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春风似剪,明初名将、凉国公蓝玉一如往常入宫,朝见那位他臣事多年的君上——明太祖朱元璋。
与往日不同的是,此刻摆在朱元璋面前的,还有一封来自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的告发信,密信中字里行间透露着四个字,“蓝玉谋反”。
蓝玉一进宫就被当场拘押,次日投入诏狱,第三天“磔于市,夷三族”。至死,蓝玉本人都未留下承认谋反的口供。
这又是一场针对开国功臣的清洗。蓝玉案发后,包括开国公常昇(常遇春之子)、景川侯曹震等在内的一公、十三侯、二伯,以及众多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各级武官被处死,惨遭杀身之祸的文武官吏多达1.5万人(一说2万人)。
回头再看这场席卷朝堂的血腥屠杀,其中有太多不合常理之处。蓝玉之死,究竟是咎由自取,还是兔死狗烹?
01
蓝玉被诛三个月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明太祖敕命翰林院将部分案犯的供状辑录成书,题为《逆臣录》。此后两百多年间,《逆臣录》即是明朝对蓝玉案盖棺论定的官方文件,被视为蓝玉谋反的“铁证”。
然而,蓝玉案的诸多吊诡之处,正是出自这部仓促编成的《逆臣录》。
《逆臣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明太祖派中军佥都督谢熊到四川召蓝玉进京。当时,蓝玉奉命平定西南土司叛乱,镇守成都。
谢熊到成都后,对蓝玉说:“我来取大人回家。”
一个“取”字,瞬间引起了蓝玉的警惕,他对谢熊说:“我知道了,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身陷胡党之事,口供中有我的名字,差你来提取。”谢熊回答道,上位只叫我来宣召大人,个中缘由我并不知晓。
蓝玉口中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三个月前坐胡惟庸党罪被处死。为相多年的胡惟庸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告发谋反并处死,此后明太祖罢宰相,并使该案株连蔓引,十余年间“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是蓝玉案之前的开国大狱,而作为蓝玉亲家的叶昇在胡惟庸案发的十二年后被杀,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即将向蓝玉袭来。
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在回京路上一直惴惴不安,于是暗中策划造反。
但《逆臣录》的一个关键疑点是,书中缺少主犯蓝玉的口供,起首的是蓝玉之子蓝闹儿、蓝玉之兄蓝荣等家族成员。
蓝玉之兄蓝荣是已退休的府军右卫指挥使,据他供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蓝玉一家已到达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多日,侄子蓝闹儿突然登门拜访,说:“父亲教请伯伯来说话。”
蓝荣在蓝玉府上过夜,觥筹交错之间,蓝玉说:“胡惟庸党案被废的公、侯越来越多,之前靖宁侯叶昇下狱,必是他供状中有我的名字。我这阵子见上位好生疑忌,我上奏好几件事他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干一场。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都商议好了,你可教蓝田(蓝玉、蓝荣的侄子)知道,让他也收拾些人接应。”当晚,蓝荣就答应了下来,跟着蓝玉谋反。
蓝玉的长子蓝闹儿招供道:“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父亲请许都督、孙指挥、徐都督、周都指挥等来家饮酒议事;又于二月初二日,对府军前卫孙指挥、刘指挥、孙百户说: ‘借马鞍七十副、马四十三匹,我要做些事。’”
据蓝闹儿回忆,蓝玉对部下倾诉自己对明太祖的怨恨:“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让我回来,以为是封我做太师,却让我做太傅,太师倒是给别人做了!”
原来,蓝玉回京后,明太祖论功行赏,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蓝玉一向居功自傲,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在冯、傅二人之下,一直觊觎着太师之位,没想到却被封了低一级的太傅,难免心生不满。
经过一番密谋,与蓝玉勾结的武官一一应允,回复说: “大人要借马用,我到二月初七日送马来。”
02
《逆臣录》的另一个重大疑点是,蓝玉阵营的构成十分奇葩。
蓝玉案留有口供的同谋者上至公侯,下至草民,均被列为案犯,而且,从回京的路上开始,蓝玉不断地拉帮结派,相约“做一场”,可谓无所顾忌、漏洞百出。
根据武昌中护卫指挥陈干、九江卫指挥佥事陆旺、安庆卫指挥佥事蔡海等招供,蓝玉从四川返京途中,与武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卫所长官一一取得联系,命他们调集兵马,以备响应谋反行动。
蔡海供称,蓝玉途径安庆时,他与其他曾经在蓝玉麾下效命的军官用船装载羊、酒等物,前去港口迎接,设宴款待。酒席上,蓝玉屏退左右仆从,与蔡海等人密谋,让他们找一些信得过的旧部一同谋反。蔡海等人当场表态:“大人既有这个主张,小人们会尽力相助。”酒后,蓝玉继续沿江东下,并赏赐绿绫子一匹、毡衫一领给蔡海。
《逆臣录》记载,回到京师后,蓝玉更是肆无忌惮,与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等在京的勋臣密谋,加紧联系他的老部下以及驻扎在京师周围的军队。
假如蓝玉只是与这些高官勋贵取得联络,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在《逆臣录》中,不仅有公、侯、伯、都督、指挥、千户等出入蓝府,还有农夫、匠人、兵士听说蓝玉要谋反,带着牛羊酒肉登门拜访,甚至甘愿为蓝玉运送武器。
比如,凤阳右卫的一个百户听到蓝玉要谋反,派人去蓝府打听消息,顺便请求入伙;一个姓冯的小旗(明朝的下级军官),家中有个儿子听说凉国公府内在商议谋逆,便前去拜见,参与其中;句容县有几个村民到邻近的村子喝酒,听说京城里有大事要发生,也要去凑热闹,稀里糊涂地成了蓝党;景川侯曹震被列为蓝玉的同党,朝廷审理此案时,就连曹震家的小妾、厨子、官僮都有参与谋反的供状。
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回到京城后,一个月的时间内,至少有几千个来访者出入蓝府,其中得到蓝玉亲自接待的有上千人。蓝玉差不多每天要见几十个宾客,光是做造反的动员工作都得累趴下。
更何况,这么大的阵仗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都知道蓝玉要谋反。
03
这就不得不提《逆臣录》的第三个疑点,蓝玉谋反没有确切的行动时间。
如前文所述,《逆臣录》认为蓝玉结交同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其党羽更是盘根错节,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出身平平,但都想跟着凉国公大干一场。
蓝玉要“干一场”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天?《逆臣录》中蓝党的口供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大部分同党供称,造反的时间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到南郊举行亲耕籍田仪式这一天;曹震的儿子曹炳却交代说,蓝玉被捕前一晚,他爹曹震还说,要在“今年四五月间”预备动手。
二月十五日,是《逆臣录》中蓝党供得最多的日期,但这个日期明显不靠谱。
按照惯例,每年仲春,皇帝要出宫前往京城南郊祭祀先农,并亲自耕田,祝福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这个耕田礼仪对天气有严格要求,一定要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所以往往由钦天监提前做一个“天气预报”,充满不确定性。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朱元璋本人。
有学者统计,在洪武年间如期举行的亲耕籍田礼中,朱元璋亲自到南郊祭祀、躬耕的次数只有12次,其余都是派遣官员代行其事。虽然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但当上皇帝后也没痴迷种田。
此外,蓝玉被告发谋反的洪武二十六年春,朱元璋仍沉浸在太子朱标早逝的悲伤中,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不一定能出城躬耕。若是蓝玉孤注一掷,将唯一的机会选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日子,那他这场谋反真的如同儿戏。
讽刺的是,这一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确实去南郊举行了典礼,他仿佛在宣示,自己根本不害怕反贼的行刺,不过,那时蓝玉早已伏诛。还有很多蓝党关在牢中,他们究竟是被迫编造了这个日期,还是“二月十五日将伺帝出籍田举事”确有其事,真相已然扑朔迷离。
04
入狱第三天,蓝玉被凌迟处死,灭三族。尽管此案蔓延数年,株连甚广,杀了一二万人,但蓝玉本人宛如微弱的烛火,瞬间淹没在历史的风雨之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载入史册的供词。
蓝玉在朝堂上的陡然消失,与他狂傲的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谁也不知道,蓝玉去见朱元璋最后一面时,是否会想起自己作为小兄弟,跟着起义军出生入死的峥嵘岁月。
蓝玉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也就是小舅子。常遇春在朱元璋麾下屡立战功,“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号称能以十万兵马横行天下,在明朝灭元、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惜的是,这位战将在40岁时便英年早逝,朱元璋为之恸哭不已,叹息“使我如失手足”,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配享太庙。
蓝玉在姐夫常遇春帐下时便已崭露头角,常遇春去世后,久经沙场的蓝玉也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与徐达、傅友德、冯胜、沐英等名将征战四方。
常遇春是在灭元不久后去世的,当时,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北遁,蒙古人的北元政权盘踞草原,对新兴的明朝虎视眈眈,朱元璋多次发兵北征,给了蓝玉建功立业的机会。
经过数次征战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被拜为征虏大将军,率军15万北上,“以清沙漠”。
蓝玉的军队星夜兼程,到达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岸边,仍不见蒙古兵。此时,军中已经产生动摇,以为这次北征将徒劳无功,副将定远侯王弼却说:“我们率军十几万深入漠北,如果毫无收获地班师,该怎么向陛下复命呢?”
于是,蓝玉派人侦察,终于在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里处,发现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的王庭。
蓝玉以王弼为先锋,发动突袭,直逼脱古思帖木儿驻帐的哈剌哈河畔。忽然间,天助明军,刮起沙尘暴,北元王庭毫无防备,又看不清明军的数量,一时抱头鼠窜。脱古思帖木儿上马逃走,蓝玉率精骑追奔数十里,北元太尉蛮子等被杀,北元妃子及公主以下百余人被俘。北元的王帐与无数武器、财物焚烧于熊熊烈火之中,蓝玉所部收降北元部属上万人,获马、驼、牛、羊15万余匹。
远在应天的朱元璋得知捷报后大喜过望,将蓝玉比作卫青、李靖,赐诏奖励慰劳。至此,蓝玉的军事生涯到达顶点。
05
朱元璋丝毫不吝啬对蓝玉的褒奖,但这不代表他能无条件地包容蓝玉的缺点。
在兵戈扰攘的时代,将领只要能打仗,就是个好部下,但在王朝定鼎的当下,混官场不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蓝玉不会做人。
此前与北元的交涉中,蓝玉搞砸过一次谈判。
洪武二十年(1387年),即蓝玉横扫北元王庭的前一年,蓝玉随冯胜出征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倒是个明事理的主儿,见打不过明军,亲率数百骑到蓝玉军营中约降。
蓝玉设宴款待纳哈出,席间脱下身上的汉人服装,嚣张地要求纳哈出换上,说;“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将酒洒在地上,随后用蒙古语叫上一同前来的部下,准备离场。
在座的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见纳哈出不给他舅舅蓝玉面子,当场拔刀,砍伤了纳哈出的臂膀,双方顿时乱成一团。
主将冯胜发现骚乱后,及时出面平息,之后派人招抚纳哈出的部众,下令班师。回朝后,朱元璋认为此次出征虽然取得胜利,但违反“因俗而治” 的民族政策,冯胜受到牵连,被追究责任,收夺大将军印,引发事端的蓝玉反而逃脱了制裁。
蓝玉没有就此收敛,多次变本加厉地在朱元璋的雷区蹦迪。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从捕鱼儿海班师,带着部下途径长城喜峰口时,已经是夜晚。喜峰口的关吏对城下的蓝玉军说,按规定,“夜不即纳”,只能明早再入关。蓝玉大怒,竟然纵兵毁关而入,将防御北边的长城关隘破坏。
北征时,蓝玉私吞了不少从北元虏获的驼马珍宝,还将北元的一个妃子擒到帐中,强奸了她。后来,明人李贽在著作中称,蓝玉犯的是死罪(“罪当死”)。蓝玉回到京师后,朱元璋得知此事,当面责问他,但还是赦免了他的罪。
朱元璋嘴上放过蓝玉,但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他原本打算以此次战功,封蓝玉为梁国公,但等到蓝玉班师,却改封为凉国公。这两个封爵大有讲究,凉国公听起来就比梁国公要更偏远,分量轻了不少。
此后,居功自傲的蓝玉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悔改的意思,就在死前不久,他还在抱怨自己得不到太师之位,埋怨朱元璋不听他的陈奏(“奏事多不听,益怏怏”)。
凉国公蓝玉真的要“凉凉”了。但是,蓝玉骄横跋扈的性格和真假难辨的谋反案,会促使朱元璋大开杀戒吗?蓝玉案,也许另有隐情。
06
蓝玉案发之时,大明王朝刚经历了一轮政治动荡。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38岁的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作为朱元璋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盛德闻中夏,黎民望彼苍”,其早逝对朱元璋的打击极大。朱元璋当时已65岁,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患上“热症”,“几将去世”,靠太医精心治疗才脱离危险。
朱标去世五个月后,朱元璋经过反复考虑,将他对朱标的期待寄托到朱标之子朱允炆身上,下诏立16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在这场白发人送黑发的悲剧后,大明有了新的储君,蓝玉的政治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
朱标在世时,蓝玉与太子关系密切。
前文说到,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之女,即蓝玉的外甥女嫁给朱标为太子妃,并生下二子二女,太子与常氏、蓝氏家族之间结成了坚实的纽带。
蓝玉作为太子妃常氏的舅舅,深得朱标的信赖。《明通鉴》记载,蓝玉当年征纳哈出还朝,对太子朱标说:“我看燕王朱棣有不臣之心,又听望气者说,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应该多多防范。”
朱标对四弟朱棣倒是十分信任,说:“燕王对我甚是恭谨。”
蓝玉接着说:“殿下待臣甚厚,臣才敢开诚布公。”
之后,朱标与四弟朱棣难免产生隔阂,远在北平的朱棣听说此事后对蓝玉恨得牙痒痒。朱标薨逝后,朱棣受召入朝,朱元璋问他:“民间近来说朕怎么样啊?”朱棣却回答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朱棣嘴上不提一个名字,但字字针对蓝玉,当初蓝玉暗地里向朱标打小报告,朱棣如今也乘机添油加醋,引起朱元璋对功臣的猜忌。
从这一记载来看,燕王朱棣,即日后的明成祖,对蓝玉案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则史料也可以说明,朱标与蓝玉的关系非同寻常,甚至有些大事也会私下商量。
07
太子朱标在朝中深得人心,完全有能力驾驭骄纵的蓝玉,故此,朱标在世时,朱元璋虽对蓝玉的很多不法行为“闻之不乐”,却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标一死,蓝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此时还有一个对蓝玉极为不利的因素: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与另一个妃子吕氏所生,并非蓝玉外甥女常氏的儿子。
当初,常氏嫁给朱标后,先是生下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朱元璋十分疼爱这个皇家嫡长孙,但是,朱雄英不幸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夭折,追封虞王,谥号为“怀”。
常氏在生第二个儿子朱允熥时,由于产后疾病或身体亏虚去世,年仅24岁。从年龄来看,常妃的幼子朱允熥在储君竞争中并不比异母兄朱允炆有优势,而且由于常氏早逝,其母族的力量也大为削弱。后来,朱允熥活到了永乐年间,死前一直被明成祖软禁,成了数十年权力斗争的看客。
随着太子朱标去世,蓝玉失去了与储君的血脉联系,显然不被朱元璋归类于辅佐皇太孙的人选,而蓝玉还有另一个身份,即蜀王朱椿的岳父。当年,蓝玉参与平定云南有功,朱元璋册封其女为蜀王妃。
开国之初,朱元璋为了拉拢人心,与多名功臣结为姻亲,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但此一时,彼一时,随着皇权日益稳固,政治联姻的意义已经大不如前。太子溘然长逝后,储君尚年少,诸藩王年长,这些结为皇亲国戚的功臣,难免引来皇帝的猜忌。
朱允炆被立为储君后,不像其父朱标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也不像父亲那样深受爱戴,原本可以成为太子得力干将的蓝玉,也变成了隐藏的忧患。
在朱元璋看来,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成了新君的威胁,难保他们之中会涌现出威胁皇位的权臣。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借一场尚未发生的谋反,处死了蓝玉及其同党,株连过万。
蓝玉伏诛后,朱元璋又先后赐死了傅友德、冯胜。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的境遇与蓝玉相似,他们都与藩王联姻,女儿分别嫁给了周王朱橚和晋王世子。史书记载二人受猜忌的原因,说傅友德贪得无厌,擅自请求封赏,惹怒朱元璋;冯胜是因为私自与女婿周王朱橚秘密会面,惹人猜疑。
由此可见,蓝玉、冯胜、傅友德都与明初的政治联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桩婚姻曾让他们享尽荣华,也让他们备受猜忌。
蓝玉案发后,雄猜好杀的朱元璋不断对臣子举起屠刀。
据说,洪武末年,大臣在上朝前都要和家人诀别,生怕一去不复返。大臣们甚至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朱元璋腰间的玉带垂在肚皮下,他就不会杀人,若是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心情很差,可能又有一场腥风血雨。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朱元璋突然召2500名已退休的武官进京,赏赐给他们一大笔银子,表示优待,并嘱咐他们回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这些老人被召见时可能还战战兢兢,以为刀子要架在自己脖子上了,没想到是老板大发慈悲,给自己提升退休待遇。
至此,蓝玉案引发的屠杀渐渐归于平息,被朱元璋视为眼中钉的元老皆已拔除。
史载,明朝开国功臣中,“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耿炳文有个儿子娶了朱标的长女江都郡主,坚定地站在储君一边,而郭英向来以忠诚谨慎著称,其妹妹又是朱元璋的宁妃,这两人都被朱元璋看作自己人。
然而,正是因为朱元璋大肆屠杀元功宿将,到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朱允炆身边军事人才匮乏,鲜有骁勇善战的名将可供调遣,就连朱元璋内定的“保嫡”大将耿炳文也难以施展才干,很快被纸上谈兵的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取代。
最终,建文帝和他的众臣一败涂地,皇位被朱棣所夺。
朱元璋晚年利用蓝玉案安排好的政治布局,至此功亏一篑,他疼爱的孙子朱允炆落得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参考文献:
[明]明太祖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实录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16
[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2013
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
陈梧桐:《蓝玉党案再考》,《明清论丛》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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