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儿师长”范绍增忆杜月笙:帮助别人从不承认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哈儿师长”范绍增忆杜月笙:帮助别人从不承认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生庚年月的帖子,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一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7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了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早期一个流氓集团“仁社”的头子,叫张经扶,这人做过吴淞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反动派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反动地位爬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宋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斗争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他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

  回本钱,他也总是很痛快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意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听他的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姆指说“月笙不愧大好老”。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顾、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借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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