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的历史发端

    在人类古代文明的长河中，古埃及文明是最为重要的支流之一。法国与埃及关系在18世纪末叶发生的巨变，奠定了埃及学的历史发端。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分支，埃及学涵盖古埃及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及至近现代，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埃及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18世纪末叶，征服世界的梦想把拿破仑的眼光引向埃及和非洲。这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热衷访古和怀旧的年代。在国力膨胀的法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兴未艾，从庞贝城的发现到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解读，更激发了大批科学与文艺界的饱学之士探索异族古代文明的热情与渴望。

     在拿破仑远征埃及行动中，由167人组成的“科学艺术考察团”里有一位专事埃及的文学与艺术研究的人———维旺·德农。在充满新奇、深藏神秘的埃及古迹面前，在热情质朴、闲在健谈的埃及人中间，他是个兴致勃勃和永不疲倦的人。只要军队一停下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间，德农就拿出纸和笔画这画那，埃及的古迹、城市、乡村、人物一一跃然纸上。

    德农在埃及的探索之旅成果丰硕，为后人研究埃及留下了1000多幅珍贵画稿。1802年，他回国不久就出版了《远征时期的上埃及和下埃及》一书。1809年—1813年，“科学艺术考察团”的集体成果《埃及记述》问世，有24卷本详尽的文字记述和12卷本精美的绘画图录。图录部分中的德农作品，巨细兼长，好评如潮。德农也因其卓越的艺术才华，被任命为法国博物馆（后更名为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在回忆当年的埃及之行时，德农认为“那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旅程”。法国人对埃及文化艺术的研究成果让当时的世界大开眼界，也为欧美国家创建埃及学开辟了道路。

然而，这些古埃及辉煌的历史遗迹似乎永远是众说纷纭的神话，一个又一个的谜团令探访者的脚步难以逾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访古埃及文明已经到了从积累到突破的关头。尽早破译古埃及文字，解读古埃及文明，成为国际史学界瞩目的焦点。

    及至1822年，法国青年学者、语言天才让·弗朗西斯·商博良终于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在法军远征埃及时，曾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罗塞塔村（今为拉希德市）发现了拉希德石碑（亦称罗塞塔石碑），上刻古埃及图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古希腊文字。在破译拉希德碑碑文的过程中，商博良借助古希腊文的对照，解读了古埃及图形文字，为以后的埃及学研究找到了金钥匙。1828年—1829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考察队前往埃及，足迹从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一直到苏丹境内的法迪·哈勒法。面对有如天书的古埃及图形文字的石雕和墓刻，商博良发现自己在埃及“有越来越智慧”的感觉。为了纪念商博良的伟大贡献，国际学术界将1822年9月29日他解读成功古埃及图形文字这一天，定为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之日。

    商博良死前留下了古埃及文字多辅音符号的问题，这一未竟的事业历史地落到了德国人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的肩上。1834年，正在法国巴黎负笈的莱普修斯发现了埃及学的博大精深，决心毕生致力于埃及学的研究。1842年—1845年，莱普修斯率领的考察队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地畅通无阻。当莱普修斯1846年返回德国后，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文物》。1850年，德国的柏林埃及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建成，正是得益于他从埃及“带回”的1500多件珍贵文物。

    回首埃及学创立之初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上半期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不可否认，那些西方学者对古埃及文明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必须指出的是，如同战争对历史毫无尊重一样，殖民主义的文物掠夺也被美化为文化探索。在这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稚嫩和国力孱弱的历史时期，埃及等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当时的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政府鼓励国家现代化，在发展工业、引进外来技术和人员的同时，也使大量的埃及文物流失，古迹遭到破坏。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当国际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回顾埃及学的发端与发展历程时，如何解决国家或私营机构对他国文物的非法占有，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