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留学时曾拒接受日本人的对华特工培训

　　周家兄弟都是留学日本的，在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不得不浮现到台面上来。

　　鲁迅对日本当然怀有正面的感情，他正是在日本才接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也因此有很多日本朋友。但他也是最早注意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的人，并作出了一般留学生所没有的抵抗行为。

　　就在周树人留学回国的前夕，他走在日本的大街上，经常有日本人认出他是中国人，并上前和他用汉语攀谈。如果放在现在，换成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地教教外国人学汉语。但是周树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阴谋的开始——这是日本人对华特工培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为将来占领中国做准备。

　　当时还只有二十九岁的周树人当然拒绝了这些热情的日本特工，他装作不懂对方的话，让对方无从下手。后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过去了，仍极少有人知道日本从那时就开始为侵华做准备，更少有人像周树人那样，从那时就开始“抗日”。

　　鲁迅在1936年去世，正好错过马上就要拉开大幕的战争狂澜，当然更错过了以后的一切。历史学家总爱假设“如果鲁迅活着”，他会对后来的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但就抗日来讲，一个从不因为个人的安危而屈从于外力的人，他怎么会在日本人的凌辱面前选择苟活呢？与之相反的是周作人，他当上“汉奸”的过程一开始很让人诧异，但想一想又合情合理。我们回放一下周作人的“心路历程”，可以为中华民国中这个人数众多的“汉奸”群体写出一颗心来。

　　“汉奸”是一个政治概念，凡是政治概念都不免包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因素在内，但抛开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我们仍能分辨出汉奸的三六九等。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往往会选择原谅“好”的汉奸，这也是一个事实。

　　汉奸有本来完全可以不当，却为了权位而屁颠儿屁颠儿去当的，如汪精卫、陈公博、溥仪之类；汉奸也有不当就会受辱，但还不至于死，一念之间还是选择了放任自己去当汉奸的，周作人就是这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日军的大规模入侵逼迫中国人去加速解决遗留多年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先要保证自己还有命和自由的意志。为了这个前提条件，知识分子大批逃离敌占区——这是一个史诗般的迁徙。而当他们迁徙到陌生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当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已经走了或准备离开时，偏偏一个最该走的人一点也没有走的意思，他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说他该走，是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各种人道主义道德观念的维护者，按照他教学生的思想，他实在也是应该走的，但他偏偏不走。

　　就在九个月之前，他的兄长鲁迅在上海逝世，世上最关心他的那个人再也不能给他的未来提供建议了。

　　周作人的迟迟不动，引发了已经逃离敌占区的社会名流们的担忧，一场大合唱般的劝说开始了——还没有哪个人的名节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这么珍惜。

　　唱的声音最大的是郭沫若，他自号“鼎堂”，而周作人自号“知堂”，这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名为吹捧、劝解周作人，实际上是发出了道德审判的最后通牒：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周作人当然看到了这封公开信，聪明的他一定明白了这些话中的威胁意味，所以并没有直接回应这封信。

　　分量最重的劝导者是胡适，他比郭沫若要含蓄得多，写了一首诗来跟周作人说只有文人才能听懂的文学黑话：

　　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苦雨斋中的老僧”就是周作人，而“智者识得重与轻”这句话显然说得比郭沫若更直白。事实证明，在所有劝解周作人的信件中，胡适这一封最击中了周作人的胸怀，所以他很快就给出了回答。这一回答也是一首诗，在娓娓道来之中明确拒绝了胡适的告诫：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名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明明白白地说了他要留下的理由——家中老小。这是一条看似卑微却不大说得通的理由，因为以他的地位，不论走到哪里，总会衣食无忧。

　　周作人为什么铁了心要当汉奸呢？

　　从来没有人把周作人的变节和他与鲁迅失和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大有关系。兄弟失和的本质原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不能和鲁迅相容，而周作人为了自己家庭的和顺——至少是少些争斗，宁愿和自己最亲近的兄长反目。鲁迅尚且如此，郭沫若和胡适又算什么呢？只要能保住自己书房的那张宁静的书桌，妻子的任何要求他都会答应——即使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说，说周作人是一个汉奸，不如说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周作人早已决定了自己的走向，他已经是一个在日本人面前待价而沽的商品，他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显示他“战略价值”的机会——参加日本人支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

　　这样一来，周作人留下来不走的目的是昭然若揭了，他是要当“李陵”，而不是“苏武”。这样一来，所有的劝解者几乎都一夜之间变成了讨伐者，一场讨伐的大合唱又开始了，诗人艾青写了一首诗来直接向周作人“开枪”：

　　周作人

　　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

　　（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

　　周作人

　　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

　　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

　　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

　　——中国的青年

　　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忏悔吧，周作人！

　　不然……

　　中国的青年

　　要向你射击！

　　……

　　当所有的人都以“大义”要求周作人的时候，他们都错了。因为对周作人来说，已经没有哪一个“大义”比他的家庭和顺更重要。而外界的一再“通牒”实际上起了反作用，让他更坚定了和日本人合作的决心。

　　其实不需要艾青这些诗人“开枪”，因为一个不明来历的刺客真的向周作人开枪了——

　　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杀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这颗面对面射向周作人的子弹非常吊诡地打在了他的扣子上，他本人毫发无伤，这应该不是一个奇迹，而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威慑。周作人也坚信这一点，于是恐惧加速了他的堕落，没过多久，他就任了汉奸政府的“华北教育督办”一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汉奸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