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留学时曾拒接受日本人的对华特工培训

鲁迅对日本当然怀有正面的感情,他正是在日本才接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也因此有很多日本朋友。但他也是最早注意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的人,并作出了一般留学生所没有的抵抗行为。

鲁迅在日留学时曾拒接受日本人的对华特工培训 

  周家兄弟都是留学日本的,在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不得不浮现到台面上来。

  鲁迅对日本当然怀有正面的感情,他正是在日本才接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也因此有很多日本朋友。但他也是最早注意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的人,并作出了一般留学生所没有的抵抗行为。

  就在周树人留学回国的前夕,他走在日本的大街上,经常有日本人认出他是中国人,并上前和他用汉语攀谈。如果放在现在,换成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地教教外国人学汉语。但是周树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阴谋的开始——这是日本人对华特工培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为将来占领中国做准备。

  当时还只有二十九岁的周树人当然拒绝了这些热情的日本特工,他装作不懂对方的话,让对方无从下手。后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过去了,仍极少有人知道日本从那时就开始为侵华做准备,更少有人像周树人那样,从那时就开始“抗日”。

  鲁迅在1936年去世,正好错过马上就要拉开大幕的战争狂澜,当然更错过了以后的一切。历史学家总爱假设“如果鲁迅活着”,他会对后来的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但就抗日来讲,一个从不因为个人的安危而屈从于外力的人,他怎么会在日本人的凌辱面前选择苟活呢?与之相反的是周作人,他当上“汉奸”的过程一开始很让人诧异,但想一想又合情合理。我们回放一下周作人的“心路历程”,可以为中华民国中这个人数众多的“汉奸”群体写出一颗心来。

  “汉奸”是一个政治概念,凡是政治概念都不免包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因素在内,但抛开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我们仍能分辨出汉奸的三六九等。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往往会选择原谅“好”的汉奸,这也是一个事实。

  汉奸有本来完全可以不当,却为了权位而屁颠儿屁颠儿去当的,如汪精卫、陈公博、溥仪之类;汉奸也有不当就会受辱,但还不至于死,一念之间还是选择了放任自己去当汉奸的,周作人就是这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日军的大规模入侵逼迫中国人去加速解决遗留多年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先要保证自己还有命和自由的意志。为了这个前提条件,知识分子大批逃离敌占区——这是一个史诗般的迁徙。而当他们迁徙到陌生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当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已经走了或准备离开时,偏偏一个最该走的人一点也没有走的意思,他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说他该走,是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各种人道主义道德观念的维护者,按照他教学生的思想,他实在也是应该走的,但他偏偏不走。

  就在九个月之前,他的兄长鲁迅在上海逝世,世上最关心他的那个人再也不能给他的未来提供建议了。

  周作人的迟迟不动,引发了已经逃离敌占区的社会名流们的担忧,一场大合唱般的劝说开始了——还没有哪个人的名节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这么珍惜。

  唱的声音最大的是郭沫若,他自号“鼎堂”,而周作人自号“知堂”,这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名为吹捧、劝解周作人,实际上是发出了道德审判的最后通牒: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周作人当然看到了这封公开信,聪明的他一定明白了这些话中的威胁意味,所以并没有直接回应这封信。

  分量最重的劝导者是胡适,他比郭沫若要含蓄得多,写了一首诗来跟周作人说只有文人才能听懂的文学黑话:

  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苦雨斋中的老僧”就是周作人,而“智者识得重与轻”这句话显然说得比郭沫若更直白。事实证明,在所有劝解周作人的信件中,胡适这一封最击中了周作人的胸怀,所以他很快就给出了回答。这一回答也是一首诗,在娓娓道来之中明确拒绝了胡适的告诫: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名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明明白白地说了他要留下的理由——家中老小。这是一条看似卑微却不大说得通的理由,因为以他的地位,不论走到哪里,总会衣食无忧。

  周作人为什么铁了心要当汉奸呢?

  从来没有人把周作人的变节和他与鲁迅失和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大有关系。兄弟失和的本质原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不能和鲁迅相容,而周作人为了自己家庭的和顺——至少是少些争斗,宁愿和自己最亲近的兄长反目。鲁迅尚且如此,郭沫若和胡适又算什么呢?只要能保住自己书房的那张宁静的书桌,妻子的任何要求他都会答应——即使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说,说周作人是一个汉奸,不如说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周作人早已决定了自己的走向,他已经是一个在日本人面前待价而沽的商品,他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显示他“战略价值”的机会——参加日本人支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

  这样一来,周作人留下来不走的目的是昭然若揭了,他是要当“李陵”,而不是“苏武”。这样一来,所有的劝解者几乎都一夜之间变成了讨伐者,一场讨伐的大合唱又开始了,诗人艾青写了一首诗来直接向周作人“开枪”:

  周作人

  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

  (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

  周作人

  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

  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

  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

  ——中国的青年

  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忏悔吧,周作人!

  不然……

  中国的青年

  要向你射击!

  ……

  当所有的人都以“大义”要求周作人的时候,他们都错了。因为对周作人来说,已经没有哪一个“大义”比他的家庭和顺更重要。而外界的一再“通牒”实际上起了反作用,让他更坚定了和日本人合作的决心。

  其实不需要艾青这些诗人“开枪”,因为一个不明来历的刺客真的向周作人开枪了——

  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杀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这颗面对面射向周作人的子弹非常吊诡地打在了他的扣子上,他本人毫发无伤,这应该不是一个奇迹,而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威慑。周作人也坚信这一点,于是恐惧加速了他的堕落,没过多久,他就任了汉奸政府的“华北教育督办”一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汉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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