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党之争最大诟病:宁用淮奴不用湘才

朋党之争,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同时世界史上也司空见惯。然而,奇怪的是,在晚清末年,中日两国同样有朋党之争,但却出现迥然不同的结局。这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盛一衰的标志,并最终决定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

中国朋党之争最大诟病:宁用淮奴不用湘才

朋党之争,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同时世界史上也司空见惯。然而,奇怪的是,在晚清末年,中日两国同样有朋党之争,但却出现迥然不同的结局。这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盛一衰的标志,并最终决定了中日甲午 战争 的结果。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淮党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毁人又毁国。

湘淮党争不仅耗去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有限才华,同时,还使得他们在对人才的选拔上赌起气来。非我族类,不管你才高几斗,一概不用。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驽马无数,而驽马伯乐亦无数。把不合适的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不是下属的错,而是上司的错。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驾驭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

丁汝昌虽为李鸿章器重的干将,但既非经天纬地之才,也非与世界接轨的新一代将官,而只是旧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参加太平军,当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清 光绪 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

没有海军科班出身,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因为是“李鸿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的程度,哪里还有海军统帅的半点自信,俨然如李鸿章家丁一般。海军统帅不求战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迁之路,北洋海军在丁汝昌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嬗变为一支“家丁部队”。

在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20年从军生涯里,丁汝昌虽有长江水师的背景,但对于新式海军的训练却是懵然无知。基本上是个“旱鸭子”,“水战”经历几无,何况海战。

在调北洋海防差用后,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作为清国海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是怎么表现自己“才华”的?

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样子,一点实战性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比如北洋水师的射击演练,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炮,当然是百发百中。可是战场上能这么打吗?再如阵型问题,战场上千变万化,平时都事先说,今天演练什么阵型,大家做好准备——这事先你都知道了。可是战场上,可能就给你发出一个旗语,就一个命令,马上就变阵了,变成什么样的阵形根据战场情况定。平时那样训练到战场上怎么能够得心应手?所以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师,在训练方面平时就缺乏严肃性、缺乏实战性。

“旱鸭子”丁汝昌,指挥北洋水师,基本上是外行管内行。难怪邓世昌等少壮管带在《台湾:1895》里叹曰:英国有不懂海战的海军司令吗?

这样的海军司令官,不仅毁了海军,而且还毁了自己——终为不擅长的工作搭上性命。

庸才与气节无关,虽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战最后时刻吞毒自杀,但仍无法掩盖他“无能”的庸才本质,海军需要的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统帅,而不是一死了之的无用之才。

选择丁汝昌,导致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则彻底葬送了 朝鲜 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选择陆军统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惯战的老将,但是李鸿章最终选择的却是叶志超。

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是叶志超的“大才”。叶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

鼠辈叶志超竟坐上了陆军“总统”的宝座,但是蠢才的官职可以直线提升,才能却无法瞬间上升。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

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实属无能之辈,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鸿章思来想去还是重用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师的内耗基调。丁本人不谙海军事物,可他属下各舰管带中大多出身于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部分靠人身依附上来的海军将领,虽然很听“丁军门”的话,但亦步亦趋的他们,盘算的是“站队”而非“打仗”,哪里有能力对抗虎狼之师日本的侵袭?

党争,内斗,制肘,腐败,可惜了重金买来的战舰,可叹那么一群海陆统帅!

冯道是个平民子弟,祖上时而务农时而教书,是“半个农民”加“半个民办教师”之家,社会地位卑微。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冯道并没有“志存高远”,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农村家孩子一“书虫”。读书和写文章是少年冯道的两项主要爱好。

冯道是不是个天生胆小,天生比较知足的人?当然,不排除有天生因素,超越“农民”和“民办教师”的水平就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但这里,更有经历风雨之后的蜕变。

刚出道的冯道第一任领导是幽州军阀刘守光,这正是改变冯道人生走向的一个人。

刘守光是个怎样的领导?

宋人在《容斋随笔》中如此评价刘守光:庸奴下才,无足责者。也就是说,似这种平庸之奴,下等之人,都不值得一评——可谓鄙视到了极点。

把父亲关起来,与父亲二奶通奸,杀哥哥夺地盘,专对家里人下死手……做军阀做到刘守光这个地步,算不算人已经很难说了。他是五代时期逆淘汰的胜出者,他比父兄更无耻,所以淘汰了父兄,接管了本家族的地盘。

刘守光比吕布做人差,却没有吕布的本领。他凶残好色,愚氓横行,毫无道德底线,是五代时期一个典型的狗头军阀。

刘守光的父亲也是军阀,刘守光利用其父兵马,趁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之际,杀兄囚父,自立为“大燕皇帝”,变本加厉残暴施政。但他这个“大燕皇帝”不被历史承认。他的“大燕国”历史上称为“桀燕”,一个两年就被灭的短命政权,正史上不算在五代十国的十国中,只承认它是个伪政权。

当最后刘守光被后晋李存勖俘获时,李存勖要杀他,刘守光怕死,又演出了白门楼吕布告饶曹操一幕——“王将定天下,臣精于骑,何不且留。”其路数与吕布如出一辙,但“庸奴下才”之辈,新主子当然不会理他。他的结局自然和吕布一样。徒留笑柄在人间。

如此“人渣混账型”领导,荒淫和暴虐是其标签,对于属下,他自然视若草芥与玩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他的逆淘汰游戏规则。

年轻人哪知混账领导的厉害。意气风发,年轻气盛,刚参加工作、给领导当文秘的冯道也是如此。在刘守光这个刚愎自用的领导面前,冯道直言不讳,提了很多不该提的意见,尤其是劝阻刘守光不要不自量力、扩地称帝,惹恼了刘守光。

刘守光一怒之下将冯道打入大牢,幸好朋友相救,才得以脱险。捡回一条命的冯道心有余悸,这次事件彻底改变了冯道的性格,他行事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人变得圆滑了许多。

冯道在刘守光那里经历的一场风雨,无异是生死大关,也是平生第一次重大打击。冯道见识了逆淘汰游戏规则的厉害——年轻气盛遭淘汰,重心越低越稳定。于是,年轻的文秘冯道刻骨铭心地把重心降了下来。

在混账领导刘守光手下发迹存活下来的人,大都是些“油条”型人物,而那些仗义执言的人早早被淘汰掉了。彼时冯道同事,大都是把逆淘汰游戏规则谙熟到家的官场滑头。他们由于善于迎合“圣意”,所以深得刘守光器重。

然而这些逆淘汰胜出物是怎么报答刘守光的呢?

刘守光终于被更狠的李存勖干掉,李存勖一死,他们马上投入了新主子怀抱。丝毫没有对不住的愧疚。

——他有势的时候为他卖力就是对住,他无势的时候我们就改换门庭,这年头要发达得圆滑……这是冯道领教的第一堂生动的逆淘汰社会课。

如果说,刚参加工作的冯道规劝暴戾的领导时,还带着书生意气和微言大义的话,那么自牢狱之灾和主子之变后,这个年轻人更多的开始为自己考虑:国家是什么?还不是帝王的家事。国是谁的,帝王的。与帝王以外的人关系是什么?帝王还不是一人享有利益,所有人都得做走狗而已。走狗所能做的,不是保全帝王的位子,而是寻求自己的活命。

帝王失国与臣子关系太小。臣子也好,平民也好,无非是换换主子。换就换吧!与我何干?

“想通了”的冯道一口气做了几朝帝王的臣子。

一个伺候五朝十帝的不倒翁悄然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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