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2周年校庆:“两弹一星”元勋,六成来自这所大学

1935年12月,当日寇企图将魔爪伸向华北时,清华大学救国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吼。

在中文系学生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清华学子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这所学府与这个国家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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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清华大学队伍。图源:网络

早在清华大学草创之际,梁启超在清华同方部礼堂演讲时,便以《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来勉励清华学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更代表着清华人“知耻而后勇”的决心,以及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今日恰逢清华大学112周年校庆,来回顾一段穿越战火纷乱,走向民族复兴的奋斗史。

01

1926年,年轻的清华学子王淦昌亲历了因日军进犯大沽口而导致的“三一八惨案”,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一些爱国学生倒在了军警的枪下。

王淦昌幸运地逃过一劫,回校后向老师叶企孙痛诉当时的惨状。

当时,叶企孙等清华学者一直关注着国家局势,但在叶企孙看来,学生最要紧的是学好功课,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政治运动。

为此,叶企孙告诫王淦昌等学生:“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王淦昌后来回忆道,叶企孙“说罢泪下如雨”。

叶企孙负责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清华大学成立最早的十个系之一,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

仅自1926年创系到1938年西南联大正式成立的12年间,清华老物理系共培养学生70人,其中就有21名成为建国后的中科院院士,还有6位“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

这一切,离不开叶企孙等教授的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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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图源:网络

20世纪20年代,出国求学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青年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

曾为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的叶企孙,1918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日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后来,叶企孙在实验中和导师合作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物理学中一个用以描述量子大小的物理常数),当时他年仅23岁。

吴有训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在其导师康普顿的指导下,成功验证了对物理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康普顿效应”。1925年,吴有训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他的论文被安排在第一位宣读,在他的协助下,其导师康普顿获得了诺贝尔奖。

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在求学期间,赵忠尧在实验中最早发现正电子存在的证据,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堪称诺奖级的发现。

然而,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率先发表了相关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赵忠尧榜上无名。这是物理学界的一段公案,尽管安德逊晚年写书承认,他的研究是受赵的启发才做的,但这个遗憾已经无法弥补。诺奖得主李政道也说过:“赵忠尧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别人的错误,把他的光荣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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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赵忠尧(后排右二)与梅贻琦(前排左二)等清华教职工。图源:网络

叶企孙归国前,他的导师多次挽留他,但叶企孙谢绝了恩师的好意,用平时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到欧洲各国的研究机构参观,吸取经验,以便回中国开展物理学研究。

吴有训的导师康普顿直到晚年还对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你的老师吴有训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但吴有训当年取得学位后,几次婉拒了导师给他安排的工作,带着平生所学回到了祖国。

这些在海外取得极高科研成就的青年学者,在学成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归国,并在梅贻琦的举荐下,筹办清华大学物理系。

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他们是大师们的老师。

清华大学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有志于科学报国的青年心中的殿堂。

清华校友、经济学家陈岱孙对抗战前的清华大学有过一段评价: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

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惨淡经营的过程是没什么档案可查的。时间一久,就容易为后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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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二排左五为吴有训。图源:网络

02

当时,科学被知识分子视为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正如清华大学救国会所发出的叹息,战火中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钱伟长一考进清华园就被寄予厚望,据说曾被历史系的陈寅恪与中文系的朱自清两位教授争抢。校内纷纷传言,来了一位国学功底堪比外文系学生钱钟书的奇才,而钱伟长一家以诗书传家,他本人也偏爱文学,偏科严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清华学子义愤填膺,钱伟长也深受冲击,从此认为应该学得一技之长,为祖国造飞机大炮。于是,钱伟长整天缠着物理系的吴有训教授,坚持要弃文从理,哪怕他物理只考了5分。吴有训拗不过钱伟长,只好让他到物理学试读,此举成就了日后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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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多伦多大学留学的钱伟长。图源:网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很快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动进攻。

日机的轰鸣声以及轰炸后房屋倒塌、生灵涂炭的惨状,给出生于湖州的学生屠守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位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从此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屠守锷考到清华大学读航空系,随后前往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回到清华大学教学,从事导弹和火箭的研究。

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在无形之中打造了一个科学救国的矩阵,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与人脉,帮助清华毕业的留学生选择所学专业与方向,为后来新中国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比如,赵九章被叶企孙安排到美国学习高空气象学,回国后专门负责培训气象员,为中国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贡献;王大珩被安排到英国专修应用光子学,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开拓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考取了清华的公费留学生,随后在叶企孙的推荐下,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做火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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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王大珩。图源:网络

钱伟长后来回忆道:“叶企孙等教授为了物理系,为了国家,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如气象、地质等……不是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为国家搞物理。

清华老校歌中有一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忧国忧民的清华学子胸怀报国之志,“致知穷理,学古探微”,还有一些人走向战场,血染山河,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牺牲的那一刻。

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诲,本已在绥远拥有一份收入优渥的工作,却瞒着家人到杭州报考中央航校,成了一名空军。他与战友们坚守着同一个信念:“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之后的作战中,沈崇诲奉命轰炸驻扎在上海外海的日军第三舰队。在飞临日军舰队上空时,沈崇诲所驾驶的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尾部冒出浓烟。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沈崇诲看到日军的旗舰正在指挥舰队与中国军队激战,他当即下定决心,跟自己的同机驾驶员一起驾机冲向日军旗舰,试图与其同归于尽,最终,飞机爆炸,沈崇诲坠海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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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毕业生、抗日烈士沈崇诲。图源:网络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从事红外光研究,毕业后考取了德国留学的名额。“七七事变”发生后,熊大缜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先是协助恩师叶企孙分担清华大学南下的工作,后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战,为抗战军民制造含烈性炸药的地雷,并广泛应用于冀中平原,使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不幸的是,1939年,投身抗日救亡的熊大缜被诬为特务,死在了自己人手中。直到1986年,在钱伟长等人的呼吁下,去世多年的熊大缜才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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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缜是电影《地雷战》的原型人物。图源:网络

03

“七·七事变”后,战火从华北蔓延至中国各地。国破山河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为响应“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怀着悲愤的心情,撤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迁往云南,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北平(今北京)陷落时,城中的人纷纷逃亡,清华大学教授赵忠尧却在此时折返城中。原来,他想起还有50毫克放射性镭,锁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

这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在蹒跚学步的中国物理学界弥足珍贵,由叶企孙通过物理系毕业生施士元从法国购得。回到北平后,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筒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直带在身边。前往长沙的路上,日军设下重重关卡,南下的师生常要扮作农民或商人,以躲避搜捕。

赵忠尧费尽心思,甚至连行李都丢了,一路翻山越岭,只有那个咸菜坛子形影不离,被紧紧抱在胸前,他的手上磨出了几道血印。

当赵忠尧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认出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

这时,赵忠尧恰好看到梅贻琦出来,走到身边,叫了一声“梅校长”。梅贻琦仔细一看,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赵忠尧,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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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图源:网络

在云南,清华大学的精神继续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传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八年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岁月里,在铁皮屋、茅草房的教室中,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走出了38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清华大学南迁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

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临别时再三叮嘱:“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16岁的邓稼先逃出沦陷区后,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毕业后,邓稼先要去美国留学,临行前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1950年秋,邓稼先谢绝了到英国继续深入研究物理学的邀请,在拿到博士文凭9天后,就义无反顾地登上回中国的轮船,唯恐美国政府从中阻挠。他忘不了父亲与母校的教诲。

据统计,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21位有留学经历。科学救国的理念,深深埋在这一代学子的心中。

04

抗战胜利后,1946年,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试爆原子弹,邀请盟国观察员现场观摩。

被誉为“中国核物理鼻祖”的赵忠尧,是中国代表的不二人选,他因此成为二战后最早近距离接触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中国人。

观看试验后,赵忠尧却独自留在了美国,他不是反悔当初的决定,而是想要了解核物理的最新进展,并设法为中国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

之后几年,赵忠尧在美国四处奔走,每日三餐都是开水就着面包,为了赚钱,有时一天打工长达十几个小时。为躲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踪,赵忠尧不得不辗转于多个城市。省吃俭用的他将所有积蓄换来了一批电子学仪器和零星器材。这些器材后来被组装成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用于原子弹的研制。

1950年,赵忠尧与其他100多名留美学者,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们乘坐的邮轮遭到美军拦截,就连赵忠尧随身带的一块肥皂都被拿去检查,登记清单写着:“看起来像肥皂的东西一块。”

船经过日本后,赵忠尧在被纠缠、关押了两个月,之后才得以放行。回国后,他将事先托运回来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在赵忠尧回国的两年前,1948年,赵忠尧的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生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怀抱年仅半岁的女儿,回到了随时可能被卷入内战的北平。

此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在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他们夫妻二人也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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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后排左一)、何泽慧(前排左四)在清华大学与同学们的合影。图源:网络

可当钱三强夫妇在法国前途无量时,他们却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要用他们所掌握的核物理知识为国家做贡献。钱三强回国前夕,居里实验室的领导伊莱娜夫人送给钱三强两句临别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钱三强回到中国后,延揽各路人才,组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拉起一支核物理科研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人才投入到原子弹研制工作,其中除了有钱三强的老师赵忠尧,还有他们清华大学的校友,包括从英国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以及留学德国、后任职于浙江大学的王淦昌等。

当初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大师培育的希望火种,终于开枝散叶。

多年后,王淦昌化名“王京”,受命秘密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隐姓埋名长达17年。当接过这一重大任务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愿以身许国!”

彭桓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到英国留学后得到多位诺奖得主的称赞,但他还是选择回国,放弃在英国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回国时,彭桓武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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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彭桓武。图源:网络

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过研究生的郭永怀,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留学后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为了表明回国的决心,摆脱美国人的怀疑,他回国前公开烧毁自己的几千册藏书,以及大量的研究笔记、授课讲义。

曾受教于赵忠尧、叶企孙等名师的留学生朱光亚,在美国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与其他51名爱国留学生联名发出呼吁:

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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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朱光亚。图源:网络

05

与美国当年启动“曼哈顿计划”时一样,中国做出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定时,也没有留下太多正式的文件资料。据知情者回忆,这个计划是在某次会议上拍了板。

1955年1月15日,被称为“中国正式下决心研制核武器的起始日”。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西北戈壁滩上升起了壮丽的蘑菇云,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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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图源:网络

“两弹一星”事业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的艰辛付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被长期封存于绝密档案中,不为人知。

1958年8月,中科院和二机部的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安排他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由于这一切都将对外保密,那天,回到家中的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在二十多年的试验中孜孜不倦,也因遭到严重的核辐射而不幸患癌,去世前病情严重,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一代国士,为国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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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与妻儿的全家福。图源:网络

1968年12月,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赴罗布泊执行又一次核试验任务,返回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和身边的警卫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上的衣服已经烧焦了大半。人们费力地分开两人的遗体,才发现郭永怀平时用的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二人怀里。

他本来可以在美国继续享受安逸的生活,最后却为了国家,坠落在祖国的一片荒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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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郭永怀(右一)和钱学森(右二)在核武器试验场讨论技术问题。图源:网络

1971年,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回国访问。

杨振宁与好友邓稼先久别重逢,感慨万千。席间,杨振宁询问邓稼先:“我在美国听说,有美国人曾经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这是真的吗?”

当初,苏联专家退出后,“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就只剩下中国人,但邓稼先要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定,不便透露实情。

直到杨振宁要离开前,周总理才明确指示,可以让邓稼先先生如实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于是,邓稼先写信给杨振宁,告诉他那个问题的答案。

后来杨振宁回忆说,当他看到邓稼先信上说的“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这句话时,泪水怎么都止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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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提出者: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图源:网络

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授予23位科学家,他们为中国的核弹、导弹以及人造卫星事业奉献了一生。

这23位元勋中,有14位是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校友。他们是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

他们从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走来,与国家一同经历了战乱、困厄与崛起、复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终于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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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二校门。图源:摄图网

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时,回归清华多年、当时已99岁高龄的杨振宁接受媒体采访,说道:

“中国从从前穷困的状态走到今天‘天亮’的状态,清华大学是有贡献的。我相信,这个贡献还会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英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葛能全:《钱三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唐建光 主编:《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

钱伟长:《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许鹿希,邓志典,邓志平,邓昱友:《邓稼先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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