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秦皇汉武也头疼的游牧族，为何到了汉末三国，便少有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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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让秦皇、汉武头疼不已，成为秦汉大一统心腹大患的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族，东汉末年却沦为群雄的陪衬。从折腾不休到少有作为，北方边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族，何以至此？

始皇帝并不是最早修建长城的人，却是最早对游牧族大规模用兵的帝王。为阻止匈奴南下，蒙恬受命“因地形，用制险塞”，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雄伟长城。锐意改革的汉武帝，亦曾对匈奴用兵数十载，于是强汉之名流传后世，余烈之威振奋千古。

奇怪的是，昔日让秦皇、汉武头疼不已，成为秦汉大一统心腹大患的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族，东汉末年却沦为群雄的陪衬。从折腾不休到少有作为，北方边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族，何以至此？

汉武帝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陈宝国饰。来源：电视剧《汉武大帝》

游牧族到底强在哪？

要了解游牧族为何衰落，首先要清楚：游牧族为何能强盛一时？

秦汉政权最大的外来威胁，当属匈奴人。他们到底强在哪些地方？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骑射是匈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由他们独特的生活及生产方式——游牧决定的。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子弟，从小便掌握的骑射本领。这是匈奴人的生存技能，也是游牧族的最大优势。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在统一匈奴各部落后，曾不无得意地向汉文帝表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以“引弓”代指游牧各族，足见他们心中对于骑射的认同感。

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

游牧族自然崇尚“以力为雄”，并遵循着“贵壮健，贱老弱”的基本生存法则，“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战士，其战斗力与剽悍程度如何，可想而知。汉末三国时代的几位悍将，如董卓、吕布、马超等人，皆成长于汉胡杂居的边境之地，久“习于夷风”。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族一般各自为战，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曾互相攻伐、征战不休。然而，一旦他们被拧成了一股力量，其战斗力便会翻倍增长，最终发展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秦统一后，匈奴的头曼单于（史书所见第一个单于）南下侵扰中原，并一度占据河套地区，给中原王朝带来极大威胁。

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进击匈奴；次年，秦军成功渡过黄河，于“西北斥逐匈奴”，而后蒙恬又连取高阙、阳山等地，并“筑亭障以逐戎人”。为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秦始皇又命人将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始皇帝对匈奴的用武，颇具成效，以至于游牧族“不敢饮马于河”。怎奈秦朝二世而亡，中原政权再度陷入混乱。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各部在冒顿单于手上再次得到一统，自此空前强盛。就连汉高帝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狙击匈奴，也被围困在了白登。无奈之下，汉匈只好缔结“兄弟”盟约，西汉初年的对匈政策，也多以和亲为主。

汉高祖刘邦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陈道明饰。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

经过“文景之治”的西汉，“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武帝得父祖之积，有了对匈奴用兵的资本。西汉长期妥协于匈奴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性的转变。

上述可见，中原王朝动荡之际，往往会给游牧族以可乘之机。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汉末三国时代，游牧族“南下牧马”的情况就很少发生呢？

中原骑兵强盛的客观条件

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原骑兵，经过上百年发展，已经丝毫不逊色于游牧族。甚至在某些方面，中原骑兵尤有胜之。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从客观上看，组建骑兵的诸多条件，已趋于成熟；再从主观上看，此时的骑兵战术也推陈出新，有了长足进步。

显然，这离不开中原政权长达数百年的实验、探索与积累。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中原政权向游牧族学习，并组建出了骑兵部队，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汉武帝即位后，亦重视骑兵建设。他不仅命人从西域诸国引进不少优良战马，后来还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开设马场，用以驯养战马。

及至汉末三国时代，汉王朝疆土内的产马之地，同样颇具规模。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曹操）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又据《后汉书·蔡邕传》：“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

曹操在影视剧中的形象，鲍国安饰。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命人到河内郡买马；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钟繇都督关中，及时为曹操送来两千余马；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再定冀州，于是“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由此可见，河北、辽东、关凉以及燕代之地都有良马产出。这些马场的存在，便为骑兵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吕布，并州五原人，善骑射之术，号为“飞将”。何润东饰。来源：电视剧《三国》

至于另一个客观条件，则是中原骑兵的骑射素养。从普通的骑卒，再到负责指挥的统帅之将，大多具备颇为娴熟的骑射技能。而当时活跃在中原的一些边地军阀，几乎都是在与羌胡的交战中成长起来的。

董卓乃“凉州大人”，“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骑兵作战经验，也对如何反击羌胡骑兵颇有心得。除他之外，曹魏夏侯渊、黄须儿曹彰、并州吕奉先、幽州公孙瓒、西凉锦马超……亦曾威震边疆、恩抚羌胡。

在常年征战中，不只是统兵的将帅，边地军队中的兵卒也锻炼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单单只是夹杂在其中的羌胡兵种，也足以让他们的战斗力提升一大截了。

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原军队中，尤其是边地军队，能经常见到少数民族的身影。公孙瓒威震幽州，“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同样出身于幽州的刘备，后来也带着“乌丸杂胡骑”入了中原；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曹操亲征关中时，曾观其麾下“秦、胡观者，前后重沓”，亦足以说明马超、韩遂等关中群雄的军队中，含有大量羌、胡兵。

可见在此时期，大量游牧族已涌入中原，并经常帮着中原军阀反打其他游牧部落。只是，自己人为何要打自己人？

这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汉胡已完成初步交融，凉州、幽州、并州等地普遍存在汉胡杂居的现象；另一方面，游牧族往往“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更加崇拜强者。这种心性倒也简单，以至于吕布、马超在中原声名尽丧之后，还能继续得到羌、胡兵的支持。

游牧族在汉末三国时代弱势的第三个客观原因，是两汉时期对匈奴持续地打击。

西汉武帝时期，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匈奴遭受重创。“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从此一蹶不振。此后若干年中，匈奴内讧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五单于争立”与“兄弟争国”的混乱局面。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了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匈奴率先归附东汉王朝，并与乌桓、鲜卑各族联合，向北匈奴展开连年征伐，迫使后者不得不向西方大陆迁徙。

匈奴遭到重创后，其他游牧族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大大降低了。为了增强对游牧族的统治，东汉政府还经常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将其内迁入中原，由此完成对他们的汉化。

比如羌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

除西羌外，倒向东汉政府的南匈奴，也开始了内迁，不断入居塞内。当时，北方的五原、定襄、雁门、朔方各郡，都能见到匈奴人的踪迹。东汉末年，梁习担任并州刺史，在任期间曾吸纳了不少匈奴贵族为己所用，并将他们发派到地方上为官。梁习经常征发匈奴青年为兵丁，“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扣押了入朝（邺城）觐见的南单于呼厨泉，并委派更亲近汉人的右贤王回去监管匈奴各部。此前，曹操还曾转战东北，大破乌桓踏顿政权，迁其众，由是三郡乌丸为曹操所用，成为“天下名骑”。

对于鲜卑，曹魏则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边对鲜卑各族首领进行册封，以确定中原与鲜卑之间的附属关系；一边又令田豫、曹彰等人出兵，以强悍武力慑服其不臣之心。如此一来，北方的游牧族渐渐无法进行有组织地抵抗。

骑兵战术的成熟及其反制手段

当汉末军阀遭遇游牧骑兵时，他们是如何取胜的？不妨以公孙瓒为例。

公孙瓒，幽州涿郡人，被誉为“白马长史”。王宝刚饰。来源：电视剧《三国》

据《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

公孙瓒此战，以数十骑对数百骑，战而胜之。虽说其规模不算多大，却有典型意义。因为中原骑兵在组建之初，是远不如公孙瓒这般“生猛”的。相反，早期中原骑兵的主要作用，更多在于侦察与骚扰。换言之，先秦时期的骑兵，只是充当辅助作用，并未上升到战略角度。

如《六韬·均兵》中就说：“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值得注意的是，似公孙瓒这般用骑兵直接冲击敌人的战阵，也同样被《六韬·战骑》认为是“九败”之一，非常不可取。可见，先秦时期的中原政权，对骑兵的运用还比较有限。

那么，游牧族的作战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匈奴列传》有记载：“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短矛）。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这说明，游牧族的作战方式是一种较为松散自由的、以侧面进攻为主的“游击式”手段。所以，一直到西汉初年，游牧族也鲜少与中原军队发生大规模的正面碰撞。另外，游牧族天性逐利，却不会因利舍己，选择更加困难、危险的贴身肉搏战术。他们虽然会随身携带短刃，但从他们自称“引弓之民”来看，射术才应当是他们的主要攻击手段。

回头再看公孙瓒此战，便能发现汉胡骑兵在这个时代的明显区别。

首先，对比一下双方的战术。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在与鲜卑的交战中，公孙瓒的“莽”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敌军十倍于己，公孙瓒却很清楚，“今不冲之，则死尽矣”，于是他立即带着麾下骑兵直接冲击敌军阵营，并与鲜卑骑兵“贴脸”厮杀，从而让他们无法发挥出自身高超的骑射本领。

这种骑兵战术上的变革，是汉末军阀“吊打”游牧骑兵的主要原因。

早在西汉初年，便有人发现了中原骑兵难以弥补的一个劣势，那就是骑兵们的骑射之术。晁错曾对汉文帝说：“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的确如此，生活在农耕社会中的中原骑兵，自然无法像游牧族那样，从小就得练习骑射之术。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在率领骑兵出征匈奴时，沿袭了步兵交锋之时横冲直撞的思路，选择带领骑兵直冲敌军大营。比如霍去病，就曾“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百余里”，见到敌人后，他率领麾下骑军“合短兵”，与敌人近身搏杀，最终得以“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 。

长途奔袭、转战千里，在遇到敌军后快速冲击，与之短兵相接，是霍去病骑兵战术的一大优势。汉末军阀在与游牧族的交战中，也延续了这种快、准、狠的战斗风格，以横冲直撞的方式，酣畅淋漓地赢下战斗。

为了更好适应这种冲击肉搏的骑兵战术，汉末中原的骑兵队伍在坐具、兵器、铠甲上，都有了明显变化。

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早期战马上面，是没有马鞍这种坐具的；但到了汉景帝时期，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而且，从西汉初期到魏晋时期骑兵马鞍前后的鞍桥来看，它已经越来越高。显然，在马镫未成型的时候，中原骑兵加高马鞍鞍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增加一定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除坐具外，军中使用的主要兵器，也有所变化。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长柄武器明显更有优势。是以，汉末骑兵用来交战的兵器，多为长柄的戟或矛。如上文所见公孙瓒手中的矛，以及吕布的戟。当阳长坂坡一战，张飞率二十骑断后时，也曾瞋目横矛怒曰：“可来共决死！”结果无人敢应。

张飞据水断桥，曹军无人敢应。李靖飞饰。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更可怕的是，汉末中原骑兵在后期甚至配备上了重铠。非但骑兵已经披甲上阵，就连战马也不例外。曹操进攻马超、韩遂时，便曾带着一支重型骑兵“耀武扬威”，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说明在汉末乱世，重型骑兵已经被投入使用。这样一支铁骑，如果再配合上横冲直撞的冲击战术，它的冲击力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话说回来，或许是因为当时中原骑兵的“内卷”程度过于严重，以至于汉末三国时代的军队中，还专门出现了用来克制骑兵的部队——重弩兵。名震北疆的公孙瓒，和他麾下赫赫有名的骑兵“白马义从”，便用血的教训成就了重弩兵的威名。

据《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绍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袁绍）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

界桥一战后，“白马义从”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的公孙瓒自此无力再图中原。在袁绍之后，诸葛亮也改进了弩机，蜀汉弩兵（如威震西南的无当飞军）得以名震一时。促使诸葛亮改进弩机的重要原因便是：曹魏骑兵锋芒太胜，对蜀国有很大威胁。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氏长于巧思，损益连弩。”裴松之引《魏氏春秋》注曰：“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与汉朝的一弩三发相比，诸葛连弩可一连十发，大大提高了弩兵进攻的覆盖范围与杀伤力。更为关键的是，连弩已经发展成了半自动性质的冷兵器，能有效节省使用者的力气不说，也能极大增强其发射效率。

试想一下，两军交战时，眼见对方骑兵冲杀而来，蜀国弩兵却不慌不忙，打开弩机装上弩箭，一瞬间，漫天箭雨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因为发射起来不太费力的缘故，理论上只要弩箭够用，他们就能无限发射；与此同时，还有几个弩兵喊着口号，合力拉开了一张了十石左右的超级强弩，对准了敌军骑兵的统帅……

综上，在汉末三国时代，从骑兵与骑兵之间的正面交锋来看，游牧骑兵非但不是一般军阀的对手，也更加敌不过曹魏铁骑；若他们再不幸遇到蜀汉连弩这样的“天敌”，其下场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便不难解释，这个时代的中原军阀再怎么内斗，也很少见到游牧族有一番作为。只能说，“神仙”打架时，“凡人”就别过多掺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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