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女儿深爱有妇之夫 为其生两子后遭父拆散

孙中山爱女孙婉

　　作为一位伟人，孙中山的许多故事甚至只言片语都为国人所熟悉，然而，他有着怎样的家庭生活？作为一位父亲，他在子女眼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随着“静谧人生——粤港澳藏孙中山次女孙婉戴恩赛伉俪文物联展”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孙中山爱女孙婉的生平故事进入大众视野。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孙霄更是在展览开幕之际，进行了一场题为“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的公益讲座，将孙中山最钟爱的女儿孙婉饱尝“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与荣辱”的一生展现在我们面前。

　　孙婉，是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在孙婉的眼里，孙中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然而却也令她一生都有着难以释怀的埋怨。

　　父女同月同日生日

　　1895年10月，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辗转回到檀香山与家人团聚。据史料记载，这是孙中山与家人相聚时间相对较长的一次，一方面，此时的孙中山正为清迁追赶而四处避难，另一方面，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需要时间总结经验教训，为革命筹措资金，进行各项准备。

　　孙婉的生命就悄悄孕育在这段日子里。次年，孙中山再度前往英国为革命奔走时，还不知道有她的存在。而孙中山刚到达伦敦后，就被诱入清政府驻英国伦敦公馆并遭到囚禁。1896年11月12日，孙婉出生了，而这一天，恰好也是孙中山的生日。于是，小生命的降生被全家人视为一个命运恩赐的吉兆，能够为危难中的孙中山带来命运的转机。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孙中山也刚在伦敦脱险。听到女儿出生的消息，孙中山兴奋不已。

　　孙婉是孙中山最小的孩子，而在姐姐孙�圆∈藕螅�孙婉更成为父母唯一的女儿，家人对她更为珍视和关爱。

　　童年时父亲只是一个影子

　　孙婉漂泊无定的整个童年，正处在孙中山革命道路最为艰难的阶段，因此她极少见到父亲。在他们心目中，父亲是十分了不起的，但同时又是很陌生的。

　　孙婉出生后，一直跟着母亲，住在檀香山伯父孙眉家里，全家人的生活都要依靠孙眉经营农场来维持。这一住就是12年。

　　1901年，孙中山曾经回到檀香山与家人团聚，当时，孙婉只有5岁。这是孙婉第一次看到父亲，欢喜异常，她自然不明白这是父亲起义失败后的再次流亡。

　　再次与父亲见面，却是再次时隔五年之久。学界认为，孙中山在为革命四处奔走的年代，先后回到檀香山6次，体现出孙中山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中，对孩子和家庭还是牵挂于心的，只是在家庭、亲情和民族国家大义之间，他不能没有取舍。

　　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的流亡途中给两个女儿写信，信中向孩子们索要照片，以慰思念之苦，流露出自己对孩子、妻子和家庭的牵挂之情。

　　留学美国遭遇致命爱情

　　1912年2月13日，面对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之一，袁世凯准予孙科按“勋人子弟”待遇，享受官费一万美金赴美留学，一同去美国留学的还有孙婉。

　　那一年孙婉刚刚16岁。很快就陷入了与王伯秋的恋爱中并结婚，20岁时就生下了她与王伯秋的第一个孩子。

　　王伯秋，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他与孙婉在学校组织的一次留学生滑冰活动中相识。然而，当时的王伯秋却在国内已有家室。1915年，孙婉披上雪白的婚纱，如愿以偿地与王伯秋走进教堂。

　　对孙婉在美国与王伯秋结婚，孙中山开始并不知道，在他眼中，王伯秋胸怀理想、值得信赖。然而，当孙中山知道王伯秋已有家室的隐情后，他对王伯秋信赖的底线被冲毁了。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一夫多妻制，不同意女儿去做别人的小妾。孙中山在给女儿的信中要求，“婉儿应该好好反省……速速回国，把事情办理妥当。”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王伯秋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孙婉。后来，在哥哥孙科的安排下，孙婉嫁给了在广州军政府工作的戴恩赛博士。直到1969年，73岁高龄的孙婉在和女儿聊天时，谈到当年被迫离开王伯秋时仍然说“我对你外祖父有意见。”流露出她对那段初恋的留恋之情。

　　1979年6月10日，孙中山最为钟爱的女儿孙婉，在澳门镜湖医院平静地辞世，享年83岁，在阅尽人生沧桑、历尽人世荣辱之后，飘然而去……

　　孙中山之子晚年流亡生涯

　　父子合照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崩溃前的一片混乱，孙科于3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后，由广州移居香港。

　　孙科在香港居留期间，对时局深感“悲观”，对政治及一切事务均表倦怠。1950年秋，孙科偕夫人赴法国，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60岁。

　　1952年，孙科夫妇来到美国，那时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

　　1965年，孙科已经75岁高龄，在他流亡16年间，蒋介石政权没有对他表示任何关心和重视。他在美生活有诸多不便，渐生归台之意。而台湾方面，自60年代初始，孙科的某些故旧也为孙科赴台多方积极活动。

　　1964年由台湾出资，在美组织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并推举孙科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从此，孙科与台湾官方机构重新建起了联系。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热诚欢迎，场面之盛大令孙科潸然泪下。

　　孙科

　　孙科抵达台湾次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前往高雄蒋介石官邸拜谒。自1949年广州分手，16年后他们在台湾相逢，彼此相见甚欢。蒋介石设午宴招待孙科，还将自己曾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给孙科及其家属居住，孙科在台一直居住于此。

　　孙科承蒙蒋介石以礼相邀，便积极投桃报李。一周后，台北举行“华侨救国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幕典礼上，孙科发表了返台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明确表示全力拥护蒋介石。

　　1965年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9月1日，蒋介石又正式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从此孙科又名列台湾“党国要人”之列。

　　在台湾，孙科的主要活动是主持和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们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文化复兴运动”机构，并在总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随即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华古籍，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孙科另一项活动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他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院，享年83岁。

　　1945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始末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定的事略稿本。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中，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国民政府派军队前往东北，并设立行营，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也调遣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问题、中苏关系、中共问题等，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称，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孙科公开呼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打内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孙科与蒋之间政见不合，对此已经出现谣言，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因此，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沪，以免引起误会。因此在11月12日，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

　　1945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始末

　　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

　　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了吴、孙谈话的情况。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又特意手书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动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

　　孙科擅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见孙科去意已决，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6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办法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了南京方面的计划。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俄共夹攻，各方反动分子蠢动思逞”，孙科潜行是非常危险的，“如其果到上海，则东北对俄与华北共匪之形势”，就不易改变了，“甚至第二伪满傀儡之出现，即在最近之将来”。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给“请”回重庆。

　　15日下午，吴铁城来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心爱的二夫人被捕，孙科要求保释却不被允许，只能亲自前去解救。

　　孙科既已被带回重庆，蒋介石决定在蓝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让步。1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 “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孙科潜行一事，最后就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而告终。

　　早期日记里的蒋介石:见艳心动 孙科是”阿斗”(图)

　　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宋明理学的道学家，他又不停地反省、自责，比如日记里曾有“见艳心动，记过一次”的记载。另外，蒋在日记里骂了好多人，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孔祥熙等外界认为他最亲密的人，比如称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说他误党误国，“蒋在日记里写，把孙科叫来，大骂，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显然，写下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杨天石说。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日记将来会被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作为后人的研究资料，所以他把自己讲得好一点、美一点，慷慨激昂一点，这也是有的。比如孙中山去世时，他在日记里写：我很痛苦，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还不如我去死呢’，当然他对孙中山是有感情的，但这种话有些过于表演性，就要打上问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时蒋本人9日离开上海躲到南京，把具体事情交给白崇禧他们，怎么策划、怎么交代给白崇禧，他都没有记载。这种地方他知道，不能给历史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很可能有意识地不写”。

　　大历史有大历史的脉络，而蒋介石日记则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杨天石说，比如在首批开放的日记中，有不少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记载，“从他的日记里一天天看下去，可以看到蒋、张的关系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有一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蒋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告诉他，我死后，人事如何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张学良听明白了没有。这实际上是暗示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

　　早期日记里的蒋介石:见艳心动 孙科是”阿斗”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外界最关心的自然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说他们是政治婚姻，我不赞同这个观点。蒋、宋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蒋对宋一见倾心。”杨天石说，从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加入基督教有一个过程。“他们结婚时，倪桂珍希望他加入基督教，他回答说：我对基督教没有研究，我要先研究再说。蒋介石订婚后，到日本见倪桂珍，蒋写：‘岳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让我很不好意思。’这个老太太显然对这个女婿还是喜欢的。有一次倪桂珍重病，蒋自我反省，说我的岳母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加入，这时他对基督教已下了一定功夫了，有一定好感。另外，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诸多因素最终导致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把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仅仅理解为是为了婚姻，这样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

　　杨天石说，虽然蒋介石日记里对他和宋美龄的记述比较简略，但大体也可以理出他们感情关系的脉络。“‘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他准备北上，跟日本人拼一场。但他又很清楚，打不过日本，所以临行前他立了遗嘱。宋美龄也表示愿意一起与他北上。蒋介石说：牺牲是我男儿的责任，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对她北上。宋美龄觉得蒋介石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了上海。第二天，宋美龄又回来了，说：我丈夫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而应该与他共生死。这个情节很生动。作家可以虚构这样的细节，但如果没有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写的这些话，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想象不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需要很多战争经费，而宋子文不批，急坏了宋美龄。她对宋子文说：战事到了最紧急时，你不给他钱，他一定要失败；我知道介石的脾气，如果失败他一定要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跟着死。她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抵给宋子文，宋子文很感动，很快筹到了钱。“这都是历史很好的细节”，杨天石说，从中可以看出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的确有真情实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