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贵族和延安广播的电波情缘

一个英国贵族、一段跨国婚恋、一场电波情缘……近百位中外人士近日聚集北京,追思林迈可夫妇在中国的8年抗日故事,讲述他们与延安广播的不解之缘。

一个英国贵族和延安广播的电波情缘

    一个英国贵族、一段跨国婚恋、一场电波情缘……近百位中外人士近日聚集北京,追思林迈可夫妇在中国的8年抗日故事,讲述他们与延安广播的不解之缘。

    9月3日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8年的全民族抗战,摒弃了党派之争,得到众多国际友人的支持。近日“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纪念会”在京举行,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共同举办。包括林迈可的儿子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外孙女苏珊·劳伦斯(Susan V. Lawrence)等在内的近百位中外人士,勉怀可敬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夫妇。

    与白求恩同船抵达中国

    “姥爷说,他是以二战同盟国国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反对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份责任”,林迈可的外孙女苏珊·劳伦斯在20日的论坛上,用流利的中文回忆起姥爷的故事。

    成长在英国勋爵家庭的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受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之聘赴北京教书,与白求恩大夫同船来到中国。当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打响。林迈可和许多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一样,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他利用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秘密为中国军队采购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

    但“国际身份”的庇护很快就失效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冲进燕京大学,开始逮捕包括林迈可在内的一切反日的中外人士。幸运地从德国友人口中提前获悉消息的林迈可携妻子,在日军抓捕前10分钟,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成功逃出燕园,奔赴北京西山,投奔了同样秘密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法国医生贝熙业。随后,林迈可一家,碾转抵达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奋不顾身地同中国军民一起投入了抗日战争。

    英国贵族和“延安声音”

    战争时期,广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以赢得国际支持,也可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是开展心理战的有力武器。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但受技术等限制,新闻一直无法传往境外。

    本职为经济学家的林迈可,喜爱物理学,尤其痴迷于无线电。1942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受聘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苏珊在20日的研讨会上,公布了一封林迈可在1943年5月写给英国姐姐的信,“我们的无线电设备的确比日本兵的好许多,日本的零件大部分还不错,但他们的电子管不行,设计也不行,效率很低,传播距离短,得将缴获的日军设备重新改装,才能有效使用。”分解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成为林迈可的工作重点。经不断研究,他和中国同事一起成功地将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1岁半的幼女,冒着枪林弹雨抵达延安,建议设立发射台和定向天线,以便让无线电信号发射到美国。但天线的设计和位置并非易事。林迈可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出V形或菱形天线,靠着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最终成功地在延安的土地上树立了天线,并帮助组建了一台一千瓦的发射机。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同年9月1日正式定时广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据记载,播发每日两次,是通过手工用英文莫尔斯码播发的,每分钟18个词。

    “抗日战争时期,林迈可和很多国际友人真诚地帮助过中国,为中国的抗日胜利做出了独特和宝贵的贡献”,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马灿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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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我的中国母亲,父亲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林迈可的儿子詹姆斯(James)说。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性格倔强的李效黎,拒绝缠足,上高中时便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抗日活动,后在“极为开明”的父亲的帮助下,到北京完成高中学业,于1937年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并成为林迈可的学生。

    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林迈可,1937年起秘密为共产党购买药品等物资,急需将英文的药品名、说明书等翻译为中文。于是,林迈可找到李效黎帮忙。“作为中国人参加抗日活动,对母亲来说更是一种冒险”,詹姆斯说。

    1941年,林迈可和李效黎喜结连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同逃到晋察冀和延安,传颂为一段跨国夫妇同抗日寇的佳话。詹姆斯说:当林迈可帮助八路军设计野战无线电通讯设备时,李效黎一边帮助翻译,一边在八路军中教英文,为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做翻译,并教授他们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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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和李效黎离开中国返回英国,但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并未中断。

    1947年,李效黎写了一本英文书“Bold Plum”,中文版书名为《再见,延安》。“她说,用英文写这本书,是想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勇敢地开展抗日斗争”,詹姆斯回忆道。随后,夫妇二人又相继出版了多部书籍,记录中国的抗日故事。

    新华社高级编辑刘光牛说,1945年,林迈可离开中国前,特意将他在8年内的所有关于广播的资料和建议都留给了新华社,至今很多依然保存在档案馆中;重返英国后,林迈可一直持续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多次致信新华社,为英文稿件的翻译等提出建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重访中国,直到1994年去世。

    詹姆斯说,父亲后来成为了英国上院议员,但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是谈到中国,“从小就经常听他们讲中国的故事,父母的一生,都在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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