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代妖僧盗毁的帝陵

绍兴元年（1131）春，宋高宗刚刚逃至绍兴，大后方就传出了孟太后病重的消息。

孟太后是宋哲宗废黜的皇后，也是汴京城破时极少数幸存的皇室长辈之一，后随宋高宗南渡，在乱世中凭一己之力稳定了大宋正统。但在重病中煎熬了三个月后，绍兴元年四月，一生“三立两废”的孟太后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宋高宗不得不面临孟太后的后事问题。

在宋高宗以前，除了被俘的徽、钦二宗外，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内，北宋的皇帝均葬于巩义皇陵区。所以，孟太后临终前明确表示，等宋高宗收复中原后，将她葬入巩义皇陵。

然而，宋高宗并没有收复中原的信心与决心。考虑到宋室的尊严，曾巩的侄子、修奉官曾纡援引先秦时代古人暂厝之例，建议朝廷为孟太后立“攒宫”。

所谓“攒宫”，就是暂时存放遗体的建筑物。古有天子七月而葬，两宋也遵循这一法则，在葬仪举行前将逝者遗体暂时停灵，待山陵建好后，再奉安于陵寝。

曾纡的提议解决了宋高宗的难题，也打开了南宋陵寝葬仪的新思路。

相陵使很快就在绍兴府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麓，找到一块地势地貌与巩义皇陵大致类似的开阔空地。随后，那里被宋高宗赐名“宝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区。

而孟太后攒宫的营建，也标志着“宋六陵”攒宫营建正式拉开帷幕。

01

宋六陵，乃后人对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六座南宋帝陵的简称。

此前，北宋的巩义皇陵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东据青龙山，南抵金牛山和白云山，北傍蜿蜒东流的伊洛河水。陵园坐落在比较平缓的黄土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态势。从鹊台、乳台至上官陵台逐渐斜降，置中心建筑——陵台于全陵的低凹处。巩义诸陵中，除宋真宗永定陵位于岗地顶部偏西外，其余陵园从南到北都有数米至十余米的落差，形制与“积土为冢”的唐陵相差无几。但是，由陵园南端北眺，北宋皇陵气势明显减弱。

之所以会出现气势不足的观感，是因为巩义皇陵的布局，采取了择吉“五音姓利”法。

所谓“五音姓利”，就是在风水学上把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分别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对应，这样即可在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最佳埋葬方位与时日，“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天、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

按照宋仁宗朝风水大师王洙编撰的《地理新书》所言，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赵家皇帝的陵墓选址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也可居之”。北宋皇陵陵园呈现东南仰高、西北低垂，东南依山、西北傍水的地貌特征，正与角姓木行所利的地理形势相符。

宋室南迁后，皇陵也需要修建于东高西下、南高北低之地。而上皇山的主脉会稽山，位于绍兴县南部，是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契合北宋皇陵传统的“南高北低”之意。另外，相传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葬地就在会稽山。因而，会稽山从秦代起就与太室山、恒山、泰山等并列，到了唐代，更是成为官方认可的“南镇”。

上皇山古称莲雾山，是会稽山主峰东白山没入平原前的低丘，海拔不足200米。在莲雾山南麓，东、西、南三处还分布着较低矮的青龙山、五虎岭和紫云山，使莲雾山一带的地丘平台成了一个既围合而又开敞的小盆地，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帝陵风水宝地。

可见，在丘陵遍布的山岭之间，唯有会稽山才能藏得住这支宋室余脉的王气。让南渡的宋皇宗室暂厝于此，不失为妥善的安排。

02

可是，孟太后的丧仪刚告一段落，南宋内部就炸开了锅。

回忆起在海上流窜的岁月，宋高宗只想早日在水网密布的绍兴建都，以躲避金人南下的铁蹄。然而，南宋初年的绍兴，城市狭小，位置偏僻，临倚的浙东运河漕运运力十分有限。宋高宗君臣驻跸绍兴以来，物资就持续供应不足，导致物价飞涨。要知道，在金人大规模南下前，“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宋高宗驻跸绍兴期间，单是给官员发工资就得“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而当时朝廷年收“正赋”不过二百万缗。

按照这样的消耗速度，宋高宗驻跸绍兴不满十月，必天下大乱。因此，宰相吕颐浩、中书舍人洪拟等一众大臣，站在振兴民生经济的角度，皆极力反对宋高宗永驻绍兴。

无奈之下，宋高宗只能继续向西撤退，移驻临安，在杭州撑起宋朝的半壁江山。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绍兴。正如宋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所言：“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绍兴），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孟太后）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

对于大部分怀有光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宋人来说，绍兴东南那座“攒宫”就是他们回家的希望。

驻跸临安之后，宋高宗立即将绍兴定为浙东路治所，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临安。同时，宋高宗还比照临安的行政机构，向绍兴迁移了大量的宗室成员、官兵、百姓等，旨在盘活当地经济，为营造南宋皇陵提供保障。

绍兴八年（1138）冬，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金熙宗诏书南来。为了给宋朝“下马威”，金熙宗在书信中故意不言宋朝，而称江南，并让张通古等在到达临安后主持宋高宗奉表受降仪式，以达成两邦和好的目的。

消息传出，南宋方面群情激奋，但宋高宗、秦桧等主和派却不为所动。最终，秦桧接受了金人的条件，不过宋高宗不愿意跪拜称臣。经过多次协商，金人才同意让秦桧代替宋高宗行礼。

宋高宗的“折屈”，换来了一纸绍兴和议。根据和议的约定，南宋需要向金朝每年输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还需要向金称臣，并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割让与金。而金人则同意返还宋徽宗、郑皇后及宋高宗妻子邢皇后的梓宫，并允许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坐牛车回国。

于是，绍兴十二年（1142），宋徽宗的梓宫自北方南下，回归临安。

由于宋徽宗此前并无陵寝，南返的三车灵柩便被停奉于孟太后陵墓的西北侧。考虑到古之帝王皆有陵号，而南宋臣民又从未放弃过收复失地之念，所以宋高宗决定让宋徽宗的陵寝继续以“攒宫”之名存世，只在攒宫之前加以陵号，即永祐陵攒宫。

03

诚如宋代学者吕中所言，宋高宗投降金国的恶果，一是让北方的旧宋人丧失对南宋的归附感，二是使南宋官僚、士大夫丧失复国的斗志，甘于平和。自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那颗摇摆之心就彻底安定了下来。南宋王朝实质上定都临安，开启了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偏安岁月。

尽管宋高宗贪生怕死、畏金如虎，但从他守护南宋半壁江山的角度考量，他的政绩也还算“绍祚中兴”。在他的统治下，江南地区除在南宋初年曾遭兵燹外，大多数时间里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然而，南宋的安定富足却解决不了宋高宗的生育缺陷。因此前逃避金人追赶时受到惊吓，宋高宗难有子嗣，加之宋太宗一脉传下的后裔大多做了金人的俘虏，膝下悲凉的他只好从宋太祖一系后裔中寻找合适的继承人选。经过一番考察和历练后，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玮成了宋高宗的太子，改名赵昚，即日后的宋孝宗。

皇子一立，正值盛年的宋高宗便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

关于自己退位的想法，宋高宗在诏书中称：

“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赵）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

在宋高宗看来，他在位的三十六年“属时多故”，感觉到特别乏累，只想“退养寿康”，恰逢这些日子以来，宋、金边事稍稍停歇，正是退位让贤的好时机。至于坊间对他畏金如虎、杀害忠良的指责谩骂，退位前夕，宋高宗又召见了多位大臣，当面罪己：“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这一态度，似乎在向外界忏悔他的过往。

然而，退位后，他却丝毫不见退位前夕的愧疚。

宋高宗退闲后，居于秦桧的原宅。为彰显孝心，宋孝宗登极后，立即将此地改名德寿宫，并规定“德寿宫月进钱四万贯”，使宋高宗的退居生活衣食无忧。要知道，在高薪养廉的两宋，即便是太师、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高官，月俸最高者也不过四百贯。对比宋高宗的四万贯，差距大着呢。

可即便如此，宋高宗还是时常感觉手头拮据，带头违禁创收。退位之初，他就纵容宦官梁康民等开设酒库，私自卖酒，这在宋代属于“犯榷酒之禁”，按律当受黔面、脊杖，发配五百里监禁。因此，宋高宗犯禁之事一出，敢于当面批驳皇帝的右正言袁孚就直言不讳，要宋高宗对此事作出合理解释。宋高宗“闻之震怒”，施压宋孝宗，最终这件事只能以德寿宫酝御酒以飨太上皇，草草收场。

这种极致奢靡的太上皇生活，宋高宗过了整整二十五年。德寿宫的营建也的确在近千年的岁月后，令考古工作者啧啧称奇。但德寿宫的极乐世界，必然通往无尽的地下炼狱。

04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在德寿宫养尊处优的宋高宗终于驾崩，享年81岁。

宋高宗死了，他葬礼好办，但在下葬前，选陵官们又吵翻了天。原因是，修奉陵司在营建宋高宗的攒宫时发现“二浙土薄地卑，易为见水，若不措置，深恐未便”。皇陵渗水，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大忌。可“五音姓利”毕竟是宋初定下的皇陵风水法则，到底要照搬中原传统，还是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成了南宋君臣们最头疼的问题。

修奉陵司最终拿出了一套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谨别彩画石藏图子一本，兼照得厢壁离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虽工力倍增，恐可御湿。”意思是说，陵墓采用土坑竖穴而下置石罩棺（石藏），石藏外五尺复筑一道石壁，两层石壁中间以胶土填筑夯实，用以防潮。

尽管南宋的攒宫只是帝后们棺椁的临时归宿，但皇帝们显然也不想看到这座“地下行在”过于寒酸。于是，遵照唐宋以来陵寝的建造形制，南宋皇帝的攒宫也设置了专用于祭祀的“下宫”建筑。同时，在宋高宗永思陵的皇堂上方，有司还按照宋朝宫殿的样式盖了一座面阔三间的献殿，献殿后面又盖了一座同样面阔三间的建筑，名曰“龟头”。宋高宗的墓室就开掘建造在这座龟头的地下。

由于南宋的皇陵攒宫并非正规的皇陵大墓，故未设置狭长的墓道，这无疑又给宋高宗的下葬流程增加难度。

自北宋起，宋太祖赵匡胤就深感前朝的丧葬典仪繁琐，简化了丧葬流程。南宋的修奉陵司得以为后世皇帝下葬制定了一套新的规程，以应对皇陵攒宫没有墓道的问题：下葬时须“先下椁底板，俟进梓宫于椁底板上，定正讫，然后安下椁身，次将天盘曩网于椁上安设”，然后以石条封砌。待梓宫下葬后，“巧用青石为压栏，次铺承重柏木杭二十余条，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后以方砖砌地，其实土不及尺耳。”也就说，南宋的工匠们挖好了皇堂（墓室）后，就将先帝棺椁置于固定位置，之后再于皇堂上方修建龟头，并用青石板及数寸香土将其与地面隔开，以待日后真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再行迁葬巩义皇陵。可见，南宋帝陵上宫规制是真的简陋。

由于宋高宗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陵墓规格自然成为了后来南宋皇帝攒宫的典范。

05

宋高宗的攒宫完全照搬了“五音姓利”的模式，这在主张本土化的大臣们看来，是亡国的预兆。为此，宋高宗驾崩后，南宋大臣时不时就将陵寝葬地问题拿到朝堂上讨论、辩驳，这让宋孝宗不胜心烦。

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孝子，宋孝宗不敢轻易给祖训、祖规“动手术”。宋高宗驾崩后，对政务倦怠的宋孝宗，也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宋高宗的丧事还没办完，宋孝宗便私下向端明殿学士洪迈透露自己想要传位给太子赵惇的想法，让洪迈早做准备，随时声援他。

宋高宗驾崩仅一年四个月，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就在紫宸殿举行了内禅仪式，做了太上皇，住进重华宫（原德寿宫）。

然而，宋孝宗选的接班人却远不如自己孝顺。自他退居重华宫始，宋光宗赵惇就时不时惹他生气，赵惇的正宫皇后李凤娘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悍后之一。宋孝宗住进重华宫没享几年清福就病入膏肓，于绍熙五年（1194）病逝，享年68岁。

宋孝宗一死，帝陵选址问题再次降临南宋朝堂。

根据“五音姓利”法则，朝廷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边下方，为宋孝宗择定了吉地，建造攒宫，名永阜陵。但是，等皇家工程队进场施工时才发现，这块所谓的“吉地”，“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即便仿造永思陵给宋孝宗永阜陵加上两道“石藏子”，也解决不了皇陵漏水问题。鉴于此等特殊情况，奉命前往复核陵地选址的大臣孙逢吉建议，“别宽日月，别求吉地为上”，于是宋光宗急命台谏大臣、翰林待诏等商议，三日內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看到宋朝自靖康之变以来一直受人欺负，时任焕章阁待制的理学大师朱熹不免有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火气。在理学的世界里，他提倡古道热肠，主张全力抗金、重振朝纲。于是，借着这次为宋孝宗选陵择地的时机，朱熹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山陵议状》，力陈“国音”之弊，将宋室南渡后始终无法全面中兴的过错，归结于皇陵“五音姓利”选址法则上。

朱熹认为，古之葬法，“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择地安葬先人的亡魂，求的就是先人的庇佑。对于诸孝子贤孙而言，保全先帝形体神灵，谨重诚敬之心，祭祀不绝，再卜以一处“吉地”，然后用之，才是宋室安稳传承的天道。而今，南宋朝廷刻板遵守“五音姓利”，在选择墓地时，又未能广泛听取各地堪舆师的意见，也未“博访群山”，只是片面强调宋朝皇陵需要延续“坐南朝北”的传统，未来必会遭遇大的劫难。

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撑性的论据，朱熹在《山陵论状》中称：

盖自永安（赵匡胤父赵弘殷陵墓）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徽宗、钦宗）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孝宗）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宋高宗赵构陵墓），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光宗）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太子）、魏邸（赵恺）相继薨谢。若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从之未必为福，不从未必为祸矣。何为信之若是其笃，而守之若是其严哉？若曰其法果验，不可改易，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

朱熹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摒弃“五音姓利”，在江西或福建一带征调地理师，重新勘选墓地。

此论一出，在南宋朝议间掀起轩然大波。但，不少维护宋室的官员仍坚持，朱熹的风水观点十分离经叛道，若轻易背离祖宗之法，恐遭天谴。结果不了了之。

06

朱熹的先见之明被无情地丢弃一边，天谴却不会因此而放过宋室子孙。

南宋王朝自始至终都坚守“五音姓利”法则，及至为宋宁宗修永茂陵时，上皇山自孟太后陵以降，一路向西，已无可用的山陵土地。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只好让人将陵区内唯一用于给皇家祈福的古刹泰宁寺拆毁，将僧人赶走，为宋宁宗修陵。

而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决定，竟使宋陵遭遇了灭顶之灾。

宋理宗在位期间，北方金朝也日渐衰落，宋朝有了“联蒙抗金”一雪前耻的机会。但自金朝灭亡后，偏安的宋室又回到不思进取的境地，在纸醉金迷中迷失自我，直至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军队横扫宇内。元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伴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南宋王朝彻底失去了复国的希望。

在大一统的元王朝内，曾经的京畿绍兴成了江南行省的一部分。为了根绝宋朝遗民的抵抗情绪，时任江南释教总摄的番僧杨琏真迦，在元朝权臣桑哥的支持下，借“厌胜”之名，指使原泰宁寺僧人强行闯入宋陵禁区，一场由官方默许的盗陵浩劫就此展开。

据南宋遗老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杨琏真迦等人蜂拥进入宋陵后，守陵使罗铣曾竭力相抗，但被泰宁寺僧人持刀逼退。当着守陵官的面，这伙歹徒有恃无恐，先盗挖了宁宗、理宗以及宁宗杨皇后等陵，之后又相继盗毁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帝陵，并将宋理宗的头颅割下，制成酒器，供元朝权贵赏玩。

此事发生后，江南地区的百姓义愤填膺。绍兴义士唐珏等人散尽家财，组织人员扮作乞丐、农夫、采药人等在山坑草莽间苦苦搜寻帝后遗骨，将其归葬于绍兴城外的兰亭山，并引南宋宫廷的冬青树栽至山间，以为标记。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即元大都）索取理宗头骨，并结合浙江进献的《攒宫图》以及绍兴城外兰亭山上的冬青树标记，将诸帝遗骸归葬原穴，诸陵封土树碑，修茸享殿围墙，种上松树，使之尽量恢复原貌。

同时，为免南宋皇陵再遭破坏，明太祖直接将宝山一带划作禁区，严禁百姓上山砍伐。

尽管明太祖为恢复和保护“宋六陵”作出过一番较大的努力，但自明朝中叶起，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朝廷逐渐疏于对宋陵的看护、修葺与管理。随着时间流逝，宋陵终为一片茶园所湮没。

如今，巍巍皇陵，只余丛丛稀疏的古松。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但它们的矗立，仍顽强地象征着南宋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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