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最后的日本兵：31年错乱的“坚守”“奋斗”

图为他被接回台湾在机场与太太及儿子见面的场景

    代表台湾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在2012年选举中获得连任，这不是她近期最受关注的新闻，同小11岁的大陆才子许知远传出姐弟恋更吸引眼球。因为美丽，因为明星出身，她不是第一次当上绯闻女主角。

    高金素梅希望人们更记得她私生活之外的作为，其中最重点的，是屡次率团赴日本抗议，要求靖国神社“还我祖灵”，将台湾原住民“高砂义勇队”阵亡的灵位迁出靖国神社。这个行动表明高金素梅的历史和情感认知，在大陆、在台湾、在日本，有人持有相同的历史观，有人截然相反。

    最后的日本兵

    “高砂义勇队”这称呼也是高金素梅和许多人反对的，因为这是日本人的叫法。当年，日本殖民者将台湾少数民族原住民称为“高砂族”，这跟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异曲同工。当然，台湾光复后的称呼“高山族”也不是原住民喜欢的。

    原住民和原住民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得分人，得分成长背景。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日本将领血腥镇压了原住民赛德克族的反抗后，感叹这些“野蛮人”的英勇不屈：“没想到早已消逝的武士精神竟然在他们身上重现了。”

    日本人在心底又一次这样惊叹的时间，是1974年。这一次，他们惊叹的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年12月，在印尼摩罗泰岛的丛林中，有印尼军官发现了一名“日本兵”，此时距离日本战败投降的1945年已经过去29年。舆论哗然一时，命名为“最后的皇军”。等到查清这名士兵的真实身份，举世的惊奇被放大了十倍。此人名唤中村辉夫，但这是后起的日本名字，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原住民，再具体些是阿美族。他的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跟前“总统”李登辉姓名只差一字的李光辉1919年出生于台湾花莲，“二战”期间参加了日本军队。1943年25岁之际，他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李光辉或者中村辉夫完全成为一名标准的日本兵，不接到命令就死守到底。

    于是，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他不知道日本投降，不知道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此时他赤身裸体犹如野人，住在竹子搭建的小屋里，却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嘲笑这个在热带丛林里“奋斗”31年的汉子愚昧，或者直斥为“军国主义走狗”是容易的。会不会严肃诚恳地面对那年代台湾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设想和尊重人的具体处境，也许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

    历史身份的错乱

    在日本战争机器高速启动，日本本土人力填不满战争窟窿之际，想法子让日据台湾的原住民、汉人加入，是当年日本最高当局必然的选择。

    1937年秋天起，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征用军夫，担负军中杂役，之后又有部分台湾人被征调为翻译人员，随军派往华中、华南及东南亚，加入日本的战地工作。

    日本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有一个总体战略，是以“南进”为方向，就是将目标指向东南亚各国。东南亚的南岛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人种相近，日本人就动起了脑筋。原住民被组织成“高砂义勇队”，最初的身份是“军属”（跟中国军队中“军属”指军人家属的意思不同），任务是搬运货物、农耕、修筑道路。“高砂义勇队”主要被派往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尼等地，前后派遣了5次，约有2500人参加。后来，日本人又在台湾实行了募兵、征兵，到战争结束时，原住民总共被动员投入战争的人数约有2万多，李光辉是其中一员。

    当时，原住民总人数约为15万，而台湾的总人口是600万。日本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将原住民绑上战车，当然着眼于全体台湾人。但直到1942年，台湾人都顶多是充当军夫、“军属”、翻译等角色，不用直接去当兵。

    1942年前，日本人已经到处开战，尤其是在中国境内，打得山河变色，兵源早就是问题，但仍然没在台湾征兵。这不是日本当局对台湾的优惠、照顾，而是对台湾人不放心。日本人总觉得，虽然已有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的“中国人情怀”仍然深厚。既然主要的战争对手是中国，又怎么能放心让台湾人参加战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日本人再也无从犹豫。1942年4月，日据当局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向台湾人募兵。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许多“庆祝、感激”实施志愿兵制度的活动一度盛行，甚至出现台湾青年申请当志愿兵的热潮，还流行起“血书志愿”。这项募兵制度从实施到1945年废除为止，共募得陆军志愿兵5500人。1943年，日据当局又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到1944年7月废止，募得海军志愿兵11000人。这样，募兵制共募得台湾青年约16500人加入日本军队作战。

    从申请志愿兵的人数来看，似乎是百里挑一。1944年，在当时台湾的600万人口里，大约每8人就有1人申请当志愿兵。如果只看20岁到30岁的健康男子，几乎每2人就有1人志愿当兵。

    除原住民之外，参加志愿兵的台湾人绝大多数是汉人，因此，“汉奸”的名称适用了。它可以用在那些写血书参军的人身上，用在那些在日军当中“英勇作战、尽职尽责”的台籍士兵身上。当然还有一种更干脆、过瘾的方法，就是将在日据时代还继续生活在台湾，为了生存容忍、接受殖民当局统治的所有台湾人通通称为“汉奸”。

    如果愿意平心静气地回到史实，台湾人当年的“报名从军热”有几重原因：首先是生计，当时岛内生活困难、物资缺乏，谋生不易，从军对穷困子弟来讲是条生路。其次，当局强力鼓舞动员，造成一种“参军光荣”的社会氛围，许多人明知不会录取，为了敷衍应付，也报告申请志愿兵。在大环境下，周遭气氛逼使大家非有个姿态不行，“被逼表态”的类似情形咱们大陆同胞也不陌生。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原因，就是许多年轻人确实有一时的狂热。在每个社会，都得承认人的观念来自于从小到大的教育，在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之下，在“皇民化”的洗脑之下，台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发生错乱，认为当志愿兵，参加“皇军”是爱国的表现，是“岛民的最高荣誉”。跟日本本土一样，台湾也出现了“血书志愿”的风潮。

    到1944年，战况更加吃紧，9月1日起，志愿兵制度被改为征兵制。1945年年初，日本在台湾实施全面征兵，役龄青年均征召入伍。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人当日本兵的人数总共达到了8万多人，而充当“军属”、军夫的，更多达126700多人。为“大东亚圣战”而战死的台湾军人及“军属”，总计3万多人。

    日本投降了，台湾光复了，台湾人热烈庆祝回到祖国怀抱。那些参加了日军的台籍士兵却突然发现，本在交战的“敌国”现在是张开怀抱的祖国。这些士兵有的后来被编入“国军”，去参加大陆上的“剿共”内战，有的又被俘改造，成为解放军战士，再经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灵魂里到底发生了多少激荡，埋藏了多少秘密，是了解宝岛和整个民族的入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