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匈奴人

曹魏嘉平三年(251),刚刚在陇西拒蜀一战中大放异彩的邓艾,把注意力放在了北方的并州。

他注意到那里的匈奴部落似乎有点不安分,右贤王刘豹将分散的匈奴各部落“并为一部”,武力强盛,让人颇为担心。

这位年过半百、却依然处于上升期的名将献上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建议将刘豹所部分为二国,再拉拢其中一派,“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这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使得边境安宁。

当时,高平陵之变已经发生,司马氏正在逐步蚕食魏国的政权。虽然内部变乱丛生,外部也动荡不安,但是天下一统的大势已经无法阻止。并州的异动,就像一个小感冒,虽然有点痛苦,但稍微忍忍就能扛过去。毕竟,匈奴的威慑力,已经远不如从前。

东汉以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逐渐内迁,依附于中原的王朝。中原的统治者们也乐见其成,因为这样一来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二来增加了抵御其它少数民族的力量。

建安末年,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管理,将单于部众分为五部,并选派官员担任司马监视之。而南单于也不得不远离单于庭,作为人质居住在魏国的都城。

从曹操到邓艾,都遵循同样一个策略:分化、分化,再分化。

一方面,南单于和各位名王入质中原,被迫与匈奴部众分开。另一方面,匈奴部众也总是被分化成几国,再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武力,但其实是一盘散沙,也就不足为惧了。

邓艾上言建议分化匈奴的四十八年后,正值西晋贾南风当政,一个叫江统的人上表了著名的《徙戎论》。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并州的情况:“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少数民族迁出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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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汉人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的趋势已成必然。隔离华夷的做法,明显是办不到的,就算这个建议被采纳,也只会造成更大的变乱。所谓“戎狄乱华”,并不是因,而是西晋王朝结出的果。

巧合的是,第一颗果,就落在了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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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咸熙年间(264-265),作为南匈奴“上供”的人质,来自并州的刘渊走进了洛阳。

关于刘渊的族属,有非常大的争议。史书记载他是匈奴人,父亲就是右贤王刘豹。但经过学者考证,刘渊极有可能是“杂胡”的一种——屠各人

原来的匈奴帝国本就是由众多部落族群所组成,南迁之后又和并州屠各杂居在一起,早就融为一体了。无论刘渊是否为刘豹之子,刘渊是否是匈奴人的嫡系血脉,他一定出身匈奴贵族无疑,不然也不可能成为质子。

刘渊从小就是一个接受了汉化的“新匈奴人”。他学的是汉语,读的是《诗经》《尚书》《孙吴兵法》《史记》等经典。同时,他弓马娴熟,不失草原重武的气质。

他曾对同门说:“每次看书,我都鄙视随何、陆贾无武,周勃、灌婴无文。若有一物不知,是君子的耻辱呀。随、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立业,周勃、灌婴遇到汉文帝不能兴文教,可惜啊!”他的志向,是做一个辅佐皇帝的文武双全的“君子”。

可惜的是,他的理想注定无法在洛阳实现。

当时的洛阳爱着胡人,只不过是一种占有式的爱。魏晋的高官们非常喜欢来自并州的胡奴、胡婢。正始年间,陈泰在并州刺史任上拒绝“京邑贵人”请他帮买奴婢的要求,足见当时的风气。这些胡人奴婢基本不会用于耕织,而是用来充当家内的侍奴。贵族之间也流行着“胡物”,比如胡床、貊盘、胡服等等。

这种“爱”暗含着对异族的支配,显示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万国来朝,海纳百川——这样一种盛世局面,是随后建立的西晋王朝所追求,甚至是刻意营造的。因此刘渊在洛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晋国的各种典礼,作为称贺的一方,接受皇帝的恩赐。如同一个无人在乎的龙套演员,陪着皇帝作秀。

就像身为亡国之君的刘禅,还是不得不说出“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恭维话,以证明蜀亡乃天命所归。同为天涯沦落人,他们的心情可能是相通的。

诡异的匈奴人

刘渊在洛阳也有朋友,大多是并州的汉人同乡,这些人给了刘渊相当大的帮助。

比如太原王氏家族。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早就开始了。刘渊七岁时,母亲去世,他哀号痛哭。时任司空的太原人王昶知道后非常赞赏,还派人来吊唁。刘渊青年时在上党学习,与王昶之子王浑成为挚友。后来,任职东南、都督军事多年的王浑向晋武帝推荐刘渊,“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国定能扫平”,但是马上有人跳出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议最后作罢。

再比如上党人李熹。秦、凉之地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上书建议委任刘渊为将军,率匈奴五部进剿。但又遭到反对,反对的声音认为:“刘渊如果能平凉州,那才是凉州的劫难。蛟龙得云雨,就不是池中物了。”

不过,王浑、李熹等人对刘渊的推荐并不只是出于乡党私情的提携,他们很有可能看中了刘渊背后的匈奴五部。当时并州已是胡、汉杂居多年,并州的士族们不得不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而去拉拢刘渊。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

因为出身,刘渊几次想为朝廷建功立业均碰壁而归。而他也无法离开,因为一旦成为质子,他便处在监视之中。

有一日,刘渊在九曲送好友王弥归乡时,流着眼泪说:“王浑,李熹是我的老乡,每当他们在皇帝那儿说我好,谗言就随之而来,这恰恰是害了我。我本无心做官,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恐怕会死在洛阳,永远与你别离。”

随着一声叹息,他纵酒长啸,把多年的愤懑倾泻了出来,闻者流泪不止。

后来这段话传到了齐王司马攸耳中,司马攸又向皇帝告状:“如果此人不除,并州不得安宁。”

生死存亡之际,又是王浑站了出来:“我大晋对远方要施以恩德,怎么凭空无故杀人质呢?”

这句话说到司马炎心坎里去了,对啊,吉祥物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杀了还能叫盛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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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就这样侥幸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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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洛阳二十多年之后,刘渊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被委任为匈奴的北部都尉。

这是他当质子以来第一次离开洛阳。从回到老家并州任职,一直到后来因为部落有人叛逃出塞被卸职,一干就是十年。史称刘渊“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这段长达十年的任职经历,对刘渊来说非常关键。一方面,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让匈奴五部熟悉并接受了他,而不是像南单于一样成为摆设。另一方面,刘渊也赢得了一些晋人的支持。

永康元年(300),掌握宿卫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起兵杀了把持朝政的贾后、张华等人,后又废惠帝,自立为皇帝,由此引发“八王之乱”。

朝中执政者如走马灯,华夷瞩目的洛阳几度沦为战场,皇帝就是任人屠宰的羔羊。如果说西晋是天命所归,那么谁会对这样的天有半点儿敬畏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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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刘渊也遇到了他的“伯乐”——成都王司马颖。与晋武帝时屡遭猜忌、怀才不遇的境遇不同,刘渊深得司马颖信任,官职逐渐上升,权力越来越大。

后来,并州刺史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讨伐司马颖,还调动了鲜卑兵马助战。司马颖被吓破了胆,产生了放弃邺城、带惠帝南奔洛阳的想法。刘渊劝司马颖固守邺城,不能南下,以免受制于人,并建议发动匈奴五部之众,进行反击。此说打动了司马颖,于是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于是,刘渊得以名正言顺地返回五部。

这一次却如同开启了潘多拉盒子,历史走上了司马颖想象不到的异路。

当时,并州的匈奴看见天下大乱,已经有了造反的念头,但缺少一个具有声望的领头人。左贤王刘宣等人便把目光放在了刘渊身上,私下将其推举为大单于。

刘渊返回五部之后,本来的确是要发兵帮助司马颖的,并没有想直接造西晋的反。

在得知司马颖退出邺城、南下洛阳之后,刘渊痛斥道:“司马颖不用我言,溃败奔逃,真奴才也。但我和他有约定,不可不救。”准备派遣步骑两万,迎击鲜卑。

刘宣等人眼见大事不成,苦苦谏道:“晋朝无道,像奴隶一样奴役我们。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老天厌恶晋朝,把机会给了我们。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汉人奴役胡人、胡人沦为田客的情况的确有,但不能说晋朝将所有匈奴视为奴隶。这类极端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动员的手段。匈奴贵族们丧失了昔日之权力和地盘,受到汉族制度之压抑,在承平之时尚且能够安享荣华富贵,可是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怒就会爆发。

刘渊这一生,长期生活在洛阳营造的四方归心的天下秩序之中,在那个世界里,他只是一个点缀。如今他意识到,这个秩序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天命未尝不会眷顾一个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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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造反,刘渊和刘宣的想法,显然是不一样的。

刘宣的想法是联合鲜卑、乌丸等民族的力量,重振匈奴的雄威,“复呼韩邪之业”。但是,自小汉化的刘渊想要的更多,他说:“我们该做那高山峻岭,而不是低矮的山丘。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他要当统一中国的汉高祖,或是称雄中原的曹操,而不仅仅成为另一个呼韩邪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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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既是刘渊的野心,也是他的谨慎。

尽管在并州,匈奴五部的力量拥有绝对性的优势,可是从整个北方来看,他们并不具备多少优势。一面单于的旗帜,无法归拢汉人的人心,甚至连其他民族的支持也无法得到。更何况,他的对手是西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心依旧普遍向晋。

所以,刘渊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民族特性的旗帜——他选择了“”。

他首先伪造自己的身份,假冒是汉氏后裔,以此来标榜自己是刘氏正统。汉高祖时曾将宗女嫁给冒顿,约定互为兄弟。如果单于和汉帝互为兄弟,那么刘渊不就是汉家的外甥吗?

公元304年,十月,刘宣等人给刘渊上帝号,刘渊拒绝说:“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指刘邦)法,且称汉王。”他不急于称帝而称王,就是要淡化反晋的色彩,争取汉族的人心。

即汉王位时,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甚至还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一个匈奴人,却号召着恢复大汉江山,也算是历史的一大奇景。

这个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史载“远人归附者数万”,大批士族百姓聚拢在“汉”的旗帜之下。称王的第二年,刘渊便开始向外扩张,进据河东,威逼洛阳,各地的割据势力纷纷投降,比如上郡的鲜卑,盘踞青、徐的王弥,以及占领河北的石勒等。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即皇帝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胡人登上帝位。刘渊极力掩饰自身的民族性,汉国的制度面貌也充满了中原王朝的气息。制度基本仿照西晋,朝廷有丞相、御史大夫,地方有郡守,就连国都里的门名,都要和洛阳的一致。

第二年,汉国大将军击败晋军,将三万男女沉于黄河,刘渊听后大怒道:“你有什么面目再见朕!这是天道可以容许的事情吗?我想要除掉的人,只有司马氏,细民何罪!”不管这话是不是真心的,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原皇帝的态度。

为了统摄境内除了汉人之外的广大少数民族,比如鲜卑、乌桓、氐、羌等,他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办法,以中原的办法对待汉人,以草原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

那时的刘渊已经病重。他明白,汉国就是一个潦草建立的国度,遇到的问题翻遍史书也无法找到答案,是坚持胡汉分治,还是统一制度?是坚持草原特色,还是完全汉化?是遮掩匈奴身份,还是自立正统?

这些问题他无法解决,但是有一个东西,必须解决——那就是龟缩在洛阳的西晋王朝。

如果不灭掉西晋,刘渊依旧是一个反叛者。所以,即位之后,他先后两次派自己的儿子刘聪纠集兵力进攻洛阳,意欲灭亡西晋,但均以失败告终。

永嘉四年(310),刘渊去世,留下了一个无比巨大、又无法解决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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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死后,汉国陷入内乱,最终刘渊之子刘聪凭借武力,杀掉兄长,夺取帝位。

刘聪和其父的人生轨迹很相似。幼年接受汉化教育,弱冠时在洛阳游历,结交名士,后来回到并州,受到匈奴五部的拥戴。在帮助父亲建功立业的时候,刘聪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因此,即便刘聪是篡位,推崇武力的匈奴人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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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之后,刘聪便将矛头指向洛阳。

当时,石勒在洛阳东北的赵、魏一带活动,王弥转战于洛阳东部的兖、豫、青、徐诸州,刘聪则直接控制了洛阳西北平阳、河东、上党等郡,已经对洛阳渐成包围之势。于是,他派遣刘曜、王弥等人领兵进攻洛阳,掳掠了洛阳周边大片土地,并攻陷上百个壁垒。随后,又派前军大将军呼延晏领二万七千人直取洛阳,这一路势不可挡,晋军前后败了十二次,毫无抵抗之力。

等到诸军会合,洛阳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刘曜、王弥等人纵兵劫掠,抢劫财物。刘曜冲入宫中,杀晋太子及诸王公大臣等二十余人,士民死者达三万余人。晋怀帝和羊皇后及传国六玺被移送到当时的汉国都城平阳。史称“永嘉之乱”。

刘曜是刘渊的养子,也是一个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人,看见晋室已经在控制中,便想收紧屠刀,禁止王弥大肆劫掠,甚至不惜与其火并。后来双方停战,王弥劝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不需要再造,可迁都于此。”这时,刘曜却显露出野蛮的一面,放了一把火就走了,气得王弥破口大骂:“屠各子,一点帝王的志向都没有!汝奈天下何!”遂率军还据青州。

洛阳在一场大火后沉寂,被俘虏的晋怀帝也受尽屈辱。

有一天,刘聪宴请群臣,命怀帝身穿青衣行酒,晋国旧臣看见昔日帝王竟然低声下气服侍他人,起而号哭。刘聪十分厌恶,便找了一个机会,毒死怀帝,处决了晋旧臣十余人。

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怀帝之侄司马邺即帝位,是为晋愍帝。

后来,汉政权又多次进攻关中,均无战果,直到汉建元二年(316),刘曜攻陷长安外城,晋军退内城固守。当时长安城内外断绝,城中无粮,人相食,死者大半,晋愍帝为了不被饿死,出城投降。至此,西晋灭亡。

晋愍帝也遭到了和晋怀帝一样的命运,在宴会中被迫与人行酒,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刘聪肆意折辱,最后也是被随意地杀掉了。

虽然,汉政权攻陷了洛阳、长安,俘怀、愍二帝,灭西晋,但这其中的战事可谓艰难。种种迹象表明,匈奴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洛水、渭水流域。刘聪名义上是中原的共主,但是地方的石勒、王弥等人并不是完全忠心。

偏偏就是这般危机四伏的局面,刘聪反而开始享乐。他把国事交给儿子刘粲,一头扎进后宫,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后更是设立上皇后、左皇后和右皇后以封妃嫔,造成“三后并立”的局面,最多时有十一人佩戴皇后玺绶,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份的。

318年左右,刘聪为近臣蒙蔽,杀掉了皇太弟刘乂,株连一万五千余人。刘乂是刘渊嫡子,同时也是氐族首领的外孙,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匈奴与氐羌联盟的瓦解,“氐、羌叛者十余万落”。汉政权的国力一落千丈。

很快,刘聪病死,其子刘粲即帝位。外戚靳准掌权,逐步铲除了刘氏子弟,然后收捕刘粲杀之,将刘氏男女不论少长皆杀于东市,掘刘渊、刘聪陵墓,焚刘氏宗庙。

刘聪的坟草都还没长出来,刘家就被屠戮光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他残暴不仁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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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准政变后,刘渊一家唯一的独苗就是镇守长安的刘曜了。他轻松地平定了叛乱,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将国号从“汉”改成了“”。

形势已经变了。

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已经灭亡,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东晋政权已移居长江以南,偏居一隅。作为与晋朝争夺合法性的“汉”国号似乎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而多年在北方驰骋的石勒力量不断壮大,此时,刘曜的主要敌人由司马氏变成同为胡族的石勒。

胡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不再是唯一的焦点,胡族间不同民族、不同部族的冲突和融合,反倒成为了北方社会的主线。

刘曜没有必要再冒充汉室后裔,他可以公开以胡族后裔的身份在中原腹地称帝。

他之所以将国号改为“赵”,就是不承认石勒在河北的统治——石勒的势力范围正好就是古时的赵地。刘曜改国号不久,石勒也自称赵王,史称“后赵”。

诡异的匈奴人

两“赵”相争,必然只有一个能活下去。

为了对付石勒,刘曜十分注意笼络关中各民族。关中之地的民族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并州,匈奴人在这里并没有多少优势。刘曜对这里各部族或拉拢,或打击,或迁徙,逐渐稳定了匈奴人在关中的统治。

324年,刘曜征河西张氏,史载有“戎卒二十八万五千”,光是击鼓之声就足以震动大地,吓得对手望风而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不可能只有匈奴五部,主要部分应是关中之地的其他少数民族。

无论是哪一个胡族建立统治,统治者永远都只能算“少数民族”,而其他民族在反抗其统治方面,永远是多数民族。因此,前赵立国的两大基石,一个是五部的强大,一个则是其他民族的合作。可是,刘氏赖以征战天下的匈奴五部并不是铁人,他们会老、会死、会因为腐化而失去锐气,一旦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前赵就要陷入危机。

两赵相争的前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刘曜已经发现了问题:中军宿卫、五部旧人都是老弱病残,不可用也。于是他亲自建立了一支名叫“亲御郎”的军队,由匈奴五部的贵族子弟组成。这样还是无法阻止匈奴五部衰落的颓势。

328年,石勒兵发三路进攻刘曜,刘曜忙陈兵十万于洛西,与其对峙。战前,刘曜喝酒数斗,经常骑的马无故跌倒,于是换骑小马。大战时,石勒命令石虎直接杀向刘曜的中军,自己率军前后夹击。战功赫赫的前赵军队却显得不堪一击,全军败溃。

刘曜在逃跑时坠马被俘,后来被石勒所杀,前赵随后被后赵吞并。

这是十六国历史一个普遍的现象:当权者永远都是一个在军事上暂时占优势,但在人口上占劣势的部族。无论它是追求大家公认最优秀的汉文化,还是坚持草原胡族的特性,它的军事优势必然逐步丧失,而它的人口劣势却无法改变,继而迎来新的挑战者和替代者,如此反复。这就是当时北方动荡不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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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后世的史书中,史官在描写这些十六国君主时,似乎遵循着某个统一的模板,他们的故事千奇百怪,形象却似乎大同小异。

首先,这些君主似乎都很有文化。

刘渊少好学,看的是《毛诗》《左氏春秋》《尚书》《史记》等经典;刘聪也很好学,精通经史,擅长草、隶,还会写诗。刘曜同样是能作诗,书法好。再比如前秦的符登博览书传,后秦的姚兴在战乱之时,也不曾放下手中书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次,这些君主身上都有神异之处。

刘渊出生前,他的母亲呼延氏曾在龙门祈求神灵赐给她儿子,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有两只角的大鱼,游到祭神的地方,当天晚上呼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变成了人,他左手拿着一样东西,约有半个鸡蛋大,交给呼延氏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13个月后,刘渊就降生了。

刘聪出生前,其母同样梦见了太阳进入肚子,15个月后,刘聪诞生。

这类感生神话,自上古时期便屡载史册。最接近刘渊父子出生“神迹”的个案,则源自汉武帝的诞生,其母为景帝王夫人,“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很难不怀疑,史官是照着《史记》来写的十六国历史。

苻坚出生的时候,被记载为有神光,应该是抄的《后汉书》,因为汉光武帝出生的时候也有神光。

至于刘曜、苻坚、姚襄、慕容垂等人都“垂手过膝”,应该是模仿的是刘备与司马炎。

可以发现,十六国君主的种种奇异之处,都能在华夏历史上的帝王库中找到对应的模板。

诡异的匈奴人

这或许正是史官的小心思:通过复制华夏史书已有的故事,让人在读十六国的历史时,自然联想到秦汉魏晋的故事,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十六国的历史当作华夏帝国历史的延续。只不过,对于想要探知真相的后人便有些麻烦了,究竟哪段历史是真的?哪段是编的?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定论。

史官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华夏化”的过去,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华夏化”的未来。就像刘渊冒认汉室后裔一样,不是为了遮掩匈奴的过去,而是为了创造匈奴的未来。

这些高度模型化的历史文本,不断提醒着统治者(无论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这片土地的文化传统,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文本中的“历史”变成正在发生的历史。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并不只是时间的先后关系,它们也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在这些历史的循环里面,时间或许已经丧失了意义。特别是像刘渊开启的十六国乱世,这样一个大分裂与大乱斗的时代,人们只能通过制造历史的幻觉,来面对无法直视的生存困境,摆脱长时间游离的精神洼地。

参考文献:

[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华书局,2020年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

罗新:《王化与山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侯旭东:《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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