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为何成为台湾“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的禁忌

以往类似电影,多纠缠于两岸意识形态正统之争,对政治的描述总是盖过人性与历史伤痛;《太平轮》则从商业电影框架出发,谈爱情,谈离散,看似不着力,但隐然已有以小窥大,暗喻战火浮生之感;起码比之许多诉诸大堆头、大场面,内容却苍白不已的大匠巨作高明许多。

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以爱情故事为经,又一次,将1949年许多家庭在两岸间的流离、逃亡、家国之痛搬上了台面。

以往类似电影,多纠缠于两岸意识形态正统之争,对政治的描述总是盖过人性与历史伤痛;《太平轮》则从商业电影框架出发,谈爱情,谈离散,看似不着力,但隐然已有以小窥大,暗喻战火浮生之感;起码比之许多诉诸大堆头、大场面,内容却苍白不已的大匠巨作高明许多。

常有人将太平轮之难比之西方的泰坦尼克号。

太平轮为何成为台湾“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的禁忌

《太平轮》电影剧照

事实上,太平轮的悲剧没有纸醉金迷的氛围,也从未夸耀无从撼动的钢铁外壳,甚至它欠缺了泰坦尼克号那股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戏剧性;太平轮的悲剧纯粹是被时代所定义,是那个流离年代的插曲。

这千余人搭了船,大部分是为国府这栋大厦将倾,不得不选择逃离,很多人还以为有机会重回故国,只是没想到留下尽是生离死别的泪水与悲怆。一如龙应台《大江大海》、齐邦媛《巨流河》,这是部属于失败者的史诗,一页无从诉说的伤痛。

凡事皆不确定的1949年,正是《太平轮》最重要的背景。

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离蒋介石刚刚宣布“下野”仅一星期不到;中联公司旗下豪华客轮太平轮,一如往常,载满着拥挤的旅客与大批货物,心急如焚地自上海外滩码头夜航台湾的基隆港。

其实早自1948年,随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国民党节节败退以来,大批人潮便跟着国府各机关预作播迁台湾准备的同时,已想办法来台暂避一阵子。有的是家人先来台安置,有人是先来台谋个职务,不一而足,但极少人抱着来台永久定居的准备,也没什么购屋置产的打算。

但等淮海战役一败,别提故宫国宝和中央银行黄金都已展开秘密启运,战火硝烟沿着大地滚滚而来,国民党统治下各城市人群更是往东南沿海大规模移动,纷纷涌往上海、广州等港口,就是希望买张船票到台湾或到香港,以备不时之需。尤其国府官员眷属、国大代表、学生、公务人员,几乎把码头挤翻了天,人声鼎沸,所有人争先恐后,就是希望先挤上船再说。

据目前资料,光是1948年就有近9万人来台;1949年间,来台人数更爆涨到30万之谱,还不含国民党旗下50万官兵,足见情况惨烈。当时中兴轮、太平轮等往来台湾与上海的定期航班,船票价格飞涨,还是一位难求;没有关系,连黄牛票都买不到,就连受蒋介石器重正隆的雷震,也是托汤恩伯安排,才能把家人与一些家当安排上船;到了船上还有一关关需要打点。

当时,上海飞台湾班机几乎班班客满;海运同样棘手,一天最高纪录有55艘船只穿梭两岸,每天都有大批人来票口询问票价与班次。情势紧急,超载成了家常便饭;越没位子,越有人想往上挤,甚至因此跌落船边海面。为让多一点人挤上船,国民党部队也常常下令,把还能使用的武器装备直接弃置码头上,更别提一般人拿不上船的银元、家当、古书典籍。

套句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波迁徙潮的见证者所说,几乎全上海的有钱人都跑了,“就是逃难啊!”

太平轮也不例外。

太平轮原本是二战时期的铁壳运输船,为船公司扩大营运,改装投入客运仅几个月,每星期往返上海基隆两次,客货两载,票价极贵。1949年1月27日中午,千余人挤上太平轮,有票乘客仅508人、船员124名;更有600吨钢条、《东南日报》印刷器材、100多吨纸张、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317箱等货物,船舱早已客满。另挤进没有船票、偷偷夹带上船约300人,整条船水泄不通,“全无缝隙”。

这些人,有名震一时的各方大员,也有家财万贯的富商,还有商人是打算回台过年、收账,在连金条都不一定换得到船位的时刻,很多人走后门、靠关系才能挤上太平轮,急着到台湾与亲人相聚。上得了船,好歹松了口气,不少人陷入熟睡,未来如何,也只能等到这蕞尔小岛再作打算,起码换得眼前短暂的太平。

原本,海上大雾,加上装货延误,上午10时出发的太平轮航班,延至下午4时18分才启航;开船后,为回避管制夜航的戒严令,没开航行灯就驶出吴淞口,改变航程,抄近路,直驱基隆港;途中风平浪静,海象极佳,看来一路无事。

未料就在舟山群岛海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行驶时,竟拦腰撞上满载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被撞的建元轮立刻沉没;有些太平轮乘客听到巨响与撞击声,还曾出来一探究竟,发觉无异状,也就各自返回船舱就寝。

但仅半小时,船上已有乘客惊呼前舱大量进水,原本船员还希望向白节山靠岸、搁浅沙洲;终究挡不住大海威力,仅一刻钟就沉没海里。无论有无名气、是否身缠万贯,一个个落水者受困于天寒地冻的大江大海,无分贫富贵贱,多因此冻死或溺毙,仅38人获救,徒留身外物的珠宝、首饰、文牍在海面上沉浮。

或正如幸存者徐志浩描述那人间炼狱景状,“一个母亲手紧紧地挽着她四个儿女,四个孩子也都紧紧地拥抱着他们那位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他们都知道这是死亡的一刹那,最后,他们完全被无情的海水吞了下去。我也看见用手巾满包着的金条,在人们全身只剩一个头在水面时,这时价值百万金圆的金条也都不再恋惜地被送到了海的怀抱里。什么都在这时成了废物。”

后续赔偿与善后当然是烂账一场;因为太平轮沉没后五天,北平失守;紧接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海上死了千余人,不过是这场大变局的序幕而已,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又哪有力气帮罹难者家庭料理官司?

相反地,无视命运女神的戾气,越来越多对时局忧心的人,似乎浑不知太平轮噩运般,想以更快速度,挤上开往台湾的客轮,难民络绎不绝。是以罹难者家属固然面临生离死别的悲恸,甚至站在码头,眺望不可知的将来,内心无比惊骇悲痛。但在这无情的大时代,谁又不是如此?

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于1949年涌进台湾,住房、物价、粮食短缺等问题迅速浮现。当时在台主管政务的陈诚,也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宣称为防止人口过度增加,确保台湾治安,实施严格的入境管制,规定凡登船者须有身份证、入台证,否则一律原船遣返。为防堵可疑人、亲共人士在台湾境内逗留,台湾方面还厉行了户口检查,以求“肃清内奸”,也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揭开了序幕。

船难,固然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与生命轨迹,但当国难凝结成一滴滴触手可及的泪水,映照着绝望的死亡,人才会有所感,这便是乱世;每个微不足道的片刻决定,都可能是一人、一家、一城、一国的命运转捩点,生命竟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

或正因此,在台湾,太平轮成了件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的禁忌;仅留基隆港东16码头,立有于右任手书“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10个大字刻在雪白石碑上,仿佛留住些许痕迹。但随岸边土石积累,碑石离海岸越来越远,更被海军基隆后勤指挥部圈进营区;以军管之严,连家人都难去吊唁;太平轮更一度遭人遗忘。

毕竟,太平轮的覆灭代表了国民党1949年之际,仓荒奔逃、不堪回首的过去,是那个惊慌失措、去日无多的年代注脚。既然,连中联集团被扣押抵债的轮船都在高雄港的仓库中锈蚀腐败,何不把深海之中的太平轮一并遗忘?

几十年后,当我们再度望向台湾海峡,两岸武力僵持氛围似已成往事,断绝几十年的两岸航线重新启航;只剩太平轮与许多罹难者仍长眠在嵊泗岛西南方向、白节山海域55公尺的深海海底,1949年的仓皇失措、恐惧、悲恸恍如隔世。

这船上的人们似乎从未离去,只是与许多渡海来台、却在海峡折戟沉沙的先民一般,俱成乱世悲歌的一页。

但即便幸存者,逃离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题,有人自此骨肉分离、抱憾终生;有人毕生颠簸、备受坎坷。这许许多多有限生命,追求的不是桃花源,更绝非摩西式的出埃及记;或只是乱世之中的些许太平,求个安身之所。虽然卑微了些,却是人们最诚挚的期待。

一如北京永宝斋店主常子春,他带着妻子、七名子女与弟弟搭上太平轮,为只是想来台有个好发展,未料因此家破人亡。生死一瞬间的残酷并未击溃常子春,日子总要过下去;哀痛之余,他后半生协助当局创建台北第一座清真寺,圆顶尖塔、气象万千,至今仍矗立在大安森林公园旁,为全台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不因为悲剧而放弃,而是重新出发”,这重生的力量,足以超越伤痛、超越颠沛流离,甚至超越乱世,或许才是已然静卧在宽阔的大海,安息于永恒平静的太平轮,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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