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重臣荣禄炫富：穿貂皮袍每天一换一冬不重样

荣禄

　　当今一部分生活优越的人，为了博得他人的艳羡和支持，获取虚荣的满足，在网络上炫耀自己的奢华生活，成为了一种网络流行现象。其实在古代，也有炫富事件发生，只是过去没有网络，所产生的影响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迅速广泛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

　　最为著名的炫富事件恐怕就是晋代的石崇与贵戚王恺斗富了，而石崇后来被杀，家产被抄没，也让后世的许多富人明白了出头椽子易烂的道理。加之在明代以前，官方多有重农轻商的思想，巨商大贾即使有极强的财力，也不敢轻易展示人前。这种情形到了清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才有所改变。尤其是清代以盐商为代表的巨富群体，生活繁华汰侈，竞为奢靡，为了进行竞争和比较，企望以炫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成为了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炫富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清代史料笔记《水窗春呓》载，乾隆中期，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云集，只有百万以上的富室人家，名声才会广传于外，为他人所知。当时洞庭山的巨富以席氏居首，周边的王氏、陶氏与之鼎足而三，大家私下里都互有不服，暗有比较之意。某日陶氏乘船到席氏家里作客，从他停船处到席宅约二里许的路程，一路都设有灯棚，至夜点起灯烛，亮如白昼，表面上看是方便客人行走，其实就是席家暗中炫耀财力的一种方式。

　　好酒好菜招待几天后，主人假装不经意地问道：“你看我家还有甚么地方不够完善？”陶氏答道：“也没有其它的，就是觉得你家客厅的地砖太大了，像是行宫用的一样。还有就是书房窗外的池塘，没有种上荷花，略感美中不足。”席氏听了默然不语。两个时辰后，主人再邀客人到书房外的水榭，陶氏一看，池塘已经种满了荷花。再到客厅，地面也全部换成了小块的地砖。至此，对席氏的首富身份，陶氏方才服气认可。

　　当然，陶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有一次到苏州看当地最有名的“绝秀班”唱戏，戏子见他衣着老土，以为他是个乡村土财主，就嘲笑他：“你这么喜欢看戏，怎么不请班子到家里唱？不过，我们戏班子除了每天二百两银子的戏钱，每天的饭食也必须要有风鱼和火腿才行。”陶氏恨其无礼，一下订了一百本戏，每天让“绝秀班”的戏子在自家的花厅里自演自唱，无人观看不说，每天的两餐饭食，也只供应风鱼和火腿，再没有其它的菜肴。吃了十天后，戏子们纷纷讨饶，陶氏这才放过他们。

　　清人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记载了清初季振宜炫富一事。季振宜为江苏泰兴人，在顺治朝曾任户部员外郎、广西道御史等职，康熙朝又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巡盐务，辞官归里后以豪富闻名于天下，尤以生活豪侈著称。有一年天下大雨，半月方晴，雨停后，季振宜让仆人把家里的裘皮衣服拿出来暴晒，说是怕潮湿，易霉变损坏。于是仆人把季家所有的裘皮衣服都拿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将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狲，一一罗列，然后用棍子拍打，从裘皮衣服上面打落下来的脱毛积地达三寸厚。这一举动，与现代人炫耀LV、爱马仕包包可谓异曲同工。

　　清末重臣荣禄也是一个爱显摆的主。清人罗��日融的《宾退随笔》载，荣禄的面貌英俊，仪容举止风雅，对衣裳和装饰杂佩极为讲究，务必精好。每年的冬天自十一月起，到来年的元宵节，两个半月的时间，荣禄身上穿的貂皮袍子没有重样的，每天一件。为了方便区分管理，他的衣服内里都用布条标有号码，以避免重复穿着。衣服的款式也很有讲究，即使遇到大风雨，也要求四不露褂，意即不能露出裘皮的毛里子来。荣禄乃以这种奢侈性的炫耀，标榜自己的品位和身份实力。

　　如果清代有着完善的反腐监察制度，有官员身份的季振宜和荣禄想必也不敢这么高调炫富。毕竟清代的一品京官，年俸加上养廉银，也不过是数百两银子，至于从五品的都察院监察御史，年俸更是少得可怜，凭借正常的收入，显然是无法支撑这样的奢侈性消费的。若是被人曝光，成为了社会热点事件，朝廷彻查其收入来源，他们贪墨腐败的行为就会彻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