向往自由恋爱而逃离家庭,但对自由的向往并没有改变和拯救当时自由主义者心中亟需改变和拯救的旧家庭。恰恰相反,子君回到了她曾逃离的家,并死于家中。传统的批评将之解读为没有追求自由的彻底的勇气。但换个角度来讲,这何尝不意味着,家才是子君最终的归宿?无论如何,她都回家了,避免了死后灵魂的无处安放。令人悲伤的是,传统家庭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在崇尚新、自由、革命的时代里,它失去了庇护个人的能力。

  在摧毁家庭的喧嚣中回家,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的十分隐晦的肯定。这和《孔乙己》有何相关之处?事实上,这两篇文章是一脉相承的。鲁迅尽管在“咸亨酒店”里宣告了短衣帮时代的到来,但也暗示了长衫客们并没有彻底退场。孔乙己无论被怎么奚落,都没有放弃自己“读书人”的身份。隔壁的长衫客们,仍然存在,只是不在场。他更是设置了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丁举人”,短衣帮们这样评价孔乙己的偷书行为,“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言语之间,仍然能感受到丁举人在鲁镇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无论如何,就像《伤逝》中的“家”一样,这一切都已经日薄西山了。

  该如何评价孔乙己其人?我以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最适当的。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一类人都大有人在,虽值得同情,却不至于将之树立为某种值得肯定的榜样。但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孔乙己,则未免显得太单薄。我更倾向于认为,鲁迅就像瓦尔特·本雅明,一边打捞着过往的一切,一边又向往着未来世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像本雅明那样,旗帜鲜明地怀念过去,而是极为隐秘,极为小心翼翼。同样不像本雅明,鲁迅没有明确地描绘出未来会怎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藏身于鲁镇的酒店中时,已经看到了未来世界未必会是美好的。就像《伤逝》中子君和涓生没有未来,《孔乙己》 里店掌柜痴痴地想着“欠我钱”。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孔乙己》 是为古老中国谱写的一首挽歌。此后的中国不复古老,耕读社会中那些值得怀念的吉光片羽,从此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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