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论资排辈 刘宋才子孔熙先不得升迁谋反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并亲自主持策问。正是在这次问答中,董仲舒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除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外,《天人三策》还系统阐述了董仲舒关于治乱兴亡的思想体系,比如在谈到选贤任能时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

古代官场论资排辈 刘宋才子孔熙先不得升迁谋反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并亲自主持策问。正是在这次问答中,董仲舒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除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外,《天人三策》还系统阐述了董仲舒关于治乱兴亡的思想体系,比如在谈到选贤任能时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如若“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则“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因此,“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这些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拔任用干部,主要看能否胜任岗位需要,而不能只讲年头、论资排辈。在他看来,有的人属于“小材”,尽管积日累久,也只适合于当“小官”,而有的“贤才”尽管任官时间不长,却不影响他们成为担当大任的人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破格提拔了东方朔、公孙弘、严安等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显示出了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非凡气魄。

  选人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难题。从董仲舒的话里可以看出,论资排辈现象至少在西汉选拔官员时已经出现。当然,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以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和唐朝裴光庭的“循资格”为代表。应当承认,论资排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年月与经验的正向关系,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干部选拔任用当然不能无视年功的因素。但是,将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显然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相违背,与选贤任能的本意相去甚远了。如史论者就认为,“魏之选举失人,自(崔)亮始也”!毕竟,选人用人事关国家大计,岂可简单以年月为凭据,看谁熬的年头长就让谁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一个朝代在选人用人上只讲论资排辈,其吏治风气也就无从再坏了。

  戊戌变法前,光绪曾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潜心写下《官制议》一书,详细阐述了其改革官制的构想。书中剖析了晚清官场论资排辈的严重性,如从五品员外郎至四品卿,中间竟须经九转,一升郎中,再升御史,三升巡城掌印御史,四升给事,五升掌印都给事,六升鸿胪寺少卿,七升光禄寺少卿,八升通政使司参议,九升乃至内阁侍读学士。又如从工部右侍郎到吏部左侍郎,竟须十次迁转;至于欲到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没有数十次的迁转则几无可能。康有为喟叹,经过这数十次迁转,即使是弱冠入仕,顺风直上,从未贬黜,也未曾病卧,“亦必年已耄耋矣,精神衰耗矣,血气销缩矣,阅历疲倦矣,非耳聋目暗,则足跛病忘矣”!这样的人,除了谋虑子孙、安娱暮年外,哪里还有什么意气志向,哪里还能够托付大事?

  事实上,早在康有为之前,23岁的龚自珍就写下《明良论》,痛感于当时“用人论资格”的弊害:“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他指出,资格未深之人,即使勤苦备至,也不能冀望甄拔,而尸位素餐几百年都不动的,却像柱外石狮子,论起资格来反而位当最高。因此,那些资历浅的人就会想,我老老实实守着这份俸禄、安分守己遵从官场规矩,只要能活得久长,终究有希望熬到尚书、侍郎,何必在资格未到之时抢出风头,弄不好还把现在的官职都丢了;而那些资历深的则会想,我当年老老实实守着这份俸禄、安分守己遵从官场规矩,熬到今天总算有了这个地步,何必再去抢出风头,以致把现在的位子都弄丢了,将以前积累的辛苦岁月都白费了!龚自珍警告道,长此而往,莫说是办事者不足,连建言献策的都将“更绝无人”。有鉴于此,他奋笔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龚自珍所忧虑的论资排辈问题,在今天选拔干部时还出现了“隐形台阶”的新情况。何谓隐形台阶?打一个比方,从副县长到县委书记,看上去只是从副县处级到正县处级的跨越,但现实中经常是,先从副县长熬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再到县委副书记,再到县长,最后才是县委书记,中间这些过渡,就可以称之为“隐形台阶”。由于需要这样的过渡,又出现了“镀金”的现象。何谓“镀金”?比如,有的干部,单从履历上看,可谓丰富光鲜,既在党委干过,也有政府经历,既管过农业工业,也抓过金融经济,等等等等,可是仔细一瞧,每个岗位长则不过一年,短则只有数月。如此短的时间,莫说是出政绩,连熟悉工作恐怕都成问题。这样的履历,说穿了,就是为了使干部更加“好看”,为下一步的提拔积累“资历”。

  上述种种,之所以如此,说到底还是因为不能摈除论资排辈的观念。这当然不是说多岗位历练干部多此一举,也不是说副县长一定要一步到位提拔为县委书记,而是说,选拔任用一个干部,应该从岗位需要、干部素质以及结构要求等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人为地将工作上的分工视为晋升的台阶。只要有利于事业发展,只要选准了人,完全可以、也应当拿出勇气和魄力,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必非得让他熬完“资历关”、走完这些隐形台阶后,才敢将之提拔上来。

  打破论资排辈,毋庸讳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应当承认,追求进步乃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年轻干部有较强烈的追求进步愿望,这本身是正当而且是值得鼓励的。当然,有这个愿望不见得就能够实现。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毕竟只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引导帮助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名利观,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机会和舞台。否则,一些年轻干部就会舍弃正途去搞“自我设计”,甚至可能走上歪门邪路。南朝刘宋时期,孔熙先博学多才,有纵横之志,但因为长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为七品官员)郁郁不得志,竟铤而走险参与谋反,最终身首异处。史称孔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宋文帝奇于其才,感慨说:“以你的才华而长期不得重用,怎能不有异心?这是我身为皇帝有负于你啊!”并责备吏部尚书:“孔熙先年将三十才做这么一个小官,岂能不谋反!”这也告诉我们,对于年轻干部,既要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名利和进退,又要积极创造良好环境,使他们看到进步的通道是存在、通畅的,使他们安心于工作,踏踏实实地把工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为人民服务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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