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哲人施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去世。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今之争，并由此西方思想的种种潮流。

　　根据阿兰布鲁姆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将他的一生的思想分为早年、中年和晚年，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也跟他人生的境遇有关。早年的时候，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犹太人，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却又沉迷于尼采哲学。对于魏玛时期德国人的处境，有着非常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他思考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宗教与哲学、哲学与政治的问题，从行文上看，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还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都显得中规中矩。他接受施米特的推荐，离开德国赴英国工作。不久后，施特劳斯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研究的中心，渐渐从启蒙时代转向古典研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有《自然权利与历史》、《迫害与写作艺术》和《论僭政》。在晚年的施特劳斯全身心投入到古典研究，写出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多芬》、《城邦与人》、《反思马基雅维利》和《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晚年思想是紧紧围绕苏格拉底展开的。

　　《哲学与律法》中文版收入了他的博士论文《雅可比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1935年出版的《哲学与律法》，前者不难看出他从哲学角度出发对于犹太神学的研究，后者则是对于前一个命题的继续与深化。而《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则是施特劳斯的教授资格论文，是他尝试通过宗教与哲学框架研究启蒙问题的开始。同一时期，他还写了很多德国犹太学者的文章，收在《门德尔松与莱辛》一书之中，此书最后一篇文章写于施特劳斯离开德国之际，读起来格外感人。在英国，施特劳斯继续探讨启蒙哲学与宗教问题，不过主要围绕霍布斯展开，通过宗教批判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研究霍布斯宗教问题的文章，被结集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从施特劳斯早期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从宗教研究出发，延伸到启蒙哲学，又进而转向政治哲学研究。

　　那么，我们不妨从上述施特劳斯研究转变的角度，对于他早期的学术观念进行一下分析和总结。作为犹太人的施特劳斯，天然就必须面对二十世纪犹太人问题，因此他从自身处境出发，通过分析了雅可比、斯宾诺莎等犹太哲人，在处理哲学与宗教问题的关系，深入了解了启蒙哲学与犹太教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

　　启示本身召唤合适的人从事哲学，神法本身要求哲思。获得授权的自由哲思，以所有存在者为对象。所以，与所有存在者一样，启示也成了哲思的对象。在先知论中，启示作为由上帝通过某个先知所给予的律法，就成了哲学的对象。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还尝试将哲学与宗教进行调和，有些类似于中国新儒家调和启蒙与儒教的努力，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条道路不通，所以写道：

　　“中世纪宗教启蒙”内传特质的根据，在于静观( theoretis－chen)生活理想的优先地位，正如现代启蒙外传特质的根据，在于对实践理性优先的信念，此信念在康德的构想、奠基和极端化之前，早已占据了优先地位。

　　通过区分古典哲学与启蒙哲学的差异，分清了静观的古典哲学和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启蒙哲学，对此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本人很早就能够区分启蒙前后，哲学本身产生的分裂。而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国学研究者而言，还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实。既然如此，启蒙哲学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施特劳斯继续分析了启蒙与偏见问题。

　　今天阅读某篇启蒙时代文章的读者，在读到文章猛烈抨击偏见时，时常会心一笑，因为他察觉到，启蒙运动里这些所谓摆脱了偏见的先生们，他们自己的偏见有多么深。人们简直可以说：启蒙的世纪就是偏见的世纪。

　　也就是说，启蒙哲学试图通过理性来摆脱传统的偏见，但是根据启蒙理性建立起的哲学，依旧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本身不能通过理性来反思，只能通过历史来呈现。

　　历史意识教导我们，人不可能摆脱偏见生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偏见，而对抗那些偏见总是意味着对抗别人的偏见——因为让人尴尬的是，人们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偏见认作是偏见。只有当历史意识教会我们“偏见”这一范畴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废除历史意识才会导致废除“偏见”的普遍意义。

　　当我们通过历史意识来呈现启蒙理性带来的偏见时，突然会发现偏见超越理性，反而成为了历史中的常态。这种常态反而刺激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即“偏见”这个概念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人们生活离不开偏见，从而使“偏见”成为了合法意识。这种观念最终必将对理性带来致命的打击。

　　如果仅就哲学而言，启蒙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个胜利表现在政治领域，则是自由主义的普及。因此施特劳斯就针对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自由主义否定了政治；然而，自由主义无法把政治从地球上抹去，而只是将其掩盖起来而已；自由主义导致对政治的参与采取了一种非政治的言说方式。所以，自由主义抹杀的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治的真相。

　　如果将自由主义改成启蒙哲学，也许对于这句话就更清楚了。或者说，启蒙哲学瓦解的不仅仅是传统宗教或者政治，甚至也会瓦解他自身所建立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针锋相对指出，自由主义无法抹杀政治，只能歪曲对于政治的理解。对此，施特劳斯并不是仅仅批判了之，而是用研究对其进行批判。

　　哲学与历史，云泥殊路，截然不同。哲学为人们的正确行为提供准则。然而准则远远不如例证切实有效。通过记叙实例，拓宽人的经验，揭示准则是如何被人遵循或被人无视的，昭示由此而来的成败得失，从而较之传授准则本身，更为有效地使人能够在具体的情势下，奉行那些准则——这就是历史的任务。使人审慎，使人深思远虑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

　　也就是说，如果要解决当代哲学的困境，有必要理解前现代的思想。那么，通过历史研究来透视启蒙哲学或者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所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政治思想史的反思。

　　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别有内情——霍布斯的政治学与他的宗教批判之间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是霍布斯政治学真正的敌人。因为，霍布斯的政治学所依据的公理是：暴死是最大的恶；而宗教则宣扬还有比暴死更大的恶，即死后地狱中的永惩；宗教以此否定了霍布斯政治学的基础。因此，只要不驳倒宗教的说教，霍布斯的政治学就会受到质疑。霍布斯政治学依赖于宗教批判。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针对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发现，霍布斯对于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于宗教批判，而如果不能够否定基督教的永罚观念，那么他契约论建立的基础——人对于暴死的畏惧，就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过来说现代政治学也就是不能够成立了。

　　施特劳斯从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渐渐深入到启蒙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之中，他试图通过对雅可比、门德尔松、莱辛、斯宾诺莎等犹太哲人处理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来反思自身存在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犹太问题本身就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分支，不解决启蒙哲学问题，犹太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他转而投身到对于启蒙哲学的追问，发现启蒙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偏见，不但瓦解了传统宗教与政治，同时也威胁到现代政治的基础。可以说，施特劳斯的研究，既是受到犹太人身份问题的刺激，又返回到犹太哲人的启蒙哲学问题，最后到启蒙哲学与现代政治的探讨。当他意识到，现实政治(纳粹)已经威胁到他个人的生存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养育他的德国，进入到现代政治的大本营英国和美国，继续他对于政治哲学的追问。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留在雅典，是为了维护城邦的尊严，而他的离开则是为了更好地探讨现代城邦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