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与唐朝皇帝的故事,大多是事故。
有唐一代,天子“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自安史之乱起,先后有四个皇帝为了避乱而出奔,其中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逃到成都,唐德宗挨打时本来也想奔蜀,跑了一半没走成。
唐玄宗亲身体验了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从国都长安到西南都会成都的来回路途。为了躲避安史叛军,旅客李先生从长安逃到成都是一个半月,后来叛乱逐渐平息,李先生回长安见儿子,又走了一个月零十天。从关中到巴蜀,翻过山地、越过栈道,这两趟旅程都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蜀道真难!
大诗人李白虽曾感叹蜀道难,却不吝赞扬锦城美。唐玄宗还朝,举国欢庆,李白为此写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中“圣主西巡”等语听起来就别扭,不说还以为是反讽,可李白对养育自己的故乡蜀地都是真情实感,尤其是夸成都: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此处的“南京”指成都,唐玄宗入蜀后,曾将其升为南京。李白认为,这个西南大都会才是真正的一线城市,千家万户如在画中,青山白云灿若锦绣,就连当时繁盛的关中,也不及成都。
大唐成都,究竟有何魅力,让人流连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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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7个地方曾被称为“天府之国”,关中与四川是当之无愧的Top 2,堪称“天府”联盟的清华北大。但到了唐朝中后期,关中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凋敝,生态环境更是急速恶化,四川盆地就抢了老大哥的C位,渐渐独占“天府之国”的称号。
如今说起天府之国,你会想到四川,还是陕西呢?
作为四川的中心,成都建城至今已有2300多年,而且自秦汉起就是天下富庶之地。《汉书》说了,此地“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当年,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还没出山就跟快破产的老板刘备说,这块地盘一定要占了,您老祖宗汉高祖就是以此成帝业的。
到了隋末唐初,成都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十万七千余户。所谓“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当时中原地区都在打仗,伊、洛以东道路萧条、鸡犬不闻,成都人却幸运地当了吃瓜群众。即便是深受隋炀帝青睐、日后与成都并称的江都(扬州),此时也被成都远远甩在后头。隋末,扬州被杨广一折腾,再遭遇一番战乱,人口仅剩2万余户,排在20名开外。
到唐代,才有“扬一益二”的俗语,长安、洛阳、扬州与成都,成了大唐版“北上广深”。雄富冠天下的扬州终于逆袭了,但这也离不开成都的帮衬。唐时,这两个商业城市所在的长江上游与下游地区,通过长江水道航运不断进行物资交换,四川盛产的桑麻被运出三峡,扬州一带的盐则逆流而上供应蜀地。
杜甫在成都时就亲眼见过水路繁忙的景象。他看到蜀、吴两地的无数船只穿梭其中,与窗外风光相映成趣,写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四川走出去的诗人陈子昂曾自豪地描述自己家乡,说蜀地遍地都是宝,是国家的宝库,“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此言不虚。
成都是唐代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地。青城山、峨眉山护佑锦城,两江流过平原,都江堰坐落江上,蜀地的茶、蚕桑、蜀锦、造纸等行业各显神通,商品越秦岭入关中,沿水路下吴越,商旅不绝,为一时之盛。
满街珠翠,千万红妆,酒店林立,百卉飘香,在唐代,成都每月都要办商品展览会:“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蜀典》卷六引《成都古今记》)
当时,成都还有一个特产——荔枝。竺可桢先生考证唐代气候比现代温暖,其中一个依据,就是当时成都盛产荔枝。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成都曲》,写到成都城外漫山遍野栽种的荔枝树,可作为佐证:
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杨贵妃最爱吃的荔枝,一说产自川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论是从岭南,还是从四川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在唐代都是技术活,亲自走了两遍蜀道的李隆基应该可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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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大唐的一线商业都市,自然也少不了文化熏陶,而唐代成都最深刻的文化符号,不过一人、一草堂而已。
说到杜甫,不得不提成都草堂,而说到成都,也注定离不开杜甫。作家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乾元二年(759年),仕途失意的杜甫辞官漂泊,寄居于浣花溪畔一座古寺,得到旧交老友严武、高适等人资助,盖起了一间茅屋,前前后后在成都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作诗近250首。据统计,唐代入蜀诗人共留下诗作1000多首,杜甫一人就占了五分之一。
48岁的杜甫来到成都,爱上了这里闲适隐逸的生活。
尽管杜甫的生活仍然贫苦,也依旧忧国忧民,甚至当狂风卷走他屋顶的茅草时,他还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哭诉“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是,杜甫在成都,更多是对此地生态环境、恬静生活的吟咏。
在古寺过完年,杜甫便决定在成都定居,次年初与家人着手营建草堂。当时没有房价的烦恼,杜甫在古寺旁边选了一块宅基地,建材也都是朋友所送,还有一个姓徐的水果店老板送来了一些果木。
唐代,成都气候湿润,绿化优美,杜甫写《蜀相》,说起成都的武侯祠,开头就是:“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他建筑草堂所用的竹子,也是特地跟朋友要来的当地绵竹。他说,自己住的地方,一定要有数竿竹。
在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濛濛细雨中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春夜,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他有时会独自到江畔散步,看繁花似锦,邻居黄四娘家的花开满乡间小路,万千花朵压弯枝条: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经常盛赞当地的花草树木,唯独没有写到成都的海棠花。有人说,那是因为海棠飘零,容易让杜甫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无限惆怅;也有人说,是因为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时,看贵妃宿醉未醒,钗横鬓乱,曾笑说:“海棠春睡未足耶?”
杜甫仍然不忘愤青本色,想到海棠就来气。
杜甫写了许多成都美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成都人。
杜甫是人民的诗人,他寓居成都后也迎来了身份的转变。困守长安,痛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他是一心求仕的的文人;创作“三吏”、“三别”时,他是在官场中斡旋、关怀天下苍生的官员,这些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叙民间疾苦。但在成都时,杜甫已抛弃曾经苦心追求的一官半职,彻底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时不时就与当地乡亲“摆龙门阵”。
有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是杜甫在郊外散步,受邻家田父邀请,一起饮酒闲谈后所作。诗中所写的,正是当时典型的成都人生活。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种田的老翁拉着杜甫随兴聊天,摆出自家酿的春酒和新鲜的果栗,从卯时说到了酉时,从府尹严武说到了自己家人,诗人想要告辞,还被拉住手肘留下,一直喝到月上东梢,烂醉如泥。
在风光秀丽的美景与热情好客的乡亲陪伴下,身在成都的老杜,有时放下了心中的忧虑与激愤,只留下诗与远方的春天。饱经风霜的他,在此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日子。
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为锦城铭刻永远的文化记忆,而杜甫在世时,也被这座城市深深感染,对这片土地怀着深深眷恋,离开成都后还念念不忘:
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
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
一个真正的繁华都市,不应是以高速的生活节奏与望而生畏的生活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应是让人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唐代的成都,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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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受盆地文化影响,唐代成都人易于满足,安于闲适,醉心于崇尚享乐的生活方式,如宋人所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
诗人岑参晚年在四川为官,曾与镇守蜀地的节度使崔宁宴游,写有《早春陪崔中丞泛浣花溪宴》,记述唐代成都流行的“浣花遨游”活动:
旌节临溪口,塞郊陡觉暄。
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
云带歌声扬,风飘舞袖翻。
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
每年春天,成都人倾城而出,在浣花溪上泛舟遨游,这一习俗到唐末尤为流行,一说是由于崔宁妾室冀国夫人任氏带动,乡人竞相模仿。
相传,任氏还是少女时,曾救济一位疮疥满体、衣服垢弊的僧人。别人都不愿靠近这个满身疮患的邋遢僧人,只有她尽心照顾,还为僧人浣洗衣服。当地人传说,善良美丽的任氏泛舟浣衣时,潭上涌出莲花,崔宁听说后就将她纳为妾。后来,她又得到了朝廷封号,当地人还为她设立祠祀。
史学家考证,这一神异故事不过是后世附会而已。任夫人真正让成都人纪念,是因为她虽是女流之辈,却曾立下战功,既是个萌妹子,也是个女中豪杰。
《旧唐书》记载,有一次,崔宁入朝,留下家人留守成都,一个叫杨子琳的人趁机作乱,率领精骑数千突入成都。任氏临危不乱,出家财招募千名勇士,亲自指挥作战,最终保得成都一城安危。
任夫人浣衣出莲的故事是虚构的,成都人游乐宴饮的习俗却是实打实的。
中唐女诗人薛涛寓居成都时,常出入幕府,与地方大员、入蜀文士交游唱和。与她酬唱的诗人,有记载的就有元稹、白居易、裴度、张籍、刘禹锡等二十多位名家。四川官员还曾上书皇帝推荐她做女校书郎,后来虽然没有奏准,但薛涛也由此有了一个“薛校书”的称号。
成都造纸业发达,薛涛作诗时,发现蜀笺制作得不够精致,且无其他颜色可选,就突发少女心,亲自进行改进,用浣花溪水和芙蓉花汁制作了十色笺,即风靡后世的“薛涛笺”。她在红笺上为恋人(一说是元稹)所作的《牡丹》,写出了唐代成都的都市男女,那淡淡的离愁别绪: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有人可能会以为,这些吃喝玩乐、男欢女爱的生活只属于上层社会。那就错了,唐代的成都,民间亦是宴饮不绝。史书记载,到了唐末五代的战乱时代,成都依旧是“村落间巷之间,弦管歌声,合宴社会,昼夜相接。”
成都人的浪漫与闲适,自那时就流传了下来,它洋溢着快乐,就像乱世中的乌托邦,带给诗人深深的慰藉。人们来到这座城,不再感受到时代的束缚,即便是苦了一辈子的晚唐诗人李商隐,来到蜀中后也曾吟唱:“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史学家严耕望说,随着中原士人不断涌入巴蜀之地,唐末五代的成都,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也是当时中国文学艺术之最大中心。
当代作家余秋雨写成都时更是毫不吝惜笔墨,他认为,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
- 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你也许会爱上唐诗里的成都。
来到这里,无关成败,只谈风月,莫问前程,只为生活。既然已经改变不了时代、逆转不了命运,那就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杜甫诗中说的,“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这样的日子,巴适得很。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冯广宏、肖炬主编:《成都诗览》,华夏出版社,2008年
余秋雨:《文化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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