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述：我若死天地将变色 历史将改辙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我认为，梁先生是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由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当时，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送到大陆。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三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那天晚上，风大但风向顺，一开始，小船向箭一样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地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十三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三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先与梁氏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他后来对儿子说：“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使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我不但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梁漱溟的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梁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数次遭遇日寇伪军，但他总能化险为夷。六月十日《日记》：“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南趋奔。”六月二十四日《日记》：“行抵对经峪一小村……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六月二十五日《日记》：“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了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在香港，梁漱溟的经历也是险象环生，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其他地方已被肆虐得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如他在信中所云：“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

　　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

　　我认为，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梁先生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八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漱溟先生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不叫苦，不抱怨，乐观自信，谈笑自如。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遇险若无其事，镇定自若，也就能从容不迫，化解磨难，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胆小怕事之辈，遇事慌乱，手足无措，反而难逃不测。

　　梁漱溟在险境中为何能做到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梁漱溟先生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虽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但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一个人，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何惧之有！对于一个终身为百姓利益为国家利益奔波劳碌的人来说，死亡，毋宁是一种休息！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死是——竟日奔忙后的睡眠。

　　梁漱溟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与其说，梁漱溟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如说，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绝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皇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