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从弟济尔哈朗：水各有道自得其流

北京济尔哈朗王府内景

    核心提示

    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为太宗从弟。其名字为蒙古语，意为“幸福、快乐”。济尔哈朗一生身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论及血缘，其虽不是血统纯正的凤子龙孙，却爵高位显，历久不衰。生存于充满血腥权力斗争漩涡中的济尔哈朗，是如何做到功成身退的呢？

在盛京的济尔哈朗王府图

    覆巢完卵，洪由纤起

    济尔哈朗，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母亲姓乌拉纳喇，名滹奈，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布占泰之妹。当济尔哈朗11岁时，其父舒尔哈齐迈出了与太祖分裂的脚步，即命人前往黑扯木砍伐树木，建房造屋，试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太祖闻之，断然斩杀了济尔哈朗的长兄阿尔通阿和三哥札萨克图等，并逼迫其父舒尔哈齐俯首认罪。在这一事件中，济尔哈朗因年幼而未受到任何牵连，是覆巢下的完卵。两年后，其父离世，济尔哈朗即被太祖养育家中，因为太祖的第四位大妃阿巴亥是其表姑母，相信济尔哈朗丧父后，并未受到虐待。而且从这一角度讲，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3兄弟的血缘关系更近。

    父兄被杀，并没有影响济尔哈朗对太祖的忠心，因为在当时“强凌弱，众暴寡”急剧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骨肉相残已司空见惯，而一旦改弦更张即不会被追究，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太祖灭哈达部，杀了父贝勒孟格布禄，还会将自己的三女儿莽古济许配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而三额驸吴尔古岱后来亦成为太祖的得力大臣；再如太祖与叶赫部杀得血光四溅，但在家庭内部并不妨碍其宠爱来自叶赫部的大妃孟古姐姐(太宗皇太极之母)，而当叶赫灭亡后，归降的太宗之诸位姨母、舅父及其子弟同样受到相应的礼遇；又如太祖亦灭亡了乌拉部，大妃阿巴亥照样做着后金国的国母，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如果一定要认为舒尔哈齐死时，济尔哈朗年纪小不懂事，那么作为其兄长的阿敏是最应复仇的人。因为当时其因支持父亲舒尔哈齐而差点丧命，但阿敏后来并未见其有复仇之举，即使到了太宗朝，阿敏也还是尊称太祖为父汗。至于说阿敏获罪而被黜爵幽禁，其根源在于阿敏不满太宗成为新汗，而不是为父亲翻案。是故济尔哈朗心中从未对太祖、太宗怀有怨恨，取而代之是感恩与忠诚。

    当然，太祖待济尔哈朗兄弟不薄，依八旗继承统系，其令济尔哈朗与阿敏共同掌管其父原来的部众，阿敏作为兄长，当仁不让地做了镶蓝旗的旗主贝勒，而济尔哈朗则从拥有由汗伯父赐与的镶蓝旗的一部分牛录起步，逐渐积战功而最终成为十和硕执政贝勒之一，与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德格类(太祖第十子)、杜度(太祖长子褚英之子)、岳托(太祖次子代善之子)等地位相当，仅次于四大贝勒。史料中，济尔哈朗曾多次出征，如天命十年(1625)，蒙古科尔沁部奥巴因受到察哈尔林丹汗的围攻而求救于太祖，济尔哈朗即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率精兵5千人，星夜疾驰前往增援，林丹汗望风而逃，济尔哈朗等不仅缴获无算，而且奥巴因此迎娶了太祖抚女肫哲格格而成为后金国的额驸。翌年四月，济尔哈朗又从太祖征讨蒙古巴林部，大胜而归。

    洪由纤起。太祖一朝，济尔哈朗始终被位居四大贝勒之一的兄长阿敏的光环所笼罩，但济尔哈朗最大收获是选择从兄皇太极做自己意志与利益的代言人，与之交往密切，甚至在感情上超过了其与兄长阿敏的关系。天命八年(1623)，三额驸武尔古岱受贿为人举报，此事牵连到济尔哈朗。因为武尔古岱受贿得到了皇太极的默许，而此事济尔哈朗知情。因此，太祖命吴尔古岱的受贿之金由皇太极偿还，济尔哈朗被收回两牛录人口，显然这是太祖对皇太极与吴尔古岱在分配时有意偏向济尔哈朗的处罚。而且吴尔古岱受贿案发生之时，正是皇太极与太子代善争位之时，太祖因此曾意味深长地对皇太极说，为什么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等散朝之后抛开其自己的父兄，而单单送你四贝勒还家？结党营私，何其愚也！太祖的眼光是犀利的，但正是这种交往，才奠定了济尔哈朗于太宗朝得到高爵厚禄的重要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济尔哈朗为人明智，吃一堑，长一智，决不犯重复性的错误。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时任都堂的五大臣之一扈尔汉索贿事发，济尔哈朗、斋桑古(济尔哈朗的弟弟)、岳托、硕托等均在行贿之列，太祖十分气愤，遂于都司衙门前“画地为牢”，令济尔哈朗等4人“披妇人短袍，系女人裙”，监禁3昼夜。太祖还亲往囚禁4贝勒的地方，痛斥说，“尔等行贿”，是想堵住诸位兄嫂的嘴呢？还是想不让自己的叔父兄长为汗“而自谋汗位”呢？尔等真是妇人之心，妇人之见！说完，“唾其颜”即将唾沫吐在其4人的脸上而还。

    清入关前，强迫受罚者穿女人衣，唾其面为后金国独特的附加刑罚，带有强烈的人身污辱色彩。此事虽未对济尔哈朗的前途造成什么严重影响，但相信对济尔哈朗内心的触动极大，此后其做事谨慎隐忍，再未受过此类刑罚不说，而且成为太宗朝罕有的极少受过责罚的亲王之一。

    沐风栉雨，临深履薄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太宗继承汗位。对济尔哈朗来说，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此，其满心欢喜地与众贝勒盟誓，对新汗要“一心为国，克尽忠诚”，其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天聪元年(1627)正月，太宗命阿敏为主帅领兵出征朝鲜，济尔哈朗、岳托、阿济格等都在随征之列。本来太宗指示阿敏，只要使朝鲜求和盟誓即可班师还朝。当朝鲜国王李��被所向披靡的八旗军打得逃往江华岛而遣使议和时，阿敏却有意久居朝鲜，滞而不归。其时，太宗出兵朝鲜，实是乘后金国与明朝议和之间隙，若明军或蒙古察哈尔乘虚而攻，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因此，济尔哈朗坚决支持岳托的主张，即与明朝议和，迅速班师。济尔哈朗还出面劝说阿敏，称你若欲留朝鲜，岳托必带两红旗返京，归汗自将的两黄旗大臣自然不会与你留下，阿济格也会率两白旗跟随，我也会带着属于我的蓝旗牛录回去。该怎么办你自己想！见自己的弟弟都这样尽心辅助太宗，阿敏再怎么心怀异志，其又能奈何呢？故陷入孤立的阿敏，最后不得不服从众议而班师回国。

    天聪四年(1630)，太宗令阿敏率兵6千人前往替换驻防永平城的济尔哈朗等。阿敏请求与其弟济尔哈朗一同驻守，太宗说，“彼驻守日久。劳苦可念，宜令之还”。阿敏对此十分不满，发牢骚说，汗父在时，总是让弟弟和我一起出征驻防，现在的汗却不让我们兄弟在一起。到永平后我偏要留下济尔哈朗，他要是不听，我就用箭射他！当人们劝其不可鲁莽时，阿敏却捋胳膊挽袖子地说，我杀自己的弟弟，谁能把我怎么样？此事除表明阿敏性情暴躁，做事专横外，还说明济尔哈朗早已心向太宗，事事掣肘，才使得阿敏如此怨愤。

    很快，阿敏即因失永平等16条大罪而沦为阶下囚，被幽禁终身。作为弟贝勒的济尔哈朗虽未受到任何牵累，但为以防万一，他还是领着弟弟篇古及阿敏之子艾度礼等当众对天起誓，说我父兄(指舒尔哈齐和阿敏)因行为不端而受到责罚乃“自罹罪戾”即罪有应得，如果我等因此不平甚而图谋不轨，则必遭上天报应而不得善终。但若有人因此而无端诬陷我等，也请汗与诸贝勒详察。

    阿敏获罪，济尔哈朗确实没有什么好伤悲的，一则其与阿敏的关系本来就不亲近融洽，再者阿敏黜爵，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济尔哈朗，因为依惯例，取代阿敏成为镶蓝旗旗主的只能是济尔哈朗。果然，原属于阿敏及其子洪科退的人口、奴仆、牲畜和财物即后金国八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和财富不久即归于济尔哈朗一人名下，作为位居和硕贝勒之列的济尔哈朗，其虽比不上老资格的代善与莽古尔泰，便至少已与多铎、多尔衮等实力相当了。

    天聪年间，济尔哈朗亦曾沐风栉雨，征战沙场，有多次“被创”(即临阵受伤)且裹伤力战的记录，有以80人冲散明两万大军的记录，征朝鲜，伐蒙古，远程入关略明，大凌河之战等，济尔哈朗也都有参与。而且，济尔哈朗还建议太宗制定、颁发《离主条例》，将告发诸贝勒等不法行为属实之人调离原主，使诸贝勒中不再有与外国“通谋被叛，谋杀弟兄、强奸民间妇女及窃取俘获财物、牲畜者”，使国家“奸乱自息”。基于此，当太宗设立六部时，即命济尔哈朗掌刑部，主管后金国的司法狱讼。而济尔哈朗亦尽心竭力为汗解忧，不负太宗所托。

    天聪七年(1633)十一月，济尔哈朗福晋病逝。太宗率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往临吊丧。其后，又遣人情真意挚地开解济尔哈朗，称“伉俪之谊，岂有不思念者？”但要保重身体，“常以国事为念，善自宽解，不可过哀”。而济尔哈朗也投桃报李地回奏说，汗安慰臣的话太对了，臣知道徒思无益，“所委部事不敢有误，必尽力办之”。终太宗一朝，济尔哈朗独获太宗之信任与恩遇，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其对代善争娶已许给济尔哈朗的苏泰太后一事的处理。

    天聪九年(1635)，蒙古察哈尔部在后金的攻势下分崩离析，前来归降的林丹汗之众福晋亦被后金国统治集团迎娶殆尽。其中，太宗纳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即衍庆宫淑妃)，豪格和阿巴泰分别娶了伯奇福晋和俄尔哲图福晋。因苏泰太后乃是济尔哈朗新亡嫡福晋的妹妹，故济尔哈朗表示“心欲娶之”，太宗与诸贝勒商议后，都表示要成人之美。不料，大贝勒代善得知苏泰太后富有，即“独违众论而欲自娶”，并亲自当面向太宗请求。太宗则反问代善，“诸贝勒先已定议许济尔哈朗矣”，兄长你是知道这件事来向我请求的？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才向我请求的呢？代善十分尴尬，急忙推说不知。但过后心中毕竟不甘，不仅私下里曾多次说要强娶苏泰太后，还拒娶囊囊太后。后，虽然太宗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纳囊囊太后为侧福晋(即后来的麟趾宫贵妃)，但从始至终并无一言相争亦无一言相让的济尔哈朗，却是最终抱得美人归。

    崇德元年(1636)，太宗改元称帝，济尔哈朗功封和硕郑亲王，其名仅列于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看来济尔哈朗临深履薄的处事态度得到了太宗的认可。

北京济尔哈朗王府府门，顺治帝曾入府探望叔父

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的册文

    今非昔比，尸位素餐

    终太宗一朝，史书评价说，太宗对济尔哈朗“恩养之厚，迥异众人”。客观地讲，确实如此。济尔哈朗虽非太祖的嫡系子孙，但在太宗心目中，其并不逊色，因为济尔哈朗所做的许多事都令太宗欣赏。

    崇德年间，太宗提倡禁酒，因为时人多喝酒误事，“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不理政事，以致满洲、蒙古八旗牛录人口中有许多贫困者。太宗在举了反面例证即正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健在时，“耽于��药”以致败亡后，特别提到镶蓝旗郑亲王从前“嗜酒”，但其有毅力，既然喝酒有碍国政，就硬生生地把酒戒了。见微知著，由是可知济尔哈朗是有恒心、成大事的人。

    其时，明清争夺的战略重点集中于辽西锦州、松山、杏山一带，故济尔哈朗曾多次率军前往略上述地方。特别是崇德四年(1639)五月间，济尔哈朗连战连捷，败敌9次，俘获明兵两千余人及大批的驼马等。凯旋之日，太宗率众迎出盛京城5里，并于次日在演武场举行仪式以示其对济尔哈朗此次出征连战连捷之称许。当济尔哈朗将俘获的马匹、骆驼呈献给太宗后，太宗“酌纳之”，先赐代善、多尔衮、豪格、阿巴泰、杜度、额哲(太宗第二女玛喀塔的丈夫)、朝鲜世子(朝鲜国王李��之子，其时作为人质居于盛京)、蒙古喇嘛、沈志祥，又赐济尔哈朗、尼堪、硕托等出征各官，令作为出征主帅的济尔哈朗心中倍感自豪。

    崇德五年(1640)三月，济尔哈朗又作为右翼主帅率官兵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以图长期围困锦州。同年五月，太宗亲至义州巡视。正逢杏山附近的蒙古多罗特部欲降请求接应，太宗即派济尔哈朗率军1500人前去迎降，并布置一旗兵分前、中、后三队陆续应援。返回时，济尔哈朗途遇杏山总兵刘周智、锦州总兵祖大寿、松山总兵吴三桂所率之明军7000人前来阻截。敌众我寡，济尔哈朗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令八旗兵“引退于杏山九里处”待敌，目的是引明军来追，使之与驻守杏山城之步军拉开距离。祖大寿、吴三桂等果然中计，令明骑兵百余骑“呼噪而前”，济尔哈朗则“纵兵还击，分队冲入”，其本人与多铎等亦“亲自博战”，遂大败明兵，并追奔至杏山城下，不仅“斩将、生擒及所获甚多”，而且顺利通过明驻防之锦州，完成了接应任务。太宗闻报“大悦”，特出营15里相迎，并赐济尔哈朗等“御厩良马”1匹，以示嘉奖。

    崇德六年(1641)七月，济尔哈朗曾令右翼兵攻击领明兵13万来援锦州、松山的洪承畴于松山西北所立之营，不料失利。当会议功罪时，太宗集群臣于笃恭殿，承认“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但即使如此，太宗以为这仅仅是济尔哈朗的偶然失误罢了，“著免议”。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太宗如此厚待，济尔哈朗自是肝脑涂地以报。松锦大战中，济尔哈朗挖深壕，筑垛口，严密封锁围困锦州城，使守卫外城之蒙古将领诺木齐等无望之下归降而与祖大寿军激战，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多铎等闻讯支援，里应外合拿下了锦州外城。此后，其于松山一带成功阻击了洪承畴欲冲入锦州增援之兵6万人，终使祖大寿归降。后，又与多尔衮联手，克塔山、杏山两城，松锦大战以大清国取得全胜而告终。论功行赏时，济尔哈朗以功勋卓著列于将帅之首而独领风骚。只是好景难常占，崇德八年(1643)太宗的猝然离世，使得这位于太宗朝17年未曾有过责罚记录的郑亲王今非昔比，不仅沦落到尸位素餐之境地，而且还被降为郡王。

    其时，由于太宗生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故其身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继统之争。面对两黄旗之“父死子继”与两白旗之“兄终弟及”两大阵营的对垒，毫无竞争资格的济尔哈朗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作为皇位候选人的豪格更是派手下的何洛会、扬善两人去见济尔哈朗，明确告知两黄旗欲立其为嗣。作为济尔哈朗，其个人意愿是倾向于豪格的，但依其一向谨慎的处事作风，济尔哈朗在表示无异议后，又补充说不知多尔衮的意见如何。言下之意，此事还有待商议，为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在议定皇嗣的诸王会议上，当两黄旗大臣直截了当地提出立皇子时，礼亲王代善的态度是豪格作为太宗的长子“当承大统”，济尔哈朗随即表示附和，但遭到阿济格和多铎的极力反对。而豪格退出会场的不智之举，使天平倾向于多尔衮，两黄旗大臣遂佩剑而前表示誓死要立皇子，睿智的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决定立福临为帝，而自己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济尔哈朗之所以被多尔衮视为不可或缺，是因为太宗生前最器重济尔哈朗，而且在排序上，济尔哈朗从来都是位列多尔衮之前，如多尔衮只提其一人辅政，不仅有僭越之嫌，而且两黄旗大臣也不会答应。何况济尔哈朗此前与多尔衮等并无矛盾，而且依济尔哈朗以往的行事作风，其敢于和多尔衮针锋相对的可能性极小。基于此，济尔哈朗才被多尔衮提名为第一辅政王。

    果然，事实证明济尔哈朗确实不是多尔衮的对手，其不过是头顶着辅政王的光环尸位素餐罢了。这不仅是因为济尔哈朗处事谨小慎微所致，因为论实力，名列于前的济尔哈朗根本就无法与多尔衮抗衡，其除了手中原有的镶蓝旗外一无所有。世祖福临称帝后，心怀怨愤的豪格已与两黄旗大臣势不两立，两黄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两红旗因代善年老，岳托、萨哈廉等又早逝，此时并无杰出人物领旗，只有多尔衮执两白旗而大权在握。是故顺治元年(1644)正月，颇有自知之明的济尔哈朗主动示弱，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说，今后凡事需请示两位摄政王的，一定要先请示睿亲王多尔衮，需要记录在案写名字时，也要先写多尔衮，而在座次、排班和行礼仪注上都要如是办理，即济尔哈朗把第一摄政王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多尔衮而甘愿位居其次。济尔哈朗明哲保身的举动能免其重蹈父兄的覆辙吗？

    韬光养晦，再起东山

    前文说过，济尔哈朗性情稳重，做事审慎，故凡遇太宗亲征，其总是被留下守卫都城。而这一定式却为聪明的多尔衮所利用，当其统兵入关并一举进驻北京立下清开国首功之时，济尔哈朗即以留守盛京的形式，在大清国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中无寸功可论，地位一落千丈的济尔哈朗再无法与多尔衮比肩。

    顺治元年(1644)十月，迁都入关的世祖于紫禁城内重行登基大典之时，多尔衮受封叔父摄政王，赏金万两，银10万两，缎万匹；而济尔哈朗则为“信义辅政叔王”，赏金千两，银万两，缎千匹，差距悬殊到只为多尔衮的十分之一。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摄政”与“辅政”一字之差，导致了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之间的天壤之别。因为摄政是代君主处理国政，而辅政只是辅助皇上而已，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俸禄上，多尔衮为3万两，而济尔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两；冠服宫室仪制上，为多尔衮单设与皇帝非常接近的仪制，而济尔哈朗则与诸亲王毫无区别；在护卫人数上，多尔衮为30员，其中一二三等侍从各10员，而济尔哈朗为23员，其中一二等各7员，三等9员；在仪仗种类上，多尔衮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济尔哈朗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

    顺治二年(1645)五月，济尔哈朗带头与内大臣们定议，称多尔衮既为皇叔父摄政王，其令等同于朝廷，但国家所给予他的地位待遇还不够，在礼仪制度上还应再加礼——对多尔衮表现出谦恭之态。只不过多尔衮不领情，惩治济尔哈朗时并不手软。顺治四年(1647)，济尔哈朗被人举报在自家王府内擅用皇宫中才可使用的铜制狮、龟、鹤等，多尔衮立即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资格，并提升胞弟多铎为辅政叔王，将济尔哈朗挤出了决策行列。

    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镶蓝旗内部家族矛盾爆发，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如尚善、吞齐等6人共同告发济尔哈朗，将其曾拥立豪格等陈年旧账翻出来，竟会议济尔哈朗为死罪。后，经多尔衮裁定，降济尔哈朗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多铎病故后，辅政大权亦并未还给济尔哈朗，取而代之的是博洛(阿巴泰第三子)、尼堪(褚英第三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3人参与理政。后，济尔哈朗恢复了亲王爵位，但被多尔衮任命为定远大将军派去出征湖广。重新披挂上阵的济尔哈朗英勇不减当年，一路剿灭了山东曹县李化鲸等抗清武装，又于湖南湘潭生擒南明永历政权之总督何腾蛟，并分兵3路直打到广西，一年之内克城60余座，于顺治七年(1650)奏凯还京。不过，多尔衮把持下的朝廷并未派人前来迎接，只颁赏了黄金200两，白银两万两。

    对于上述种种不公正待遇，济尔哈朗并无任何牢骚与不轨之举。其真的心无芥蒂，甘心如此吗？显然不是，因为早在率两宫太后及幼帝福临迁都的顺治元年(1644)，济尔哈朗即已表现出对多尔衮一派的不恭。因为当时，济尔哈朗将原定后行而属于豪格的正蓝旗排在了镶白旗的前面，即在济尔哈朗的眼里，多铎与阿济格两人福晋之地位是低于豪格福晋的，但当时的豪格因即位不成恶毒诅咒多尔衮早死，已被夺7牛录降为庶人随军出征了。行事向来谨慎周全的济尔哈朗做出如此举动，明显是心向豪格而对多尔衮不满。至于济尔哈朗在清入关后对多尔衮所表现出来的谦恭，如请求专为多尔衮制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仪制和上朝不拜皇上等，可以看成是一举多得，即如果其谦恭有效，自然相安无事；如果无效，多尔衮必日益骄奢，以致诸王不服，皇帝不满，多尔衮就一定有好日子过吗？此即所谓天亡之必先兴之的道理。从多尔衮死后的际遇看，济尔哈朗韬光养晦的功夫实在了得。

    顺治八年(1651)正月，世祖亲政。因阿济格在多尔衮死后的抢班夺权之举正授人以柄，故其时已被幽禁，对多尔衮的清算早已拉开帷幕。加上原多尔衮宠信的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站出来揭发多尔衮生前私藏龙袍等御用品随葬，遂引出多尔衮诸多罪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不让济尔哈朗参预朝政。是故，济尔哈朗领衔与主持朝政的诸王及内大臣等上疏顺治帝，列举多尔衮心存谋逆诸罪，遂削去多尔衮的封爵，开除其宗籍，没收其家产，使之遭受了挫骨扬灰的身后之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济尔哈朗东山再起，获益良多。不仅其长子富尔敦得封亲王世子，次子济度封为多罗简郡王，三子勒度封为多罗敏郡王，而且济尔哈朗本人亦被世祖下旨，免其在朝贺、谢恩时的朝拜礼，并晋封其为“叔和硕郑亲王”，礼遇高于其他亲王。而且，顺治十年(1653)，德高位显的济尔哈朗还光宗耀祖，使父亲舒尔哈齐恢复了名誉，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只是此时，世祖已不再是懵懂幼帝，济尔哈朗得到的只是礼仪上的尊崇，而非政治上的特权，因为世祖再不想重温傀儡皇帝的噩梦了。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为多尔衮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昭雪。对此，济尔哈朗与其侄子贝勒尚善一同上奏，逐条驳斥彭、许二人的请求，建议处死二人，籍没家产，妻子为奴。济尔哈朗要求如此严厉地惩处为多尔衮翻案之人，说明其极度担心白旗势力的再次抬头而于己不利。权力之争，从来都是以暴易暴，自古皆然。

    同年五月初八日，济尔哈朗寿终正寝，享年57岁。弥留之际，世祖亲临探望，济尔哈朗曾语重心长地启奏皇上，说“臣受三朝厚恩”，无以回报，心中“不胜感痛”，现在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大清尽早平定云、贵两省，剿灭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另外，我大清满洲人数不多，能够破李自成，攻占北京实属不易，望皇上今后能多加抚恤。面对三朝老臣的忠肝义胆，世祖悲痛万分，仰天长叹道，老天为什么不让朕的叔父长命百岁呢！并大放悲声，许久不愿离去……

    康熙十年(1671)，圣祖玄烨追谥济尔哈朗为郑献亲王。乾隆十九年(1754)，入祀盛京贤王祠。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宗弘历下诏命恢复济尔哈朗郑亲王旧封号，配享太庙。从此，济尔哈朗的后世子孙即承袭王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