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促使鲁迅周作人兄弟标举“思想革命”?

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

谁促使鲁迅周作人兄弟标举“思想革命”?

  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鲁迅曾记录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话;钱氏自己则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

  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D�D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

  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

  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D�D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D�D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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