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反常，必有“龙见”

康熙即位的第一年，神龙现世。

七月二十九日，嘉兴的入海口有两条巨龙来袭，赤龙在前，青龙在后，浑身鳞甲冒火，瞬间倾覆房屋百余间，伤一人。两个月不到，又有火龙在夜晚逞凶。

这两次龙的目击事件仅仅只是宣告了一个开始。

康熙七年七月，咸宁大雨，有龙盘旋在县署前，等到雨停之后，龙不能乘水而起，搁浅在地，有市民用绳套住龙颈，在街市巡游。十年之后，咸宁的大墓山再次有龙现身，被人发现了龙头和龙角，过了几日，一只浑身亮闪闪的巨龙在白昼飞腾，穿越山岭，带起的水流又是损坏民房无数。

康熙六十年，金坛学宫前有一只龙盘旋，发出阵阵的腥臭味，人们在焚香祷告之后，它才腾空而去……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康熙一朝，龙就现身了24次。如果从顺治六年（1649）算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短短246年间，就有84次“龙见”。

作为一种没有被证实存在过的生物，龙的身影却出现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之中从来不曾缺席。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

对于清朝“龙见”的诸多现象，今人可以给出非常科学的解释，比如龙卷风、洪水、彩虹等等。但对于古人来说，那是一种真真切切存在的生物。它是引导人上天的乘具、帝王的象征、带来风调雨顺的神兽……

或许，重要的不是龙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龙是什么。

01

《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是古人对龙的定义。

近代以来，关于龙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中国的龙学家也提出了诸多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龙是几种动物的组合，很多蜿蜒条状的动物都被拿来当作龙的原型，比如鳄鱼、蜥蜴；另一类认为最初的龙来自于自然现象，奇形怪状的云朵，耀眼的闪电，抑或是彩虹。

最有影响力的是闻一多的蛇图腾说：远古时代，一支以蛇为图腾的华夏先民，不断战胜其它部族，合并了其它的图腾，而蛇也逐渐有了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等特征，这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龙。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上古时代，看看龙最早的样子。

古史里的神话传说并非信史，但其背后是华夏民族走向文明的隐秘路程。比如三皇五帝的传说，神农氏是开创农业之先民的缩影；伏羲教民结网捕鱼猎兽，反映了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氏族社会；五帝代表了部落军事联盟的时代。

而这些华夏始祖大多都与龙有关系。

《左传》云：“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伏羲一族不仅以龙命官，而且分支部落也以龙为名，传说中就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

《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部族的女性，受到神龙的感触，从而孕育出炎帝。

黄帝“生而能言，龙颜”，“黄帝将亡，则黄龙坠”。黄帝曾经调令应龙（即有翼的龙）一支与蚩尤作战，并杀了蚩尤。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传说中，龙主宰了神州大地。无论是中原的华夏集团，南边的苗蛮集团，还是东边的东夷集团，对龙图腾的崇拜是一致的。

在考古遗存中，更是遍布龙的影子。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玉龙，身躯呈蛇状，呈“C”形，而头部则类似于猪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了一件彩绘陶盘，其上有蟠龙，形如鳝鱼，身躯有鳞。这些形象是对真实动物形状的摹写和排列组合，其中包括鱼、蛇、猪、虎、鳄等等。

这些纹像虽具有“龙形”，但又各不相同，有些学者径直将其称之为“龙”，这一做法自然不合适。张光直先生就打趣道：“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

这些形状不一的纹像，都有其专属的文化系统。正如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分布着许许多多异质的文化，它们相互激荡、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部落的图腾交融在一起，使龙的样貌越来越复杂，其形体也越发规范化。

到了商周时期，中国社会进入鼎盛的青铜时代。那些象征着权力的青铜重器上，龙纹频频出现，有蛇形龙，有鳄形龙，虽然种类多样，但是已经开始背离真实动物的体态。李泽厚先生在论及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时说：“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

随着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分散走向统一，龙的形象也变得越发艺术化。

春秋时期，史官蔡墨对魏献子讲了一则故事：上古时代，有豢养龙的专业人员。夏朝国君孔甲有雌雄两条龙，却不会喂养，于是找到一个叫刘累的人来养龙。刘累并不能胜任，还把雌龙养死了，于是把死龙煮熟做给孔甲吃。故事里的龙分雌雄、能驯养、可食用的特点，极有可能指的是鳄鱼。

随后，魏献子问，为何今天见不到龙了。蔡墨自然解释不出来，于是云里雾里扯到了阴阳五行，说是“水官废弃”，所以“龙不生得”。

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出现的龙反应平平，甚至觉得可以吃龙肉，但是对于龙的形象已经非常模糊了。到了西汉，司马迁在讲述同一事件时说：“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龙知晓孔甲的失德，于是主动离开了他。

此时的龙，已然是一个具有灵性的生物了。

02

那么，作为一种有灵性的生物，龙的作用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最早，龙算是一个沟通天上、地下和人间的使者。

《山海经》里的龙，是神的交通工具：“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大戴礼记》里记载，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这里龙又是帝王的乘具。

这些都说明，龙是一种通灵祥瑞之物，为神王的专属座驾，有着深深的权力烙印。

战国时期，在巫觋文化盛行的楚国，诞生了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他那支的浪漫主义的笔下，勾勒了一幅幅神人乘龙遨游天际的画面，如“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大司命》），“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远游》），“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九歌•湘君》）。

作为通天的使者，龙不可能永远为神灵、圣王服务，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对龙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帛画中，常常出现墓主人乘龙或者由龙引导升天的场景。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幅帛画——人物驭龙图。男子高冠宽服，手持佩剑，驭龙而行。长长的龙身，化作一个舟船的形状，龙首昂扬，作飞升态。可见，贵族也获得了乘龙的驾照。

在那些阴暗森冷的墓中，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驱邪除魔。不过，这类的龙主要指的是青龙。《礼记》写道：“前朱雀而玄武，左青龙而白虎。”在战国时期，”四神“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并且是凶猛的象征。青龙大都位于墓室的内壁、墓道入口的两侧、墓门外两侧等位置上，头朝外，犹如一个威严的卫士。

到了汉代，四神成了镇守一方的神兽。《淮南子》载“东方木也，……其兽苍龙”，“南方火也，……其兽朱雀”，“中央土也，……其兽黄龙”，“西方金也，……其兽白虎”，“北方水也 ，……其兽玄武”。

作为祥瑞之兽的龙，逐渐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联系在一起，用来昭示吉凶。

汉文帝时期，有一位鲁人公孙臣给朝廷上书称，汉朝如今是土德旺盛之期，陛下要做的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当时，丞相张苍认为汉得水德。于是汉文帝下诏把此议交给张苍审鉴，张苍认为并非这样，把这件事扔在了一边。

巧合的事情发生了。三年之后，有“黄龙”显身于天水郡的成纪县。汉文帝听闻之后，下令任公孙臣为博士，让他草拟历法制度，将张苍甩在一旁。没过多久，张苍便称病退出朝堂。

黄龙现身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博弈，是汉文帝所代表的皇权与张苍所代表的相权之间的斗争。这说明，龙崇拜已经融入汉代崇尚祥瑞、迷信谶纬的社会氛围，成为汉代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异议。学者王充直接将龙的神性给抹去：“在渊水之中，则鱼鳖之类。”既然龙为鱼鳖之类，还有什么必要上天呢？王充还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则龙贱矣。贵者不神，贱者反神乎？”

只不过，这种声音太过微弱，无法阻止龙走向神坛。

03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帝国时代到来。

龙本身所具有的意义逐渐被帝王独占，成为皇室专用的奴仆。然而，上至官僚、下至百姓从来没有放弃对龙纹的追逐，帝王想将龙垄断，却发现根本办不到。

秦始皇36年，一天晚上，使者路过华阴，忽然有人拿着一块玉璧把他拦了下来并且说：“帮我把这块玉璧送给滈池君（水神）”，后来又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使者非常奇怪，于是问那人原因，却发现人不见了，只留下了玉璧。使者将这件事告诉了秦始皇，并把玉璧也呈交上去。秦始皇沉默良久，说道“山鬼不过只能知道一年的事。”

退朝之后，秦始皇又自我辩解道：“祖龙者，人之先也。”言下之意祖龙并非指的是秦始皇。可是，当他将玉璧交给御府查看的时候，却发现这正是他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的玉璧。

嬴政自称“始皇”，而人们便以“祖龙”比之，说明时人便已经将帝王和龙联系在一起了。

到了汉代，帝王自觉地利用龙的地位以树立权威，每一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出身低微的刘邦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于是编造了一段传奇的经历。刘邦的母亲在湖边休息，梦里遇见了神仙，这时雷电大作，刘邦的父亲前去查看，只见蛟龙伏在刘母身上。不久之后，刘母就怀了刘邦。

后来，薄姬也是“梦苍龙居吾腹”，于是生下了代王，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自西汉以后，皇帝成了“真龙天子”，挟龙威以自重来统治百姓。一切衣着纹样，宫殿装饰，车舆仪仗都是以龙纹为主，以示尊贵。然而，帝王绝没有崇拜龙的意思，而是把其作为役使的工具。

龙，作为一个悲催的打工人，在皇宫之中身兼多职。它出现在龙柱、龙床、龙椅等物件之上，威严地向外瞪去，但其龙头要温顺地接受帝王的抚摸。为了显示皇家气派，它出现在皇帝车队的仪仗中，警示众人回避。不仅如此，它还得干一些扛鼎、抬柱、守门、镇梁的杂活，装饰一下床单、锦被、茶壶、果盘、文房用具等生活用具。

即便如此，帝王丝毫不肯放松对龙纹的管制。

唐宋时期，除了帝王用龙以外，公侯可以穿龙服。为了与臣子有所区别，皇帝就只能在衮服上增添各种金丝银线。然而，皇帝的衮服看起来威风，实则太过累赘，穿戴非常麻烦，可是一旦减少那些华丽的纹饰，就和公侯穿的一样了，最后只能继续增添纹饰。

元代的忽必烈想出了一个办法，干脆禁止百官及民间使用龙纹。不过，民间自有办法对付，上面规定龙为五爪双角，那民间就少一只爪，或者少一个角。大德元年（1297），不花帖木儿奏称：“街市卖的缎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暗都刺右丞却不以为然地说：“胸背龙儿的缎子织呵，不碍事，教织着。”

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皇帝越禁止，龙纹就越稀有，人们对龙纹的占有欲就越高，就越是要逾制将龙袍加身，龙纹也就越来越泛滥。

明永乐之后，宦官得到皇帝重用，于是得赐蟒服。蟒纹，指的是少一爪的龙纹，其形象几乎与龙没有区别。嘉靖元年（1521），明世宗在登极诏中说：“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这说明，宠臣向皇帝讨要蟒服已成为一种时尚。

皇帝的亲近穿上了蟒服，文武百官就会想穿，文武百官穿上了蟒服，富商地主就会想穿，富商地主穿上了蟒服，民间也会开始流行。皇帝的禁令犹如一纸废文。

清朝则更为宽松了。皇帝的龙袍最为奢华，其下如皇子、亲王以及一至七品官皆有蟒袍，服制的规格越来越低。这样一来，上上下下都能过一把龙瘾。

04

在古代，龙只要一出现，便与神圣、权力联系在一起。但是，庞大的龙家族之中有一个异类：龙王。

一直以来，龙都是与水密切相关的。《易·系辞》有“云从龙”，“召云者龙”的说法，龙的飞升与潜伏关乎雨水的丰歉。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意为：应龙杀了蚩尤和夸父，不能回到天界，所以下界多次发生旱灾。每当下界大旱时，人们便模仿应龙的样子祈雨，天上就会降雨。不过，这时的祈雨仪式更像是巫术，龙王也并未出现。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典中的龙王进入中土。他们大多慈悲向善，且拥有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佛说众许摩诃帝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天，世尊离开菩提树，前往母唧鳞那龙王宫，并在宫院一棵树下入禅。不巧正赶上这里七日七夜暴雨不止，母唧鳞那龙王为了保护佛身不受风雨浸湿、不受蚊蝇叮咬，“自身缠绕七匝卯首上覆，如伞盖相，经七昼夜不动不摇”。

于是乎，中国成云致雨的龙，和佛典中的龙王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兴的神祗。它呼风唤雨，随手一挥便可让百姓风调雨顺；它掌管一方水域，拥有无数财富，都藏在龙王宫中；它龙首人身，非常人性化。宋朝人赵彦卫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释迦牟尼）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

自佛教兴盛以来，凡是濒临江河湖海的地域往往会有供奉龙王的庙宇，各种民俗节日也都有舞龙的节目，就这个意义而言，龙王已然是民间文化的一个标志。

不过，中国的龙王全然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既不可怖，也不吉祥，在小说笔记之中常常扮演反派或是滑稽的角色。

比如《西游记》中的东海龙王，就十分懦弱无能。孙悟空前去龙宫索取兵器，龙王不好推辞，将珍贵的兵器如数奉上。孙悟空在龙宫舞枪弄棒，说这个“不趁手”，又说那个“轻！轻！轻”，龙王却只能一直陪笑，一口一个“上仙”，卑微到了极点。等到悟空取得如意金箍棒，“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

《封神演义》中的龙王更是窝囊至极。哪吒打死了东海龙王敖光的三太子之后，在南天门与其相遇，“敖光扭颈回头看时，认得是哪吒，不觉勃然大怒，况又被他打倒，用脚踏住，挣扎不得，乃大骂”，哪吒根本不把龙王放在眼里，“恨不得就要一圈打死他”，骂他是“老泥鳅”、“老蠢才”，还将他的朝服扯到一边，用手生抓下四五十片鳞甲，敖光疼痛难忍，只能大叫“饶命”。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中国不养无用的神。百姓给龙王修庙、年年祭拜，但是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很容易让人产生龙王无用的感觉。于是，人们很容易将龙王作为出气筒，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怨恨。而龙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昏庸无能的皇帝。他们虽贵为“真龙天子”，却还不是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把天下搞得一塌糊涂。

人们痛骂龙王，何尝不是在骂高高在上的皇帝。

05

明末清初，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欧洲人见到了龙——这个不存在于现实的生物。他们在既有的词汇中找到了“dragon”这个单词用来翻译，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身上有鳞，嘴里能喷火的生物，属于魔鬼一类。

不过，传教士们洞悉了中国人，尤其是皇帝，对于龙的态度，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说：“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龙是帝王的象征，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的共识。

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欧洲人心中生产香料、丝绸的富庶之地，他们客观地记录了龙的地位，并未将其丑化成恶魔。东方的审美席卷了欧洲的贵族阶层，龙成为时尚的标志被绣在衣服上，或者刻在瓷器上。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到来，清朝的腐败无能为世人所见证，中国的龙也“形象大跌”。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就在当年，英国幽默杂志《笨拙》刊发了《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一图，对清朝极尽嘲讽。图中，欧洲勇士身骑骏马，挥舞流星锤，正在征服恶龙。那条恶龙长着辫子、大腹便便，嘴上还有八字胡须，尽显丑态。

龙形象被丑化的背后，是中国人屈辱沉沦的历史。

1888 年，清朝将龙旗确定为国旗：“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清廷想要重新振作，乘龙而起，然而北洋海军的节节败退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龙旗也成为了战败的符号，龙的地位不断下降，人们对其只有哀怜，甚至痛恨。

这时候，另一只动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狮子。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撼。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常常用来说明中国之崛起，不过，拿破仑是否真的说过这话却是一桩悬案。

中国最早提出“睡狮”的人应是梁启超，他在《自由书·动物谈》中说：中国“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但是因为“睡”的太久，已经锈蚀，如果不快快觉醒，将“长睡不醒”。自此之后，狮子就成了中国的象征，激励人们奋起反抗。

革命家邹容就在《革命军》结尾写道：“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狮子要苏醒，就必须扯落龙旗，赶走“真龙天子”。

当然，龙并没有就此走下神坛。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紧逼，中国的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这其中就有闻一多。

1938年，南京陷落，武汉告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要迁移到昆明。一共有336名师生走陆路，他们名叫“湘黔滇旅行团”。

作为旅行团中一员，闻一多在长时间的跋涉中感触良多。他致力于找到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振奋萎靡的民族精神。路途之中，他与学生一同搜集民歌、神话传说、民俗的素材。他的同事记得，“在湘西的一个苗寨，我们发现路旁一座与汉族相似的土地庙中，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神秘像，闻先生见后，久久在石像面前徘徊，非常兴奋”。

闻一多相信，在神话与历史之中，一定有可以解决“这民族、这病症”的良方。

四年之后，闻一多的文章《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问世。他在文中说：“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

他希望看到，在龙的旗帜之下，中华民族能够唤醒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闻一多的苦心似乎白费了。历史在几十年后，才产生了回响，八十年代，一首《龙的传人》火遍全国，每个人都能哼唱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曲调。

中国龙，已经再度崛起了。

参考文献：

佚名：《山海经》，岳麓书社，2006年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杨静荣、刘志雄：《龙之源》，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

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潘鲁生：《中国龙纹图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3年

朱学良：《上古至秦汉时期龙崇拜之嬗变及其文化意蕴》，《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3期

罗二虎：《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周晓薇：《古代典籍中的龙王及其文化寓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