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土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分土地”在1861年后是一种民间共识

　　长期以来，在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圣经”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灌输下，苏联革命史的书籍都在讲述这样一个观点：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宫胜利后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毫无赔偿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废除资产阶级、皇室、教堂与教会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一切土地属于人民的财产，并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这一举措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进而导致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在遇到敌人反扑时，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参加红军，成了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这种的叙述中有很多含混和有意遮蔽的地方，难道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吗？是《土地法令》宣布以后农民才获得土地的吗？

　　俄国地主的前身服役贵族的土地是国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连带上面的劳动力的方式形成的。农民们认为贵族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1861年的农奴解放，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民间对剥夺地主土地的呼声一直就很高，从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组织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这些名称就可以得知当时“分田地”的呼声有多高。1905年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成立时就对农民宣布说，“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土地外加自由。”他们在国家杜马中呼吁纠正“现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过立法无条件、强制性的废除大地产。俄国杜马中只要稍微带有左派光谱的党派，从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民粹派后续组织的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党团的“劳动派”，更不要说社会民主政党无一不把“公平解决土地问题”视为第一大要务。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几个党派提出：尽快尽早完成农民多年来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谓“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贵族割占原公社土地，把这些土地从地主那里夺回来还给农民。当时就连那些被认为是最保守的右翼党派也不敢坦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只是强调“地主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不要盲目摧毁，或者用社会震荡较小的“赎买”方式来化解这一社会矛盾，这个主张当然是遭到革命政党反对的。也就是说，从1861年以后“分地主土地”就是一种全民共识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家的主张。 列宁承认说，“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假设”。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接着使1/5的农民占有1700万土地成为“独立农场主”，导致农民破产状况严重，俄国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愈发突出了。

　　列宁政党在革命前夜并没有讨论分地问题

　　俄国社民党在1916年2月召开了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特别代表会议，针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的形势变化，列宁在会上强调了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从1906年起俄国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党的现行纲领过时了，已与俄国现行制度不合。据列宁说，俄国的土地问题在最近十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政府废除村社，出现了大量的独立农庄。村社制度的破产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因缺乏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资金而破产，沦为无产者并具有了革命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越来越多地变成中等农户和大农户，农业逐步资本化，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忠于旧制度的农民阶层，农村中资本和地产正飞速集中。

　　列宁认为，俄国政府“土地问题尽管解决的合理，但是暂时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触动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产、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会土地依然原封未动，而这是政府改革最薄弱的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政府如果进一步推行改革，即转让大块的私有土地等等，那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就出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农民阶层，这一阶层是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采取这一措施虽然不会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总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革命运动的发展。

　　列宁表示，俄国土地问题的变化，迫使党在党纲中规定要没收大块是由土地，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堂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列宁根据上述理由论证了需要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很显然，在这次会议上仍然像以往党代会的“土地纲领”一样，仅仅局限在理论上分析，既没有提出领导农民土改的问题，也没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出现的特殊形势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更也没有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至于主张没收大地产的土地则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众多政党都没有异议的一贯观点，。

　　会议虽然注意到了农村分化问题，但是仍然对斯托雷平土改发展方向给予肯定，认为这样发展的趋势将会对革命形势不利，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斯托雷平改革已经把农民分裂成两大对抗的群体”。而且对上次代表会议中反对由公社出面组织“侵犯和分割贵族庄园”的主张并没有加以修改，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村社”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宗法组织，由它们主导未来的农村斗争，会使“历史车轮向后倒转”。可见布尔什维克对即将到来的“农民分地”始料未及，自然也就谈不上去领导它了。更何况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也只有203个支部，4122个党员，与在农村具有百万之众的社会革命党无法匹敌，所以即便它想去领导农民，也无法与之争夺领导权。

　　“马后炮”的临时政府土地政策

　　其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民怨沸腾，沙皇权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笼罩在沙皇身上浪漫的光环消散了，各地法制松弛，政府已无暇顾及农民抢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它对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已经自发地兴起“夺地”运动。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来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化公为私的“割地”，而私有农民土地则来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对村社的瓦解，这两次专制制度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很不得民心，“开倒车”的“反改革”呼声一直就很高。政府权威削弱后自发地就出现了利用传统村社剥夺地主和“富农”(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私有农民)的浪潮，而这时地主早已成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给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为“不在地主”，要么贱卖抛售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月革命后作为临时政府清楚地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给农民土地。这是立宪民主党多年来承诺过的主张！现在轮到自由主义第一次可以大展鸿图，圆农民的梦，怎么能轻率行事呢？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战争状态下毫无规划的“乱分”，前方正在打仗时怎么分？如果在全国丈量、统一规划没有出来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张分土地，擅自改变土地制度，势必会造成农村和前线的双重紧张和动荡，将直接关乎到战争输赢的结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农民稍作忍耐，等到战争尘埃落定，等到临时政府能站稳脚跟，就召开了立宪会议，进行了全国摸查，一定能够完成俄国农民等待了几百年的夙愿。临时政府3月19日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中说：“土地问题不能用任何抢占的办法解决……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农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分土地”。

　　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已停止焚烧地主庄园和分地活动，呼吁，“不要把土地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变成随意私自占有土地”。切尔诺夫说，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行的，他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地夺取土地。切尔诺夫反对“自行夺地”，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称号。他号召农民耐心等待召开立宪会议。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同意临时政府的主张，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自行夺地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只有想乘乱夺权的布尔什维克煽动农民一刻也不要等待，许诺支持立即展开分地运动。

　　在不同地区已经展开的分地运动中，后来者唯恐叫别人占了先机，拿到土地者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于是发生了农民情绪的激进化的过程。二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月农民寄希望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以影响战争为借口而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又使农民把希望转移到社会革命党身上。但是当他们得知社会革命党要求农民以克制的态度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就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纷纷指责“自行夺地”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违法行为时，农民就开始抛弃他们寻找更激进的代言人了。布尔什维克鼓噪农民趁乱分地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在那些靠近前线和城市的地方，许多人从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变为列宁政党的支持者。主张合法分地的党派延误了时机，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钻了空子。在他们看来，土地运动为革命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列宁“照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

　　列宁在风起云涌的分地浪潮中看到了乘乱夺权希望。于是布尔什维克很快调整策略，提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用“土地运动”创造革命的有利时机，要把它变成发动革命的有力杠杆。列宁懂得，提出简单、上口、容易被群众接受的口号是斗争的技巧，针对那些把临时政府看成是“革命政府”，要求民众服从的党派，被列宁斥责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压制革命行动。列宁说，人民自己夺取土地，这是长期遭受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然表现，是被剥削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迸发，而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能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对群众的革命创造性负责，借助群众的革命创造性根本改变社会制度。

　　列宁反驳临时政府的说法，“我们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列宁的话得到了农民的欢呼。布尔什维克为了抢占运动的潮头，把原来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变成了自己的口号，把杜马中242份农民委托书中针对斯托雷平改革的不信任变成了自己的要求，该委托书主要提出三个要求：首先，消灭土地私有制。其次，禁止雇佣劳动。第三，在农民中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在农民看来，1907年斯托雷平给了俄国“肮脏的自由”，享有这一自由只是那些权贵和强者，而他们就是要进行一场反对“肮脏自由”的土地革命。

　　在1917年8月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土地问题上承认“农民夺取土地的既成事实”。他们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进行阻抗，谁将会丧失群众的支持，“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不过该党那时几乎没有农村党员，对农村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本来俄国农民有自己的草根组织资源，即传统村社。在当时近乎无政府状态下，各地农民以村社为组织纷纷打家劫舍，自行分配土地。在农民的夺地过程中，除了过火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外，斗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危及土地所有者的生命。

　　俄国农民“更关心分地”，而且对不同的土地区别对待。在农民看来，俄国买卖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继承的土地。人们试图在“继承的土地和购买的土地之间做出区别，他们认为继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为土地最初的获得十之八九是一种强力行为，相比之下，个人购买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农民自发产生的‘村社大会决议’都同意那些购买获得的土地要得到赔偿。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认为，让地产主(他们没有劳动经验)遭受贫穷和饥饿是不人道的，因此建议提供一种终身养老金，但是决不能对这一类土地所有权进行赔偿，这个建议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农民欢迎。

　　给农民土地的既不是临时政府也不是苏维埃，而是传统村社的自发夺地运动。

　　继1905年的第一波运动之后，1916年开始第二波分地运动，各省的乡委会要求：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并把“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给乡委会支配”。皇权松弛后对土地的要求立即显现出来，农民提出来的是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意志并不在于消灭地主的肉体，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但是乡委会约束不了农民的行动，农村每天都会发生“农夫对老爷实行暴虐”事件。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瓦尔热涅夫斯基在给他的朋友谢列梅捷夫的通信中描述了二月革命后农村状况，“已经出现了1905-06年那样的浩劫和恐怖”，“农民又来要土地”，这是他们“考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父辈和祖辈留给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毁掉，被抢光，被剥夺”。

　　农民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9.8%委员会维护地主的利益，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关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俄国的贵族老爷占有的5800万俄亩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台而不受保护都被当地的村社占有，科尔切夫县的上自治局主席柯尔文·里特维茨基的庄园被农民烧毁，他本人因抢救财产也被烧死，森林被伐尽。前内务部长普罗托波波夫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到1918年中有36个县的农民已夺得地主86%强的土地，80%的农具和设备，农民占有的可耕地从原来的80%上升到96.8%。

　　以村社为纽带夺取地主土地并打击独立户，是这次斗争的特点。农民们多由村社权力机构——村会以及各村代表组成的乡委会领导，许多地方这类会议随着村社职能衰亡已长期未开，此时又恢复了活力。到1917年3月21日止，唐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县26个乡中的19个乡建立了乡会，到6月，维亚特卡省所有的乡都召开了乡会，8月下旬，尼日涅戈罗德省的253个乡中已有220个开了乡会。小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成为夺地运动的组织工具。

　　农民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冲着地主的，其次是对准斯托雷平改革中受益的独立农户——“村社分离者”。萨马垃及萨拉托夫诸省的土地委员会都宣布：“家庭农场与独立农户在经济上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它破坏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农业区，自发行动起来的农户实行了强制消灭独立农户制度。如弗拉基米尔的一些乡规定：“所有的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无论是份地还是买来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1917年)春乡土地委员会已命令：全部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的主任一律迁入村社。秋天后拆除全部建筑物。”许多地区，独立农民制度几乎全部被消灭，在萨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萨拉托付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罗波尔省从24.9%降至0.4%；在顿河区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区从4.1-10%下降到0.1-1.2%；在西部与西北部地区一些农业地位不高的身份仍有一些独立农民，但数量也大为减少。总之，在全俄范围内“独立农庄主开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对那些顽固者则采取强制手段，直到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样，从1917年2月-1918年夏，由公社夺取的土地由7000万俄亩是来自独立农民的，约4200万俄亩来自地主，约有478万独立农民的土地(约占全俄农民土地的37%)被村社归并加以重新划分。土地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是消灭了地主所有制，但最显著的后果是以村社消灭了独立农民，使斯托雷平改革的成绩荡然无存。恐怕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土地革命中从农民手中夺地并加以重分的要比从大地产中取得的多。这是因为第一，俄国的“土地革命”是在村社领导下完成的。第二，农民们对“死老虎”贵族的兴趣不是很大，主要“革”的是独立农民的“命”。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并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他们只是乐见其成罢了。

　　后方分地直接影响战局的输赢

　　其实，“自发夺地”运动触动最大的是前线的军队。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 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队的作用比他们实际占的人口的比重要大得多。这里面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0-20%是城市中间阶层。其中农民是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包括工厂工人是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110-220万。从民族成分划分俄罗斯人580万，占总数的53%，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235万和30.8万，60万波兰人，50-60万鞑靼人，40万犹太人，30万亚美尼亚人，20万格鲁吉亚人，10万摩尔达维亚人，10万波罗的海人。

　　当时俄国与德、奥、土、保战争正处在炙热阶段，正因为后方的夺地斗争是“自发”的，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形成苦乐不均的局面，导致了前方将士的军心涣散。后方的“夺地”消息一传来，部队哗然，士兵们愤慨地说：“我们在前方卖命，后方却在抢夺胜利果实，等战争结束哪里还会有我们的份儿！”奥伦堡的机枪团竟然抽签决定哪一个营上前线。

　　于是，后方的“夺地”与前线的战争形成一种互动，前方打仗后方分地，军心动摇，前线的“厌战反战”情绪大爆发。加之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强大的渗透力，连以上单位均有布尔什维克所设的支部，在他们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口号策动下，前线与“敌军”的休战、放空枪、联欢等行为十分普遍。布尔什维克鼓励士兵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视长官为敌人，大家散伙回家分土地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上千万的部队势不可挡地稀里哗啦的垮下来了。

　　士兵们说，“他们要打仗，让他们自己来打，干嘛要为统治阶级送命，我们可不想死在战壕里，先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夺过来给我们”，“把刺刀插进战壕里赶快回家吧”。谁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到底能为我们换来什么？“我们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变成残废？打倒军官，砸开连队的钱柜散伙回家。政府说要把战争打到胜利为止，谁需要那些海峡”。俄军开小差的人数达到200万人。“因为士兵对于后方未经他们参加而重分土地的举动都极端敏感”这和军方的士气有直接的关系，连俄军的指挥系统都要求或者停止“无序分地”，或者“必须得到下级军官的书面同意，或者由他们亲自参加”，甚至建议为了这个目得给士兵四到六个星期的假期。

　　联合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在给各省官员的一份通报中说，不是新政权不支持分地，而是擅自夺地行动，“将给军队、国家和国家本身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可以说，即便没有十月革命，只要后方“夺地、分地运动”不停止，俄军的战败已是板上钉钉的结局了。如果政府做不到平息这个动摇军心的关键环节，就无法制止前线的军队崩溃和士兵大量逃走。一战中俄军的败局是无法挽回的了。

　　鉴于革命后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地权”，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这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整看作是“土改”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的土改先于革命，而且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是农民自发完成的，它也直接导致了俄国的战败。布尔什维克天花乱坠的画饼，让农民心驰神往，一下子被认为是最理解农民的政党，但是他们策动革命的宣传目的达到之时，也就是许诺寿终正寝的时刻。就在1918年刚刚完成分地运动的农民，马上就面临着新政权“余粮收集制”的残酷打击。

　　农民自愿参军更是一个神话

　　1918年1月份颁布义务军法令，几乎没有人响应，到夏季应征的人数才达到1万人，而且主要是失业工人。1918年3月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任命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凭空造就出一支部队来。托洛茨基承认，现在首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宣传体系，恢复了强制性征兵，进行强制动员，托洛茨基说：“离开了惩罚就建立不了军队。没有死刑手段就休想让大批人去进行殊死搏斗”。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和“政治垄断权”。

　　托洛茨基严厉禁止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沙皇军队中推行的“士兵民主”，他甚至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实际上，唯一的差别似乎是前者的强制性虽然仿效后者，但比后者更加严厉。布尔什维克用以在城市里发动政变的反战士兵和赤卫队可以驱散冬宫的妇女营和士官生，但真正一打仗就证明那是不管用的。1918年成立的红军一开始就是按沙俄时的强制征兵制组建，而且在内战中几乎全部是由沙俄旧军官指挥一线作战的，1920年红军中有7万旧军官在服役。当然，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并不信任，于是发明了政委制。这可以说是与旧俄军唯一的不同点。

　　不过，当时的政委并不是后来描述的那种专职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的角色，他们实际的身份就是“监军”，即监督那些仍在指挥职位上的旧军官。政委被授权一旦发现军官有异动即可立即处决。同时军官们的亲属也被扣为人质留在后方，一旦有异动，不仅政委会立即枪毙他们，他们的亲属也会在后方死于非命。这样就保证了军官们只能为新政权服务。1919年6月斯大林受国防委员会委托，发表《告彼得格勒的军队》一文，宣布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所有投奔白军的人的家属，无论他们居住何处，都应立即逮捕，这些叛徒的土地资产应立即剥夺，永不归还，通令全国将他们就地处决，将叛徒指挥官的家属扣作人质，红军中的人员“即使向白军迈了一步”，他们就要被就地枪决。

　　军官如此，一般战士更不用说。苏俄红军中大量的农民子弟和沙俄士兵一样是强制征招的，这与此前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民主”之下枪杀了原军官的反战士兵完全不同。本来根据欧洲左派的意识形态，革命后是要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持枪权基础上“武装人民”的。恩格斯曾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并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95页。)所以有人说：马、恩从来没有谈论过“人民武装”，他们谈论的只是“武装的人民”。“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发现“武装的人民”不管用，1918年遂颁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该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而这个原本说是临时性的军队尽管据说“目的”不同，但其“组织原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与沙皇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所谓义务兵役制就是强制征兵制(尽管在和平时期，尤其在种种优惠安排下，强制性并不明显)，古罗马时谓之“血税”，即当兵“服役”如同纳税一样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权利”，虽然这种制度并不排除有人自愿从军，但它并不是靠志愿者来打仗的。

　　而当时的俄国，由于战乱中工厂普遍停工，失业工人自愿从军还是有的。但俄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军人主要来自于农民。他们基本上是被征服役。而内战时由于实行余粮征集制等原因，苏俄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列宁曾说“1921年以前，农民的暴动可以说是普遍现象”。这里说的可不是反沙皇或反“白匪”的革命暴动，而是反苏维埃的暴动。以至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宣传是对付“资产阶级”的，内部场合却常常直言“专政”就是对付农民。列宁就曾在一次内部接见中称：“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上农民踊跃参军、自愿为苏维埃而战？相反，由被征从军的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哗变、叛乱是那场内战中的常见景观。尤其在内战后期随着前沙俄将领领导的各支反苏维埃军队相继败亡、苏波战争也结束后，内战却又延续了一年之久，这时苏俄军队面对的主要就是农民造反，包括大量的哗变红军在内。

　　那么苏俄为什么能够取得内战的胜利？原因可以讲出许多。当时的内战并非是所谓“红-白”“双方”的战争，与列宁政权对抗的是很多各自为政而且常常互相敌对的势力。正如俄罗斯学者伊斯肯德夫所说，“互不往来、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使白卫运动出现了内部暗中作对的典型特征。例如，南俄的自愿军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亲阿列克谢耶夫派和亲科尔尼洛夫派。两派之间经常“暗中摩擦和争斗”。严格地说，1918年的俄国是个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状态，新生的苏俄也许面对所有的敌人而言起初并不算强大，但面对每一股敌人而言她从一开始就是最强大的。她的众多对手无法联合行动，是她能够逐一削平群雄的基本条件，而这与农民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