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即位的第一年,神龙现世。
七月二十九日,嘉兴的入海口有两条巨龙来袭,赤龙在前,青龙在后,浑身鳞甲冒火,瞬间倾覆房屋百余间,伤一人。两个月不到,又有火龙在夜晚逞凶。
这两次龙的目击事件仅仅只是宣告了一个开始。
康熙七年七月,咸宁大雨,有龙盘旋在县署前,等到雨停之后,龙不能乘水而起,搁浅在地,有市民用绳套住龙颈,在街市巡游。十年之后,咸宁的大墓山再次有龙现身,被人发现了龙头和龙角,过了几日,一只浑身亮闪闪的巨龙在白昼飞腾,穿越山岭,带起的水流又是损坏民房无数。
康熙六十年,金坛学宫前有一只龙盘旋,发出阵阵的腥臭味,人们在焚香祷告之后,它才腾空而去……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康熙一朝,龙就现身了24次。如果从顺治六年(1649)算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短短246年间,就有84次“龙见”。
作为一种没有被证实存在过的生物,龙的身影却出现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之中从来不曾缺席。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
对于清朝“龙见”的诸多现象,今人可以给出非常科学的解释,比如龙卷风、洪水、彩虹等等。但对于古人来说,那是一种真真切切存在的生物。它是引导人上天的乘具、帝王的象征、带来风调雨顺的神兽……
或许,重要的不是龙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龙是什么。
01
《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是古人对龙的定义。
近代以来,关于龙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中国的龙学家也提出了诸多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龙是几种动物的组合,很多蜿蜒条状的动物都被拿来当作龙的原型,比如鳄鱼、蜥蜴;另一类认为最初的龙来自于自然现象,奇形怪状的云朵,耀眼的闪电,抑或是彩虹。
最有影响力的是闻一多的蛇图腾说:远古时代,一支以蛇为图腾的华夏先民,不断战胜其它部族,合并了其它的图腾,而蛇也逐渐有了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等特征,这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龙。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上古时代,看看龙最早的样子。
古史里的神话传说并非信史,但其背后是华夏民族走向文明的隐秘路程。比如三皇五帝的传说,神农氏是开创农业之先民的缩影;伏羲教民结网捕鱼猎兽,反映了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氏族社会;五帝代表了部落军事联盟的时代。
而这些华夏始祖大多都与龙有关系。
《左传》云:“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伏羲一族不仅以龙命官,而且分支部落也以龙为名,传说中就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
《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部族的女性,受到神龙的感触,从而孕育出炎帝。
黄帝“生而能言,龙颜”,“黄帝将亡,则黄龙坠”。黄帝曾经调令应龙(即有翼的龙)一支与蚩尤作战,并杀了蚩尤。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传说中,龙主宰了神州大地。无论是中原的华夏集团,南边的苗蛮集团,还是东边的东夷集团,对龙图腾的崇拜是一致的。
在考古遗存中,更是遍布龙的影子。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玉龙,身躯呈蛇状,呈“C”形,而头部则类似于猪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了一件彩绘陶盘,其上有蟠龙,形如鳝鱼,身躯有鳞。这些形象是对真实动物形状的摹写和排列组合,其中包括鱼、蛇、猪、虎、鳄等等。
这些纹像虽具有“龙形”,但又各不相同,有些学者径直将其称之为“龙”,这一做法自然不合适。张光直先生就打趣道:“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
这些形状不一的纹像,都有其专属的文化系统。正如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分布着许许多多异质的文化,它们相互激荡、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部落的图腾交融在一起,使龙的样貌越来越复杂,其形体也越发规范化。
到了商周时期,中国社会进入鼎盛的青铜时代。那些象征着权力的青铜重器上,龙纹频频出现,有蛇形龙,有鳄形龙,虽然种类多样,但是已经开始背离真实动物的体态。李泽厚先生在论及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时说:“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
随着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分散走向统一,龙的形象也变得越发艺术化。
春秋时期,史官蔡墨对魏献子讲了一则故事:上古时代,有豢养龙的专业人员。夏朝国君孔甲有雌雄两条龙,却不会喂养,于是找到一个叫刘累的人来养龙。刘累并不能胜任,还把雌龙养死了,于是把死龙煮熟做给孔甲吃。故事里的龙分雌雄、能驯养、可食用的特点,极有可能指的是鳄鱼。
随后,魏献子问,为何今天见不到龙了。蔡墨自然解释不出来,于是云里雾里扯到了阴阳五行,说是“水官废弃”,所以“龙不生得”。
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出现的龙反应平平,甚至觉得可以吃龙肉,但是对于龙的形象已经非常模糊了。到了西汉,司马迁在讲述同一事件时说:“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龙知晓孔甲的失德,于是主动离开了他。
此时的龙,已然是一个具有灵性的生物了。
02
那么,作为一种有灵性的生物,龙的作用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最早,龙算是一个沟通天上、地下和人间的使者。
《山海经》里的龙,是神的交通工具:“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大戴礼记》里记载,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这里龙又是帝王的乘具。
这些都说明,龙是一种通灵祥瑞之物,为神王的专属座驾,有着深深的权力烙印。
战国时期,在巫觋文化盛行的楚国,诞生了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他那支的浪漫主义的笔下,勾勒了一幅幅神人乘龙遨游天际的画面,如“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大司命》),“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远游》),“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九歌•湘君》)。
作为通天的使者,龙不可能永远为神灵、圣王服务,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对龙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帛画中,常常出现墓主人乘龙或者由龙引导升天的场景。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幅帛画——人物驭龙图。男子高冠宽服,手持佩剑,驭龙而行。长长的龙身,化作一个舟船的形状,龙首昂扬,作飞升态。可见,贵族也获得了乘龙的驾照。
在那些阴暗森冷的墓中,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驱邪除魔。不过,这类的龙主要指的是青龙。《礼记》写道:“前朱雀而玄武,左青龙而白虎。”在战国时期,”四神“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并且是凶猛的象征。青龙大都位于墓室的内壁、墓道入口的两侧、墓门外两侧等位置上,头朝外,犹如一个威严的卫士。
到了汉代,四神成了镇守一方的神兽。《淮南子》载“东方木也,……其兽苍龙”,“南方火也,……其兽朱雀”,“中央土也,……其兽黄龙”,“西方金也,……其兽白虎”,“北方水也 ,……其兽玄武”。
作为祥瑞之兽的龙,逐渐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联系在一起,用来昭示吉凶。
汉文帝时期,有一位鲁人公孙臣给朝廷上书称,汉朝如今是土德旺盛之期,陛下要做的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当时,丞相张苍认为汉得水德。于是汉文帝下诏把此议交给张苍审鉴,张苍认为并非这样,把这件事扔在了一边。
巧合的事情发生了。三年之后,有“黄龙”显身于天水郡的成纪县。汉文帝听闻之后,下令任公孙臣为博士,让他草拟历法制度,将张苍甩在一旁。没过多久,张苍便称病退出朝堂。
黄龙现身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博弈,是汉文帝所代表的皇权与张苍所代表的相权之间的斗争。这说明,龙崇拜已经融入汉代崇尚祥瑞、迷信谶纬的社会氛围,成为汉代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异议。学者王充直接将龙的神性给抹去:“在渊水之中,则鱼鳖之类。”既然龙为鱼鳖之类,还有什么必要上天呢?王充还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
只不过,这种声音太过微弱,无法阻止龙走向神坛。
03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帝国时代到来。
龙本身所具有的意义逐渐被帝王独占,成为皇室专用的奴仆。然而,上至官僚、下至百姓从来没有放弃对龙纹的追逐,帝王想将龙垄断,却发现根本办不到。
秦始皇36年,一天晚上,使者路过华阴,忽然有人拿着一块玉璧把他拦了下来并且说:“帮我把这块玉璧送给滈池君(水神)”,后来又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使者非常奇怪,于是问那人原因,却发现人不见了,只留下了玉璧。使者将这件事告诉了秦始皇,并把玉璧也呈交上去。秦始皇沉默良久,说道“山鬼不过只能知道一年的事。”
退朝之后,秦始皇又自我辩解道:“祖龙者,人之先也。”言下之意祖龙并非指的是秦始皇。可是,当他将玉璧交给御府查看的时候,却发现这正是他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的玉璧。
嬴政自称“始皇”,而人们便以“祖龙”比之,说明时人便已经将帝王和龙联系在一起了。
到了汉代,帝王自觉地利用龙的地位以树立权威,每一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出身低微的刘邦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于是编造了一段传奇的经历。刘邦的母亲在湖边休息,梦里遇见了神仙,这时雷电大作,刘邦的父亲前去查看,只见蛟龙伏在刘母身上。不久之后,刘母就怀了刘邦。
后来,薄姬也是“梦苍龙居吾腹”,于是生下了代王,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自西汉以后,皇帝成了“真龙天子”,挟龙威以自重来统治百姓。一切衣着纹样,宫殿装饰,车舆仪仗都是以龙纹为主,以示尊贵。然而,帝王绝没有崇拜龙的意思,而是把其作为役使的工具。
龙,作为一个悲催的打工人,在皇宫之中身兼多职。它出现在龙柱、龙床、龙椅等物件之上,威严地向外瞪去,但其龙头要温顺地接受帝王的抚摸。为了显示皇家气派,它出现在皇帝车队的仪仗中,警示众人回避。不仅如此,它还得干一些扛鼎、抬柱、守门、镇梁的杂活,装饰一下床单、锦被、茶壶、果盘、文房用具等生活用具。
即便如此,帝王丝毫不肯放松对龙纹的管制。
唐宋时期,除了帝王用龙以外,公侯可以穿龙服。为了与臣子有所区别,皇帝就只能在衮服上增添各种金丝银线。然而,皇帝的衮服看起来威风,实则太过累赘,穿戴非常麻烦,可是一旦减少那些华丽的纹饰,就和公侯穿的一样了,最后只能继续增添纹饰。
元代的忽必烈想出了一个办法,干脆禁止百官及民间使用龙纹。不过,民间自有办法对付,上面规定龙为五爪双角,那民间就少一只爪,或者少一个角。大德元年(1297),不花帖木儿奏称:“街市卖的缎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暗都刺右丞却不以为然地说:“胸背龙儿的缎子织呵,不碍事,教织着。”
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皇帝越禁止,龙纹就越稀有,人们对龙纹的占有欲就越高,就越是要逾制将龙袍加身,龙纹也就越来越泛滥。
明永乐之后,宦官得到皇帝重用,于是得赐蟒服。蟒纹,指的是少一爪的龙纹,其形象几乎与龙没有区别。嘉靖元年(1521),明世宗在登极诏中说:“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这说明,宠臣向皇帝讨要蟒服已成为一种时尚。
皇帝的亲近穿上了蟒服,文武百官就会想穿,文武百官穿上了蟒服,富商地主就会想穿,富商地主穿上了蟒服,民间也会开始流行。皇帝的禁令犹如一纸废文。
清朝则更为宽松了。皇帝的龙袍最为奢华,其下如皇子、亲王以及一至七品官皆有蟒袍,服制的规格越来越低。这样一来,上上下下都能过一把龙瘾。
04
在古代,龙只要一出现,便与神圣、权力联系在一起。但是,庞大的龙家族之中有一个异类:龙王。
一直以来,龙都是与水密切相关的。《易·系辞》有“云从龙”,“召云者龙”的说法,龙的飞升与潜伏关乎雨水的丰歉。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意为:应龙杀了蚩尤和夸父,不能回到天界,所以下界多次发生旱灾。每当下界大旱时,人们便模仿应龙的样子祈雨,天上就会降雨。不过,这时的祈雨仪式更像是巫术,龙王也并未出现。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典中的龙王进入中土。他们大多慈悲向善,且拥有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佛说众许摩诃帝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天,世尊离开菩提树,前往母唧鳞那龙王宫,并在宫院一棵树下入禅。不巧正赶上这里七日七夜暴雨不止,母唧鳞那龙王为了保护佛身不受风雨浸湿、不受蚊蝇叮咬,“自身缠绕七匝卯首上覆,如伞盖相,经七昼夜不动不摇”。
于是乎,中国成云致雨的龙,和佛典中的龙王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兴的神祗。它呼风唤雨,随手一挥便可让百姓风调雨顺;它掌管一方水域,拥有无数财富,都藏在龙王宫中;它龙首人身,非常人性化。宋朝人赵彦卫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释迦牟尼)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
自佛教兴盛以来,凡是濒临江河湖海的地域往往会有供奉龙王的庙宇,各种民俗节日也都有舞龙的节目,就这个意义而言,龙王已然是民间文化的一个标志。
不过,中国的龙王全然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既不可怖,也不吉祥,在小说笔记之中常常扮演反派或是滑稽的角色。
比如《西游记》中的东海龙王,就十分懦弱无能。孙悟空前去龙宫索取兵器,龙王不好推辞,将珍贵的兵器如数奉上。孙悟空在龙宫舞枪弄棒,说这个“不趁手”,又说那个“轻!轻!轻”,龙王却只能一直陪笑,一口一个“上仙”,卑微到了极点。等到悟空取得如意金箍棒,“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
《封神演义》中的龙王更是窝囊至极。哪吒打死了东海龙王敖光的三太子之后,在南天门与其相遇,“敖光扭颈回头看时,认得是哪吒,不觉勃然大怒,况又被他打倒,用脚踏住,挣扎不得,乃大骂”,哪吒根本不把龙王放在眼里,“恨不得就要一圈打死他”,骂他是“老泥鳅”、“老蠢才”,还将他的朝服扯到一边,用手生抓下四五十片鳞甲,敖光疼痛难忍,只能大叫“饶命”。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中国不养无用的神。百姓给龙王修庙、年年祭拜,但是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很容易让人产生龙王无用的感觉。于是,人们很容易将龙王作为出气筒,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怨恨。而龙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昏庸无能的皇帝。他们虽贵为“真龙天子”,却还不是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把天下搞得一塌糊涂。
人们痛骂龙王,何尝不是在骂高高在上的皇帝。
05
明末清初,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欧洲人见到了龙——这个不存在于现实的生物。他们在既有的词汇中找到了“dragon”这个单词用来翻译,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身上有鳞,嘴里能喷火的生物,属于魔鬼一类。
不过,传教士们洞悉了中国人,尤其是皇帝,对于龙的态度,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说:“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龙是帝王的象征,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的共识。
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欧洲人心中生产香料、丝绸的富庶之地,他们客观地记录了龙的地位,并未将其丑化成恶魔。东方的审美席卷了欧洲的贵族阶层,龙成为时尚的标志被绣在衣服上,或者刻在瓷器上。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到来,清朝的腐败无能为世人所见证,中国的龙也“形象大跌”。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就在当年,英国幽默杂志《笨拙》刊发了《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一图,对清朝极尽嘲讽。图中,欧洲勇士身骑骏马,挥舞流星锤,正在征服恶龙。那条恶龙长着辫子、大腹便便,嘴上还有八字胡须,尽显丑态。
龙形象被丑化的背后,是中国人屈辱沉沦的历史。
1888 年,清朝将龙旗确定为国旗:“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清廷想要重新振作,乘龙而起,然而北洋海军的节节败退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龙旗也成为了战败的符号,龙的地位不断下降,人们对其只有哀怜,甚至痛恨。
这时候,另一只动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狮子。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撼。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常常用来说明中国之崛起,不过,拿破仑是否真的说过这话却是一桩悬案。
中国最早提出“睡狮”的人应是梁启超,他在《自由书·动物谈》中说:中国“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但是因为“睡”的太久,已经锈蚀,如果不快快觉醒,将“长睡不醒”。自此之后,狮子就成了中国的象征,激励人们奋起反抗。
革命家邹容就在《革命军》结尾写道:“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狮子要苏醒,就必须扯落龙旗,赶走“真龙天子”。
当然,龙并没有就此走下神坛。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紧逼,中国的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这其中就有闻一多。
1938年,南京陷落,武汉告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要迁移到昆明。一共有336名师生走陆路,他们名叫“湘黔滇旅行团”。
作为旅行团中一员,闻一多在长时间的跋涉中感触良多。他致力于找到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振奋萎靡的民族精神。路途之中,他与学生一同搜集民歌、神话传说、民俗的素材。他的同事记得,“在湘西的一个苗寨,我们发现路旁一座与汉族相似的土地庙中,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神秘像,闻先生见后,久久在石像面前徘徊,非常兴奋”。
闻一多相信,在神话与历史之中,一定有可以解决“这民族、这病症”的良方。
四年之后,闻一多的文章《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问世。他在文中说:“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
他希望看到,在龙的旗帜之下,中华民族能够唤醒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闻一多的苦心似乎白费了。历史在几十年后,才产生了回响,八十年代,一首《龙的传人》火遍全国,每个人都能哼唱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曲调。
中国龙,已经再度崛起了。
参考文献:
佚名:《山海经》,岳麓书社,2006年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杨静荣、刘志雄:《龙之源》,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
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潘鲁生:《中国龙纹图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3年
朱学良:《上古至秦汉时期龙崇拜之嬗变及其文化意蕴》,《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3期
罗二虎:《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周晓薇:《古代典籍中的龙王及其文化寓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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