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大学时写金瓶梅故事换生活费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吴店镇。

　　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做了十几年警官，每月薪水几十银圆。陆续在老家买了30多亩水田，盖了十几间房子，还有前后院。

　　吴晗是长子，12岁在金华读中学，住校，每学年要交28银圆的费用（当时1银圆合今人民币约40元），合1500斤稻谷。而家里30亩水田的收入，每年只有6000斤稻谷。吴晗一个人上学的费用，占去全家收入的1/4。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在本村的小学教书。每个小学生每年交一块银圆的学费。吴晗一年的薪水只有几十银圆。

　　1928年考入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由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到上海考入吴淞的中国公学大学部。当时胡适是中国公学的校长，吴晗听了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向胡适求教。1930年，吴晗在中国公学最后一个学期，写了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买给大东书局，得到80银圆稿费（当时1银圆合今人民币约30元）。这时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到了北平。

　　在清华大学的工读生活

　　1931年秋天，吴晗由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做“工读生”，每月可收入25圆大洋。因为校务会议规定：“研究生欲在校内兼任工作者须得主任允许，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两小时，报酬月不得超过25圆。”吴晗的工作是在图书馆整理清代档案。他在自传中回忆：“按当时一般平民的标准，每人每月生活费用只需4圆左右，25圆是足可以维持生活和交学费之需了。”

　　吴晗的工读生活很艰苦。老家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弟妹的生活费、学费，都得靠他筹集，后来吴晗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他进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就“经常写文章换稿费。这时候弟弟也来北平进高中了，接着大妹妹也进初中了。每月有10圆左右稿费，加上学校给的半工半读的报酬，三个人分着用。后来居然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发表论文了，稿费收入比较多；不过这时父亲又病了，我还得支出一笔医药费。1934年正当毕业前一个月，父亲去世，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引自吴晗：《我爱北京》，见《春天集》第108页、109页。）吴晗是长子，这笔债务当然得由吴晗来偿付。

　　3年大学生活，吴晗写的文章有50篇，挣得稿费共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但生活却从来没有宽裕过。清华校园座落在西北郊，离城20多华里，在学习期间，吴晗很少进城，至于看戏更谈不上。他说：“戏是听不起的，并且也听不懂。上学两三年以后，才敢去看电影。现在灯市口的红星影院，是那时的第一流影院，半年一年难得去看一次。”吴晗在学生时代，深居简出，过着简朴的生活。穿著更是谈不上。大学时代他身上仍然穿着母亲亲手纺制的蓝色土布长衫，脚上是土布鞋。对此吴晗毫不介意。

　　吴晗遇到经济困难时，就赶写文章，换取稿酬度过难关。有一次，吴晗想买一部《明史纪事本末》，没有钱，就在暑假中仓猝草成一篇《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换取10圆稿酬，买了这部书。吴晗的好友罗尔纲，当时也比较穷困。吴晗担任了《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经常设法帮他推荐稿子，换取稿酬，后来罗尔纲还经常提起这些事。

　　清华大学史学系教员

　　吴晗毕业前，中央研究院就要聘他到院里工作。他一毕业就被留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当教员，开讲《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程，月薪100圆大洋。

　　1934年的《清华年刊》上，登载了吴晗的毕业照，自题“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表示在治学道路上，要按照胡适指出的方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在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历年开设的课程大致中外历史各半。“在这些课程中，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张荫麟的《清史》，吴晗的《明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74—175页）加上他先后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等有见地的论文，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留在清华任教，为吴晗继续研究明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5年，吴晗兼职担任了天津《益世报》副刊“史学双周刊”的编辑，并与一些青年学者组织了史学研究会。他的编辑和写稿收入每月大约40圆，经常用来作为史学会的活动经费，或接济友人。这时吴晗认识了校友袁震之，她当时患有肺病，后来成了吴晗的爱人。她的大姐袁溥之回忆：“吴晗每月工资100圆，除负担家庭所需外，每月固定给袁震之40圆生活和医疗费用。”

　　1936年下半年，吴晗得了肺病，休息了半年。

　　抗战期间在昆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应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聘，到昆明担任云大教授，月薪200圆（合今人民币约6000元）。这时他还不到30岁。1938年他在昆明护国门内白果巷４号租用了一栋楼房，共有10来个房间。他把母亲、弟妹、袁震等都接来，八口人同住。吴晗在云南大学任教３年。

　　在云南大学３年的情况，后来吴晗在一份《自传》里曾做了这样的概述：

　　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的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思想有了转变。

　　1940年，吴晗转到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我查阅西南联大的历史档案，吴晗任史学系讲师，月薪额160元、补助20元，实发180元（法币）。

　　吴晗的挚友张荫麟，几经周折来到云南，住在吴晗家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册的定稿工作。此后，他到新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即1942年10月，张竟因患慢性肾炎去世了，年仅37岁。消息传来，吴晗热泪盈眶。在昆明相处的日子，张荫麟曾经开吴晗的玩笑说：“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一概负责到底。”吴晗当时也照样回话。谁也没料到这个玩笑竟成事实。

　　张荫麟去世不久，原清华大学的一些学者，在吴晗和冯友兰、贺麟的主持下，决定通过募捐，创立一项“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对这件事吴晗曾有过一段心酸的记述：

　　最痛心的一件事，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支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捐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纪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为金额少，而荫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之，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手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

　　这项纪念奖学金，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而无形消失了。但是，张荫麟的死，却给当时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留下极大的悲伤，对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人材激起了极大的愤慨。

　　1943年，吴晗开始编写《由僧钵到皇权》，促使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解决经济困难；二是想发牢骚，骂蒋介石。吴晗说：“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弟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刚好，这时林同济从重庆到昆明来，约吴晗写《明太祖》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预支3000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先拿了3000元，寄回家2000千元，1000元作病人的医药费。”

　　《由僧钵到皇权》全稿寄出后，又收到《中国古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收入第一辑，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稿酬是6000元。吴晗由朋友的劝说，决定由袁震出面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稿子寄出后，特别说明作者不是吴晗是袁震。（参看吴晗《〈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及《朱元璋传·自序》，第3页。）

　　1943年的1万元法币，大约折合标准银圆50圆（合今人民币1500元）。当时吴晗的月薪为底薪法币480元、加上津贴实发2000元，除了每月发给大米以外，现金只折合银圆10圆（合今人民币300元）。可谓苦不堪言。

　　从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底，吴晗和袁震回到了阔别9年的北平。清华园遭到两次浩劫，破坏得不成样子。

　　学校从昆明复员回来，校舍需要全面修缮。吴晗就暂时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的北京大学四院（即今新华通讯社所在地）礼堂后边的一间小屋里。

　　不久，吴晗便搬入清华园西院12号。吴晗在教授中资历较浅，分到的这所住房不算很好；但比较宽敞，又是独门独院，院子也不小，面对一片树林。三间正房里铺的还是地板，旁边有盥洗室、厨房，还有两间西房。这与昆明相比，有天渊之别。吴晗很喜爱这所房子。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在这所古老的陈旧房子里，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