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用国学改变西方偏见：俄国皇子认错

    辜鸿铭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来访。图为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与辜鸿铭（右二）的合影。

    1842年，腐败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伴随着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原本十分强大的中国形象也轰然破灭。在西方人眼中，昔日的天朝上国成了落后和野蛮的国度。在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的那个时代，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文人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辜鸿铭。

    学会9种语言，取得13个博士学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他的父亲当时在一家英资橡胶园工作。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欧洲。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布朗对辜鸿铭说：“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没有辜负布朗夫妇对他的期望，他在欧洲留学14年，学会了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其成就令许多西方人赞叹不已，以至于德国著名教授纳尔逊不禁感慨道：“……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爱默生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通晓《圣经》就像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成为权臣张之洞的重要幕僚

    1880年，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辜鸿铭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这次会面改变了辜鸿铭的命运，他决定回到祖国，研究中国典籍和文化。

    1884年，辜鸿铭经人引荐，担任了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德文翻译。当时张之洞正在广州用西洋新法编练军队，请德国军官做军事教练。但德国教官拒绝穿戴中国军服、军帽，拒行跪拜礼，众人都束手无策。辜鸿铭依靠着出色的口才，说服德国人不但穿上了中国军队服装，而且还同意行中国跪拜礼。自此，张之洞对辜鸿铭格外器重。

    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及希腊亲王一行来到中国游历。当他们来到武昌时，辜鸿铭随张之洞前往迎接。在欢迎宴会上，尼古拉与希腊亲王用俄、法和希腊语窃窃私语，诋毁中国文明及张之洞，以为在场的中国人听不懂，结果却被辜鸿铭当场戳穿，令这些外国人大吃一惊。尼古拉事后心有余悸地称，“各国无此异才”。临别时，他特意送给辜鸿铭一只刻有皇冠的怀表以示崇敬和歉意。

    欧洲掀起“辜鸿铭热”

    回到国内后不久，辜鸿铭就开始用自己的文章来捍卫中国文化的尊严。自1883年发表题为“中国学”的英文文章开始，辜鸿铭走上了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发表了《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还将该书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辜鸿铭所著的《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先后被译成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并在德国一度掀起“辜鸿铭热”，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还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以至于在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拖着长辫的北大教授

    清政府灭亡后，辜鸿铭在思想上仍坚持中国旧社会的传统，尤其是他对女性缠足和男人纳妾的支持招致许多人的批评。1915年，辜鸿铭应邀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辜鸿铭还保持着清朝时代的装束。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辜鸿铭虽以晚清遗老的形象出现在追求新思潮的北大校园，但其浑厚的学术功底，大气磅礴的思想内涵深深吸引着北大学子。他在给北大学生上课时，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反击“黄祸论”，捍卫中国尊严

    辜鸿铭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他曾告诉国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作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对当时西方弥漫着的反华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世纪末，一阵“黄祸论”逆风突然吹袭到欧洲上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诬蔑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面对这股反华逆流，义愤填膺的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因此他被人誉为驳斥“黄祸论”第一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辜鸿铭不断用自己的笔来捍卫中国的尊严，赢得了许多西方正义人士的敬佩。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肺炎去世。尽管后人对辜鸿铭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当德国著名作家勃兰特夫人听到辜鸿铭逝世的消息时，惋惜地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此话表明，西方人已经高度认同他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地位了。

    辜鸿铭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通过这种方法，他向世界大声呐喊：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辜鸿铭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西方对中国实行文明歧视和民族欺凌的时候，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奋起谴责，捍卫了民族尊严；同时，他又大力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历史的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