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之侄多罗克勤郡王岳托

岳托曾出征朝鲜攻克平壤城，这是平壤城之北门玄武门。

岳托所在的两红旗之甲胄

    岳托是和硕礼亲王代善的长子，太宗之侄。因其自幼丧母，继母苛刻而父亲代善亦待之甚薄，故太祖大妃孟古姐姐(太宗生母)受命将其与皇太极一同抚养。两人虽为叔侄，但年龄仅相差6岁，同吃共住，故岳托曾被太宗称为“我母后从幼抚养之弟”，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其后，岳托亦在太宗诸子侄中效力独多。本是相交绸缪，岂料岳托却因其妻是哈达格格莽古济(太祖第三女)次女等缘故，备受牵累而多次降爵，初封亲王却以多罗贝勒之爵辞世，克勤郡王不过是其死后之追封，而且还差点遭受身后之刑，平生际遇令人唏嘘。

    龙种麟角，骐骥干城

    岳托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母为代善之嫡福晋李佳氏，是太祖孙辈中一位难得的军国干才。太祖朝，岳托冲锋陷阵，攻辽沈，征蒙古，与父亲代善同掌两红旗，天命六年(1621)时，已成为后金国著名的“十固山执政贝勒”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驾崩。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是岳托与弟贝勒萨哈廉共议，来至父亲代善居所，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四贝勒(即清太宗皇太极)“才德冠世”，先汗称意，众贝勒亦心悦诚服，“当速继大位”。于是，代善在翌日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提议立四贝勒为汗，以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的形式拥立了新汗。因此，太宗入承汗位，除了他本人“智勇俱全”外，岳托的倡议亦至关重要，是岳托出头使得上述一切名正言顺，立下首功一件。

    天聪元年(1627)正月，太宗命阿敏为主帅领兵出征朝鲜，岳托、济尔哈朗等随征。此次出兵朝鲜，实是乘后金国与明朝议和之间隙，若明军或蒙古察哈尔乘虚来攻，后金国必岌岌可危，故太宗指示阿敏，只要朝鲜求和盟誓，即可班师还朝。不料，阿敏却有意久居朝鲜，滞而不归。其时，又是岳托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一旦边疆有战事，回师必不及，当未雨绸缪。于是，联合济尔哈朗与阿敏分兵驻营，而且劝济尔哈朗速去谏止其兄，说“我自率我二旗兵还。若两红旗兵还，两黄旗、两白旗兵亦随我还矣”。同时，又以朝鲜国王李��的族弟李觉为质，遣官与朝鲜国王、议政大臣等共相约誓议和后，才将既成事实告知阿敏。陷入孤立的阿敏，最后不得不服从众议而迅即班师。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岳托对太宗之忠心苍天可鉴。对此，太宗亦赞许有加。几年后，岳托之弟硕托随阿敏弃永平等城逃归沈阳，议其罪时，硕托表示自己曾力谏，无奈阿敏不听。太宗回答道，阿敏不听你就随之而回，如果他去投敌国你也去吗？你若能像岳托在朝鲜时那样，后金国就不会坐失永平了。

    天聪三年(1629)十月，太宗亲征伐明。当大军行至次喀喇沁之青城时，代善和莽古尔泰夜入御幄，不许诸贝勒大臣入内而与太宗密议说，我军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而粮匮马疲，即使攻入明边，也是敌众我寡，故建议太宗立即班师。太宗虽不满，但面对两大贝勒的共议，又不得不做出让步。两大贝勒走后，岳托、济尔哈朗、豪格等众贝勒入帐来至近前，见太宗闷闷不乐，岳托即请太宗明示。当岳托得知两大贝勒提议退兵时，立即与众贝勒令八固山额真至两大贝勒营地集会会议此事，最终迫使代善与莽古尔泰收回成议，此时已是当日深夜子时。此次征明，多亏岳托等人坚决支持太宗的伐明之策，后金国不仅攻取了遵化、永平等4城，且在兵围京城期间巧施反间计，使得崇祯帝误杀了抗清明将袁崇焕。所有这一切，若离开岳托的当初力争必将是“空中楼阁”。

    不仅如此，在治国方略上，岳托也是颇有见地。天聪五年(1631)三月，太宗命议政之诸贝勒直言时政。岳托奏称，汗即位6年，虽无不义之举，但亦有“微疵小过”。俗话说，“由小滋大”，臣若知而不言，则有负汗王。如今国内“刑罚不平，国人怨望”，罪在臣等。因为“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请汗擢用直谏之士，“重黜奸邪，亲近忠良，屏斥谗佞”，那么群臣都会争做正直之人。依臣之见，汗欲息民怨，则需委派廉明正直之臣主诉讼；汗欲国家丰裕，则要严察国中祭祀祝祷之靡费，禁止焚烧“九衣七帽”之奢华；汗欲屏息奸佞，则要将讦告诸贝勒之人断隶别旗。同时，岳托又说，自古以来都是臣有进谏之责，而今汗“自责求谏”，真乃圣明，但要务实避免走过场。岳托之言，言简意赅且直指要害，其建议后多为太宗采纳，如制定祭祀条例以禁止奢靡浪费，颁布《离主条例》使国法“不遗贵戚”，限制满族统治集团的胡作非为，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此外，通过上述奏闻亦可看出，岳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后，太宗设置六部，即委任岳托执掌兵部，授以后金国之兵权，彼此间信任有加。

    天聪五年(1631)，后金国取得了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归降的汉官汉将多达百数十员，汉民亦多。为使之安下心来为后金国效力，岳托又向太宗建议，优礼大凌河汉人，“使天下皆知我国之善养人也”，果真如此，则以后“归顺者必多”，人心归附，大业可成。至于如何优礼，岳托认为以满汉通婚为上。凡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其兵士则先察汉人女子给配，余者配以八和硕贝勒下的庄头女子。而且若诸贝勒大臣女出嫁后，有欺凌汉人丈夫者，治其父母之罪。对此，太宗“嘉纳之”。

    天聪六年(1632)正月，岳托以身作则，率先与汉人佟养性额驸联姻。举行婚礼时，太宗与大贝勒代善亲自驾临，佟养性及众位归降汉官坐于汗之左侧，岳托以“雕鞍良马及绣缎貂裘、金镶玉带、靴、帽等物”赠给亲家佟养性。佟养性对此感激涕零，说我等微贱之人竟能与汗及诸贝勒结为姻戚，“何异登天”？遂率其兄弟及官属一再叩首谢恩，而岳托、豪格两贝勒则亲自为佟养性斟酒，其他诸贝勒大臣又为众位汉官斟酒，佟养性又与众汉官轮番给太宗敬酒，太宗“少饮”，而诸贝勒大臣俱尽饮。满汉君臣举杯同欢，其乐融融……

    由是观之，岳托的远见卓识与博大的政治胸怀在当时后金国的诸贝勒中，真是无人能及，特别是其恩养汉人及满汉通婚之建议，对后金国网罗人才，成就推翻明朝之大业意义深远，这些都是岳托后来能功封和硕成亲王的重要原因。但如此大材，却在转瞬间连遭贬斥，封爵更是下降为贝子，岳托犯了怎样的“滔天大罪”呢？

    大江无风，波浪自涌

    其实，人与人之间有误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彼此间出现信任危机，特别在君臣之间。天聪末年至崇德初年前后，本为太宗亲信的岳托突然多次获罪，究其原因，实与岳托娶表妹乌拉纳喇氏为妻有关，乌拉纳喇氏乃哈达格格莽古济之次女，此婚姻将岳托与谋逆篡位的莽古济和莽古尔泰兄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引起太宗的反感与疑忌。

    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因怨望太宗而被废为庶民的莽古济格格被其属下冷僧机告发，揭发她曾与莽古尔泰、德格类一起盟誓谋逆篡位。从冷僧机揭发的内容来看，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结党设誓图谋不轨的时间，大概是在天聪五年(1631)十月左右，时值大贝勒莽古尔泰刚因“御前露刃”等罪被削爵降至贝勒。羞恨交加的莽古尔泰遂与同母所生的德格类以及莽古济夫妇一道，对佛跪焚誓词，欲谋夺汗位。如今东窗事发，当济尔哈朗将此事公诸于众时，萨哈廉、阿巴泰、阿济格、多铎等闻之都义愤填膺地诅咒上述人等，但岳托得知此事后，史载其反应是“变色”说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事”，一定是有人胡说八道，又或许想牵强说词拖累于我——“绝无忿意”。

    崇德元年(1636)八月，太宗命代善、济尔哈朗、多铎、多尔衮、杜度及诸大臣共议和硕成亲王岳托及和硕肃亲王豪格之罪。其中，岳托的罪状有：一是曾遣人启奏，说我父(指代善)怨恨我，请皇上将黄马给我，我将还予父亲。二是在大凌河之战时，莽古尔泰于御前露刃，情罪重大，可岳托却对皇上说，“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皇上和莽古尔泰有何深仇大恨吗？三是“市恩于哨卒”，先许其赏，后请于皇上，实欲将皇上之恩邀为己有。四是济尔哈朗手下人骑马将马累死，岳托却说马是“中伤而死”，郑亲王出面证明就行。然后即以“中伤而死”奏闻，这是使皇上疑郑亲王偏护私人而厌恶之。五是其弟硕托因获罪而被夺奴仆户口，岳托却出面奏请皇上免其罪，是为徇私枉法。六是与豪格私下传话，岳托不奏闻皇上，是欲离间父子，有怨恨皇上结党之嫌。故议岳托应论死，或免死监禁，籍其家。

    对此，太宗的评价是岳托“怀异心以事朕”，但我不会给妄加诛戮，“彼等若负朕宽宥之恩，仍行背逆，天地岂不鉴之！”故岳托、豪格俱被免死，亦免幽禁，只是革去亲王降为多罗贝勒。另外，诸王又议罚岳托雕鞍马20匹，甲胄20副，空马20匹，银15000两，但太宗命仅罚其1000两，余者宽免。同时说，硕托获罪后曾夺其满洲奴仆归你岳托，既然是你出面“奏乞还之”，朕也想做个人情，著将硕托获罪所夺满洲奴仆全部归还其本人。然后，太宗又遣大臣告诉岳托、豪格说，众议拟处以死罪，如果我真想杀你们，又有何难？只是一旦苍天眷佑，使朕“抚有疆域，得膺大统”，我有心与兄弟子侄共享太平。若杀了你们“将谁与共之乎？”希望尔等今后“心怀忠信，竭力图报，其效力与否，朕自知之”，众人也会有目共睹。对此，岳托与豪格都表示，今死而复生是“蒙皇上仁德优容”，臣结草衔环亦无以为报。此时，距岳托受封和硕成亲王还不足4个月。

    本来事情至此已可以告一段落，但莽古济获罪后，豪格为表忠心，手刃其妻即莽古济之长女，可岳托与莽古济之次女夫妻情深，豪格如此决绝，一下子就把岳托推入两难之中，岳托即遣人启奏太宗，表示要效仿豪格。太宗当然会出面阻止，岳托即顺水推舟使妻子幸免于难。可这一切又岂能瞒得过太宗？因此，豪格重获信任，而岳托又再次受到太宗的教训。

    崇德二年(1637)八月，因太宗宸妃诞育皇子，故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和土谢图汗特遣使臣献驼马并上表庆贺，太宗在演武场设宴款待蒙古使臣时，命竖起箭靶较射。先是喀尔喀部马哈撒嘛塞臣汗与土谢图汗下之诸臣较射，每旗10人，分左右翼较射，负者罚牛羊。后，太宗又命多尔衮、多铎、豪格、阿巴泰等射箭娱乐，输了的人要站立，为赢者布菜敬酒。就在这次较射中，岳托因不善射即向太宗推辞说“臣不能执弓”，太宗答，你可以慢慢地射，你不射，恐怕其他的诸王贝勒不服，并催促再三。岳托只好勉为其难，可拉弓射了5箭均坠落于地，没有一次射中。结果，这引起了外藩蒙古的哄笑，恼羞成怒的岳托竟将手中的弓向蒙古人群掷去。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以及刑部承政共同会审，认为岳托一向心高气傲，妄自尊大，今于大庭广众犯下如此罪恶，难以姑容。一议定岳托死罪，太宗不许；又议将岳托幽禁于别室，籍没财产，太宗仍不许；三议夺岳托所属人员，罚银5000两，解兵部之任，削贝勒爵，太宗终于同意，但命只将岳托从多罗贝勒降为固山贝子，暂令在家思过不准出门。

    真是大江无风，波浪自涌。从前文所述岳托之功过看，其不是没有过错，但其罪决不至于受到论死或降爵至贝子这样的严厉惩罚。只是政治斗争中，个人的恩怨情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爱妻为谋逆的莽古济格格之女，划不清界线的岳托竟落到如此田地，封建专制下伴君如伴虎之况味由此体现无遗。

岳托执掌之兵部负责出征作战，是为清战时之各种兵器。

岳托生前最后一次出征中，曾仗败明总督卢象升之兵，是为卢象升像。

    壮志未酬，人生几回伤往事

    从前文可知，论才干，论见识，论智谋，岳托实乃国之栋梁。从太宗对岳托的处理结果看，其内心也是矛盾重重，否则也不至于三议其罪后方给岳托定论，而且每次都没有依诸王之议置其于死地。作为大清开国明君的太宗，对于岳托为国家、为其本人所做的一切，又岂能熟视无睹？

    早在天命年间，岳托即多次与时为四大贝勒之一的太宗并肩作战，死生与共。攻略明奉集堡时，岳托曾紧随太宗，一同横刀跃马追杀明兵2000余人，率先拉开后金进攻辽沈之序幕。天命六年(1621)后金进攻沈阳，太宗奉命于白塔铺阻击由明总兵李秉诚等所率之3万来援之军，又是岳托随父代善率两红旗赶到，与之共同出阵入阵追击40里，斩首3000余人，力破强敌。

    太宗即位后，岳托更是如蛟龙得云雨，纵横驰骋，立下战功无数。天聪二年(1628)五月，岳托奉命往略锦州、松山地区，“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并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处”，获人口及牛马牲畜数百计。大军还时，太宗特遣人往迎岳托等，赐良马1匹，以示嘉奖。

    天聪三年(1629)，岳托随太宗伐明，其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军夜攻大安口，毁水门而入，大败马兰营之军。当明朝军队从遵化赶来增援时，岳托于阵中谈笑风生，回头对济尔哈朗说，看我如何打败他们。是日，岳托五战皆捷，一副大将风范。其后，攻顺义，围京师，困永平，克香河，岳托均立有战功。

    天聪五年(1631)十月，大凌河之战进入决胜阶段，粮绝计穷的明总兵祖大寿请降，以其子祖可法作为人质先行入清营商定归降之事。当祖可法欲行大礼参拜岳托及诸贝勒时，岳托则说，此前两军对垒，你我为仇敌；现在已然讲和，那就犹如兄弟，何必大礼参拜？于是，与祖可法等互行满族特有的抱见之礼，给予其很高之礼遇。同时，岳托又针对祖可法言及后金在永平屠城的疑虑详加解说，指出那是阿敏的个人所为，已然将其治罪，并颂扬太宗今施德政，以示后金国诚心相待之意，解除祖大寿归降之疑虑。后，祖大寿倾城而降，当其来至营地与太宗相见并欲行跪见之礼时，太宗“止之”，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间互行抱见礼。由此可见，岳托深知太宗之心，此前其对待祖可法的得当举止对坚定祖氏归降之心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是太宗所倡国策之忠实执行者。

    天聪七年(1633)六月，太宗询问对明朝、朝鲜及察哈尔的军事策略，时为兵部贝勒的岳托认为，事在谋断，应于“山海关、通州、燕京三处，先图其一”作为立国之基地。并主张进兵长城，认为当时天下形势于后金有利，时不可失，汗“春秋鼎盛，不乘时以立鸿业，后悔何及？”看得出，岳托此时如九万里风鹏正举，雄心勃勃地欲在太宗麾下建功立业。同年八月，岳托率军攻克旅顺口。凯旋之日，太宗亲迎于都城郊外犒劳三军，以金卮酌酒赐予岳托。

    不仅如此，岳托执掌兵部后，诸事办理妥帖，不仅得到过太宗的亲口赞誉，而且在岳托的操持下，举行了后金国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天聪八年(1634)三月十三日，岳托统领满洲八旗、蒙古两旗、旧汉军一旗共计11旗行营兵，排列成5大阵营，第一序列为汉军炮兵，第二序列为满洲、蒙古旗之步兵，第三序列为满洲、蒙古旗之骑兵，第四序列为守城应援之兵，第五序列为守城炮兵，来接受后金国最高统治者的检阅。当其时也，太宗“驻马浦河冈”，检阅着军容整肃、“步伐整齐”且绵亘长达20里左右的后金国三军队伍，岳托则“以战守纪律指示众军”，响炮三声，“众军呐喊如之”，炮声隆隆，旌旗猎猎，八旗军声威震天。太宗大悦，特赏所有参加检阅的“每甲士银一两”。

    此外，岳托还曾随太宗出征过察哈尔与朝鲜，而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嫡子额哲并获得元传国玉玺时，岳托亦在其中。如是种种，岳托哪有一点点因既是叔父又是妻子舅舅的莽古尔泰获罪而不尽心国事的征兆呢？又哪有因岳母莽古济格格怨恨太宗而采取报复之举动呢？所有这一切与岳托所犯之罪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可这位镶红旗旗主贝勒却不是冷酷的政治家，其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休弃过大福晋，其父代善获罪为求得饶恕也杀过大福晋，其效命的叔父清太宗皇太极也曾休离过时为大福晋的豪格之母，但岳托却做不来，他更看重的是感情。这叫一国之君的太宗十分头疼，既然岳托自己不能划清界线，那么做君王的叔父就代其做出抉择吧。于是，岳托获罪降职不久的崇德三年(1638)四月，借岳托新娶之福晋向刑部讦告大福晋(莽古济之女)因妒而拔掉其一根头发，似乎是施魇魅之术害人之机，太宗令莽古济之女与岳托分居，于府中别居一室，允许其抚养幼子，但不许其再至岳托的居所，作为丈夫的岳托也不准前往看视。政治斗争掺杂到夫妻感情和家庭生活中，真是一件令人既痛苦又无奈的事情，因为岳托没有任何自主权。

    不久，被判与妻子分居的岳托又重新得到了太宗的重用，以扬武大将军的身份统军大举伐明，胸怀大志的岳托可以一抒其壮志未酬之压抑了，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此次出征竟然是岳托与所有人的诀别……

    英年早逝，提携玉龙为君死

    崇德三年(1638)八月，太宗延续其入关远袭劫掠蚕食的伐明之策，分两路进军大明。其中，以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而右翼军即由多罗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兵出征。

    八月二十七日，太宗亲送扬武大将军岳托同杜度等率右翼军征明，在盛京演武场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其时，太宗居中而坐，岳托先率出征诸将跪于阶下，后升阶跪，受太宗亲赐之“扬武大将军”敕印，行三跪九叩头礼。太宗又特召岳托近前，训谕攻明之策。后，赐茶，目送岳托率军出征。

    重上战场的岳托不负众望，由墙子岭入关连克烽火台11座，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疯狂掠夺。大军进抵山东攻克济南府后，统帅清兵横扫明军如卷席的岳托却于济南感染上了天花病毒，不幸病逝军中，时年40岁。天妒英才，一代豪杰就这样溘然离世，令人扼腕叹息。

    崇德四年(1639)三月，征明两路大军遣使奏捷。捷报传来，太宗“览杜度疏”，不见主帅岳托之名大惊，问其故，兵部启心郎詹霸奏报，扬武大将军岳托及辅国公马瞻(岳托弟)于正月里俱病逝于济南了。太宗闻听，“恸哭久之”。虽然两路大军双双奏捷，即多尔衮一路“蹂躏”燕京迤西千里内之6府，直至山西地界而还。又复至临清，破山东济南府，返至天津卫，克城34座，降6城，败敌17阵，俘获人口25万余人，且“无一伤者”。而杜度则从明燕京西至山西，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共克19城，降两城，败敌16阵，俘获人口20余万，黄金4千余两，银高达97万余两，但太宗却并不见喜色，而是沉缅于岳托逝世的悲痛之中，“辍饮食三日”。

    同年四月里，征明右翼军班师，太宗特于盛京城外40里之沙岭堡亲迎。在沙岭堡5里外，随军归来的阿什达尔汉(太宗舅父)等跪于道旁，再次奏报岳托、马瞻病卒军中，太宗又一次失声痛哭，哭得甚至坐不住马而需要下马席地坐而哭之。此时刚刚得知一下子失去两个儿子的代善也在“下马仆地”痛哭，哭泣良久的太宗“复上马，劝代善还家哭之”。然后，命左右侍卫扶兄长代善上马还家。一路上，太宗“且哭且行”，代善又再次“哭仆于马下”，“立马以待”的太宗，令两名侍卫在两边“扶掖”代善乘马而行。行至沙岭堡，太宗下马入御幄，再次“坐而痛哭”，并以茶酒遥奠岳托。车驾还至盛京后，太宗“不入宫”，御崇政殿，遣亲王以下人等“诣岳托灵前奠酒”，命“辍朝三日”以示悼念。

    当多罗贝勒岳托之柩运抵“盛京城外西南隅”之时，被太宗勒令分居的岳托之大福晋，不仅昔日横波目，今为流泪泉，而且以自愿生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对苦命鸳鸯至此魂归一处。

    岳托的后事办得极为隆重，太宗下旨追封已故多罗贝勒岳托为克勤郡王，备各色祭品祭奠不算，当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皆集于岳托墓所时，太宗特遣礼部官读册致祭，祭文颂扬了岳托的征明之功外，还表达了太宗“不胜悲悼之情”。论功行赏时，岳托虽逝，太宗仍赏马5匹，骆驼两峰，银万两，赏格仅次于多尔衮。

    不料权力场上风波多，岳托刚刚下葬还不足两个月，其原来的部下蒙古人阿兰柴等即告发岳托有谋逆之举，说岳托生前曾经给过岳母莽古济的第二任丈夫即蒙古敖汉部之琐诺木“刀一口，弓二张”，还说过什么你要用此弓好好地射，“勿忘前约”之类的话，琐诺木则送岳托1匹马。而且，岳托还曾将琐诺木召入内室密语良久。此事上奏后，太宗遣人问代善、济尔哈朗和多尔衮3人，说此事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呢？以代善为首的3人奏称，“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对此，太宗发表长篇宏论，说岳托自幼为母后所恩养，朕亦“爱而抚之”，即使岳托萌生了“不轨之心”，其亦不忍心对岳托施以身后之刑，关于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说抛骨灭门的话了。

    话虽如此说，但太宗始终处于心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状态。故“筹度良久”后，终于“集和硕亲王以下，及诸大臣于大政殿”，当着所有人的面，太宗审问了活着的当事人琐诺木。琐诺木说，岳托确实送过我刀和弓，来我家看望其岳母莽古济公主时亦相对而哭，但“所言总属闲语”，从未有过不轨之词。太宗的结论是，看来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前者琐诺木夫妇与莽古尔泰、德格类盟誓佛前，阴图不轨”，莽古济“乃岳托妻母也”，岳托虽未参与，但也是知情人，但朕决定不降罪了。

    对于岳托的处理，看得出太宗内心是爱恨纠结的。古人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从岳托生前所立之功、所倡之举，没有一件不是利于后金国、利于太宗统治来看，纵使其是知情人，也仅仅是碍于亲情而未加以揭发而已，岳托本人是决无谋害太宗之举的。所谓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关于这一点，对于与岳托感情之深甚至超过了代善与岳托父子之情的太宗而言，其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以解开自己的心结，岳托到底忠不忠就是太宗想知道的，而岳托最后并未惨遭抛骨扬灰之刑，由其子罗洛宏袭爵而为贝勒即可说明太宗内心的答案了。

    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廷为岳托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1778)，岳托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并以克勤郡王之爵世袭罔替。这样，在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中，岳托与其父代善独占两席之位而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