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放到今天,汉哀帝刘欣可以当LGBT(性少数群体)的代言人,但在西汉末年,他是个特别能折腾的皇帝。

西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汉哀帝刘欣年纪轻轻,便已疾病缠身,而且没有子嗣。一个叫夏贺良的儒生跑来告诉他,这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国号,方可一改衰颓的国运。

这就是所谓的“再受命”。其学说与儒家的“天人感应”一脉相承,认为皇帝是由“天”任命,既然汉运将终,让皇帝再受一次天命,便可延续大汉的国祚。

汉哀帝听信夏贺良之言,下诏书宣布改元更号,自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称号看起来就很诡异,汉朝刘氏被认为是尧的后裔,而陈国是舜的后裔,虽说尧舜禅让有改朝换代的意思,但这个称号相当于汉朝宣告推翻自己,还说不清继承的到底是尧,还是舜。

“再受命”过了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情并未好转,四方反而传来了天灾频繁的消息,而夏贺良得意忘形,还要推荐自己的同党出任要职,控制朝政。

汉哀帝知道,自己上当了,他赶紧取消“陈圣刘太平皇帝”的称号,恢复了原本的年号,并处死了夏贺良。此前,汉哀帝连各地宗庙都给废了,于是,他不得不下诏恢复全国各地的700多座宗庙,并且在京城每日每夜地请求祖先原谅,据说一年内就祷告了三万七千次。

这场“再受命”的闹剧暂时平息,汉朝“天命将尽”的说法却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日后为另一个儒生王莽提供了篡汉的理论依据。西汉,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唯一被“和平演变”颠覆的大一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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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能当上皇帝,本身就是一场意外。他虽出自汉元帝一脉,却是汉成帝刘骜的侄子。刘欣的生父定陶恭王刘康是汉元帝刘奭与傅昭仪所生,而汉成帝是汉元帝与皇后王政君的儿子。

当年汉元帝在位时,野心勃勃的傅氏仗着自己得宠,在后宫收买人心,想要加入立储之争,有些宫人甚至不给皇后王政君面子,在酒宴上专门为傅昭仪祝酒,祝她健康长寿。

宫斗总是残酷的,汉元帝并没有因为傅昭仪得宠,就抛弃了王政君的儿子。傅昭仪的儿子没有登上帝位,等到汉成帝即位,傅昭仪随其子回到封国定陶,过上了退休生活,史称“傅太后”。傅太后可能没想到,她心心念念的皇储之位最终会落到其孙子刘欣头上。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汉成帝身上。汉成帝为人荒淫,常年沉迷酒色,迷上了舞女出身的赵飞燕和她的妹妹赵合德。赵飞燕得宠后,为了巩固地位,暗中毒害怀孕的嫔妃与年幼的皇子,遂使汉成帝诸子早夭,一把年纪了仍然无后。

汉成帝只好从兄弟的血脉中寻找接班人。汉成帝去世前两年,傅太后带着孙子定陶王刘欣到长安朝见。时隔多年,傅太后依然拥有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她得知成帝没有子嗣,宫中宠妃为了长久考虑,肯定要结交诸侯王,于是暗中派人用珍宝贿赂赵飞燕姐妹,请她们多在成帝面前称赞定陶王,劝说皇帝立其为太子。赵飞燕姐妹收了傅老太太的礼物,同意给定陶王送上助攻。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与定陶王刘欣同时前来朝见的,还有中山王刘兴,他是汉元帝的第三子,也就是汉成帝的弟弟。中山王进京时,只带了一个随行官员,即王国的傅,定陶王刘欣却将傅、相和中尉都带进来了。汉成帝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欣回答得头头是道,说按照汉朝的礼法,诸侯王朝见皇帝,就应该由官秩二千石的官员陪同,随我来的傅、相和中尉都是这一级别的官员。接着,汉成帝命刘欣背诵《诗经》,他不仅倒背如流,还能做注解。

等到询问中山王刘兴时,刘兴却答不上来,让他背《尚书》,他也不会背,更悲催的是,之后赐宴用餐,刘兴一站起来,袜带掉了都不自知。汉成帝看着这个弟弟直摇头。

因此,刘欣在觐见过程中表现出色,得到伯父汉成帝的夸赞(“贤定陶王,数称其材”)。

随着傅太后、赵飞燕等人不断发起攻势,汉成帝渐渐被说服。刘欣17岁那年,汉成帝亲自为他提前举行了加冠礼,不久后立其为太子。吊诡的是,刘欣被立为太子后仅过去半年,另一个竞争者中山王刘兴就病逝了。

汉成帝死得更离奇。平日里喜好酒色的他在一次夜宿后宫时中风而死,倒在了宠妃赵合德的怀抱中。赵合德为汉成帝的暴毙背了锅,遭到太后王政君的质问,之后畏罪自杀。

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的侄子刘欣在阴差阳错中即位,是为汉哀帝

刘欣当上皇帝,才发现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历经汉元帝、汉成帝两朝的统治,到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加剧,天下流民四起,很多破产农民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外戚、宠臣公然对土地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使天下一度出现“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的局面。

比如汉成帝的舅舅王立,强占“草田数百顷”,草田本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但王立见田地肥沃,便将其据为己有,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还有出身贫苦的经学家匡衡,少时凿壁借光的故事广为人知,可官居高位后,他也贪得无厌,加入到掠夺土地的行列。

历史学者阎步克在其著作中说:“通过权势占有财富,升官就能发财,这是官僚帝国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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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在位时,谏大夫鲍宣上书直言,以“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来陈述民间苦状。

其中,“七亡”是: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略,取民财物等等。

“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等。

尽管古代正史常将流民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天灾,但其背后往往是贪官、豪强、苛政造成的人祸。鲍宣认为,“七亡七死”的根源正是“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

忠于职守的鲍宣没有唤醒昏聩的满朝大臣,反而备受排挤。

有一次,丞相孔光外出视察,随行官吏不守法度,驱车在驰道中央超速行驶,正巧被鲍宣遇见。鲍宣立马命左右将孔光的随从拘捕,车马都充公。孔光身为孔子十四世孙,又位极人臣,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向哀帝进谗言。汉哀帝被蒙在鼓里,派人去鲍宣所在的司隶府抓人。性情孤高的鲍宣不肯听命,竟然关上门不见来使。

这下汉哀帝真的生气了,朝中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将鲍宣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后来改判髡钳刑,流放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仗义执言的鲍宣至死也没看到大汉的世道变好,后来王莽掌权,打击不愿依附于己的忠直之臣,鲍宣未能幸免,被逼自杀。

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开始寻求改革之策。

大臣师丹代替外戚王莽为大司马后,一上任向汉哀帝谏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他认为,贫富悬殊、流民四起的局面是贵族豪富过度膨胀的结果,因此要对豪强地主的田产、奴婢进行限制。

这就是著名的“限田限奴婢之议”,包括师丹、孔光、何武等在内的大臣都向汉哀帝提出过这一改革内容,其具体措施为:

上至诸王、列侯,下至吏民,地主拥有的田产最多不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目,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百人;关内侯、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商贾不得拥有田产。超过以上限量的,田畜奴婢一律没收入官府。

当时的户均占田不过六、七十亩,三十顷已经是平均占田数的几十倍,可见师丹等人充分考虑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但朝中的外戚和权臣仍极力反对,甚至哀帝本人一次就赐男宠董贤二千余顷土地,自己破坏了规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豪强地主、贵族官僚的反对下,这一限田、限奴婢的建议根本就行不通( “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成为一纸空文。

年少聪颖的汉哀帝面对艰难时局一筹莫展,转而迷信“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传言,陷入更深的精神内耗。

在汉代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下,“再受命”之类的谶纬预言由来已久。

汉昭帝时,权臣霍光辅政,有人传言,泰山的巨石突然自己立了起来,石头周围有大量白鸟聚集,上林苑的枯木重焕新生,虫子啃食树叶,在叶上呈现出一句谶语:“公孙病已立。”

通晓经术的符节令眭弘认为,这是暗示作为尧后的汉家刘氏应该退位让贤,传为给舜的后代公孙氏。这个眭弘不知是书读傻了,还是别有用心,总之霍光听到后就把他杀了,说他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眭弘此话是在暗示霍光称帝,但拍马屁拍到马脚上,把命都丢了。

霍光万万没想到,后来,汉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刘病已当上皇帝,真的印证了“公孙病已立”的谶语。刘病已即汉宣帝,他是汉哀帝的曾祖父,这一广为流传的谶语也就成了预示宣帝即位的祥瑞,并没有使汉朝倾覆。

距离汉哀帝更近的一次“改姓易代”流言,发生在其伯父汉成帝在位时。

齐地的学者甘忠可跟汉成帝说,现在刘姓天命已衰,应该“更受命于天”,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再受命”。当时,汉成帝被忽悠得一愣一愣,但朝中得大儒刘向不信这一套,上奏说甘忠可危言耸听,甘忠可下狱而死。甘忠可有个学生,就是向汉哀帝提议“再受命”的夏贺良。

汉哀帝即位后,作为对“再受命”学说的回应,也为了缓和朝政的危机,于是采纳了夏贺良的建议,但这场闹剧荒唐地开始,又潦草地结束。

皇帝向所谓的天命寻求帮助,而破产流浪的农民也加入到传播谶语的队伍中。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关东大旱,流离失所的关东民众以“祠西王母”为口号,发起“传行诏筹”的宗教运动。

自正月起,关东流民惊恐奔走,一路西行,路上手持草茎禾秆,相互传递。他们或披头赤脚,或夜间闯关,或越墙入城,或乘车奔驰,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这些狂热宗教分子的身影。

到达长安后,老百姓们在里巷阡陌呼号、歌舞,集体祭祀西王母。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看似狂热的宗教崇拜,仿佛是在对这个腐朽的王朝进行着抗议。

身在宫中的汉哀帝不知是否能听见来自民间的呼声,此时让他心力交瘁的,还有西汉王朝另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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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太后将孙子刘欣扶上皇位后,便时刻觊觎着权势,尤其是她昔日的对手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位置。

汉哀帝刘欣一即位,询问大臣们,还如何对待他的祖母傅太后,让她住在哪里?

丞相孔光听说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汉哀帝尚在襁褓时就抚养其长大,在拥立汉哀帝一事中又出了大力,担心她一旦入宫会干涉朝政。于是,孔光上书道:“应该给傅太后另外修筑宫殿。”

大司空何武看出汉哀帝顾及祖孙之情,就说:“傅太后可住在北宫。”结果,汉哀帝采纳了何武的建议。

傅太后一搬到宫里,天天通过北宫的复道去见汉哀帝,请皇帝给自己加封尊号,以此与王政君的太皇太后头衔抗衡。汉哀帝实在说不过自己的奶奶,就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后改为“皇太太后”,并提拔祖母家傅氏以及母亲家丁氏两家外戚的亲属。

傅、丁两家外戚迅速崛起。在一次宴会上,傅太后跟太皇太后王政君坐在一起,直呼王太后为“老婆子”(谓之“妪”)。

当年傅太后还是昭仪时,王政君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

王政君入宫的经历也堪称传奇。

那时刘奭还未即位,太子宫中最受宠爱的妃子司马良娣突然暴病身亡,临死前说自己是死于后宫姐妹的流言蜚语,刘奭从此郁郁寡欢。汉宣帝一看太子抑郁了,认为太子对东宫女子不满,就命人另选一拨宫人去服侍太子,让他另选个太子妃。刘奭还深陷司马良娣去世的悲伤中,根本没心思选宫人,于是朝着离自己距离最近的一个女子随手一指,说:“就她吧!”

刘奭选中的这个宫人,就是他以后的皇后王政君,他们的长子,即汉成帝。

汉元帝机缘巧合下的选择,改变了王政君一族的命运。

汉成帝时,王政君为太后,王氏“五侯群弟争为奢侈”。王政君的兄弟五人封侯,皆被任命为朝中重臣,天下的郡守、州刺史很多出自王氏门下。王氏五侯的兄弟们竞相奢华,招贤纳士,各地贿赂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

王政君的大哥王凤为大司马后,权力长期掌握在王氏子弟手中。大司马是内廷的首脑,此后,这一职位先后在王氏家族的兄弟叔侄之间接替,形成了一个比肩皇室的权力家族。

《汉书》云:“王氏之兴自凤始。”

经学家刘向出自皇族远亲,眼见王氏坐大,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收回王氏外戚的实权,希望他不要重现吕、霍专权的局面。刘向说,如果将国家大权交给外戚,甚至可能连宗庙社稷也要丢了。这封密信呈上后,汉成帝单独召见刘向,说:“你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但是,汉成帝始终没有采纳刘向的建议。

汉哀帝即位后,在祖母傅太后的威逼下,扶持傅、丁两家外戚,但不像汉成帝时那样,给傅、丁两家太多实权,以此来达到制衡外戚的目的。王氏的势力被削弱,而傅氏、丁氏的势力也不如成帝时的王氏(“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但王氏不甘心就此沉沦。

汉哀帝即位不久,在未央宫设宴,请王太后、傅太后一同吃饭。掌宫中帷帐的内者令为傅太后设置帷幕,将她安排在王政君旁边。当时身为大司马的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道:“定陶太后(即傅太后)不过是藩王的妃子而已,怎么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随后撤下原来的帷帐,重新安排座位。

傅太后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拒绝参加此次宴会。这是王氏与傅氏外戚的直接交锋,有别于后世“王莽谦恭未篡时”的形象,这也是王莽难得显露原形的一幕。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由于其父王曼早逝,王莽从小成了孤儿,没能赶上封侯赐爵的好时候,家境也就不能跟叔伯家相比,他年少时也不及堂兄弟们那般显贵。

当王氏五侯的儿子们生活奢侈时,王莽却保持谦恭简朴的生活习惯,坚持勤奋求学,平日里像是一个普通儒生,读书之余回家尽孝,用心侍奉母亲。后来,王莽在家中为儿子举办婚礼,忽然听到母亲发病,赶紧询问该服什么药,并多次离席去侍奉母亲服药。

王政君可怜这个身世凄苦的侄子,有时派人将王莽的母亲接来宫中居住,而王莽的叔伯们也很看好这个才能出众的侄子。

在对待家族中地位显赫的几位叔伯时,王莽也是礼敬有加。大司马王凤病重时,王莽在床前悉心照料,亲自尝药,忙得蓬头垢面,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洗澡。

王凤临终前,留下遗言,把王莽推荐给了汉成帝。之后,王莽跻身朝堂,他的父亲王曼也被追封为侯,王莽因此得到新都侯的封号。到了王莽38岁那年,他继四位叔父伯父之后成为辅政大臣,官拜大司马。

汉哀帝即位之初,王莽在朝中维持着王氏的权势,同时为保持谦让的作风,一度上书请求辞官。当然,汉哀帝不会轻易放走王莽,只因王氏一族颇具威望,而王莽又是天下皆知的贤人,于是汉哀帝下诏,表示要与王莽一同治理国家(“诚嘉与君同心合意”)。

在汉哀帝与王政君的支持下,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直到那场惹怒傅太后的宴会。之后,王莽再度请求辞官。

新的外戚势力来势汹汹,新君汉哀帝对王氏没有血缘关系的支持,外戚的地位势必重新洗牌,王莽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这一次,汉哀帝果然同意了王莽的辞官,并赋予了其极高的退休待遇,赐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等,即便不在朝中,地位仍等同于三公。

王莽带着新都侯的印绶,体面地离开长安,前往封地。一路上,有地方官前来求见王莽,但他谁也不见,到达封地后,王莽经常闭门谢客。

世人再度听到王莽的消息,是因为王莽的次子王获自杀了,起因是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

西汉末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虽说奴婢缺乏人身自由,地位低下,但达官贵人也不能轻易处死奴婢,轻则遭受舆论指责,重则被论罪处罚。

特别是在奉行儒家学说的王莽眼中,奴婢是不能杀的,因为“仁者爱人”,对奴婢生命的尊重,可以判断一个人德行的高低。

无论王莽本人心中是否存在这个信条,但他至少要表现出重视德行的样子,这是他日后复出的秘密武器。

王获杀害奴婢后,王莽并没有将他送至司法部门审问。王获是在受到父亲严厉责骂后,被逼自杀。

王莽的“贤德”进一步得到称颂,王莽被贬时,“天下多冤王氏者”,在新都三年,上书为其鸣冤的数以百计。

王氏复兴的希望仍在,更何况,太皇太后王政君此时还健在,她在宫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傅太后虽然嚣张跋扈,但傅、丁两家并没有重蹈王氏干政的覆辙,汉哀帝也没有赋予其过多权力,尤其是在哀帝的生母丁太后、祖母傅太后去世后,傅、丁两家与权势渐行渐远。

汉哀帝在位期间,皇权占了上风,外戚权臣受到打击。

此时,一个背负骂名的宠臣登上了历史舞台。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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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后,汉哀帝从睡梦中醒来,身边躺着他的男宠董贤。董贤侧身睡着,压住了汉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身,却怕惊动了董贤,于是抽出剑,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

此即“断袖之癖”的典故。

一般认为,董贤是汉哀帝的同性恋爱人。史书中还记载了汉哀帝的其他“性变态”行为,他不仅与董贤昼夜厮混,还把董贤的妻子和妹妹召进宫,旦夕并侍左右。

汉哀帝的异常行为,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汉书》记载,哀帝“即位痿痹,末年浸剧”,所谓“痿痹”,表现为“两足不能相过”,也许会影响生殖功能,这从汉哀帝无后可以得到佐证。

董贤得宠后,每次得到的赏赐数以万计,汉哀帝还赐予其权力,任命他为大司马,也就是王莽之前担任的官职。

史载,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董贤被任命为大司马前夕,定襄郡出现了一只三足的马驹。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三条腿的马匹难以上战场,这可以解读为,有个不堪重任的人跃居高位,当上了大司马。

事出反常,必有妖异,这种怪谈符合儒家的灾异说。

年方弱冠的董贤显然不是治国理政的人才,但汉哀帝不在乎。

董贤的到来,让汉哀帝变得日渐奢靡。汉哀帝完全不顾限田的规定,下令赏赐董贤二千顷土地;派遣使者护送董贤去集市上购买奢侈品,一路上百商震动,路人喧哗,群臣为之惶恐;董贤在皇家园林上林苑中兴建豪华别墅,引用渠水灌溉,所用器具甚至超过皇家宗庙的规格。

鲍宣那篇著名的“七亡七死”奏章便是作于此时,在文章的最后,鲍宣直言道,天下,乃皇天之天下,陛下贵为天子,也是黎民百姓的父母,为何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赐予他们过万的赏赐,使他们的仆人、门客把酒当成水、把肉当成菜叶那样挥霍,大大小小的奴才都成了富翁,这不是上天的本意吧!鲍宣的措辞十分激烈,汉哀帝看在他是知名学者的份上,才没有痛下杀手。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丞相王嘉也上书劝谏,说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意思是,爱得太过火,只会害了他。

傅太后去世后,汉哀帝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对董贤进一步赏赐,赐予其三块封地,增加采邑两千户。王嘉看到后,把诏书封起来退还,抗旨不遵。

于是,汉哀帝找个了罪名,将丞相王嘉投入监狱。王嘉在狱中遭受狱卒审问、羞辱,仰天长啸,说:“我有幸能担任宰相,却不能推举贤能,罢免奸佞,所以有负国之罪,死有余辜!”

狱卒问他,那谁是贤臣,谁是奸佞啊?

王嘉说:“贤能者有前丞相孔光,前大司空何武,我当初没有举荐他们;奸佞之人是董贤父子,他们祸乱朝政,我不能罢黜他们,我罪当死,死无所恨。”王嘉在狱中被囚禁二十多天,绝食后吐血而死。

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其实并不简单。

有一次,汉哀帝在未央宫宴饮,酒后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汉哀帝宠信董贤,或许是“再受命”的又一次试验,他是把董贤当成接班人培养的,所以说,我要效仿尧舜禅让,把皇位传给你,怎么样?

此前,汉哀帝已经有过类似的暗示,他在任命董贤为大司马的诏书中写着“允执其中”,这是传说中尧让位于舜时说的话。

对于汉哀帝的言论,群臣大为震惊,已然衰落的王氏家族率先表示反对。王莽的堂弟王闳上前进言道:“天下,是高皇帝(刘邦)的天下,并非陛下所有。陛下继承宗庙,应当传位给子孙后代,统治国家的大业至关重要,天子无戏言。”

汉哀帝沉默了,左右大臣也都表现得很惊恐,恼怒的哀帝下令将王闳赶出宫去。之后,王太后向汉哀帝求情,而哀帝也认为王闳年少志强,才没有进一步处罚他。

汉哀帝刘欣可谓个性十足,他在位时,打击权势熏天的外戚,有意推行限田限奴隶的改革,还闹出了“再受命”的事件。这么一番折腾,也没能挽回西汉的国运。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年仅25岁的汉哀帝驾崩。汉哀帝去世前,董贤随侍左右,哀帝将传国玉玺交给他,并嘱咐道:“不要轻易交给别人。”由此可见,汉哀帝对董贤信任有加,甚至有意托付后事。

董贤却是烂泥扶不上墙,又或许是他实在太年轻了,汉哀帝尚未将他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董贤还没来得及封锁消息,汉哀帝晏驾的风声很快传到了未央宫外,担任宫中侍卫的王闳赶紧将此事告诉他那位身居长乐宫的姑妈——太皇太后王政君。

自从汉哀帝即位,王政君便和王氏家族进入漫长的蛰伏。

绝地反击的时刻到了。此前一年,王莽凭借着自己积攒的声誉,被召回京城,理由是照顾已经年迈的王政君,尚未官复原职。

王太后听闻汉哀帝驾崩的消息后,立即召见大司马董贤,询问他对哀帝丧事的安排。董贤一时慌乱,答不上来,只好摘下官帽谢罪。

于是,王太后乘机说:“新都侯王莽曾以大司马身份处理过先帝(汉成帝)的丧事,我命他辅佐你吧。”

董贤这个“傻白甜”竟然叩头说:“幸甚!”

王政君急召王莽入宫,并下诏调动宫廷禁卫军归王莽掌管。王莽一入宫,便发动政变,指使尚书弹劾董贤,说他身为重臣,在哀帝病重时没有亲自侍奉医药,也就是对皇帝驾崩负有责任,禁止董贤再入皇宫。

董贤吓傻了,脱下官服,光着脚跑到宫门外,向王家求饶。王莽拿着王太后的诏书,在宫门外当众罢免了董贤,诏书说:“董贤年纪轻轻,还没有经历过大事,当大司马不合民意,就此收回印信、绶带,罢免官职,遣返回家。”

当天,董贤回到家就与妻子自杀,家里的人惊慌失措,连夜将董贤草草埋葬。王莽怀疑董贤假死,就让人将董贤的棺椁抬出来,开棺验尸。

长安城的百姓看热闹不嫌事大,听说董贤倒台后,纷纷涌入他家,假装哭丧,实际上是企图趁机偷些东西。事后,朝廷变卖汉哀帝生前赏给董贤的财产,共计四十三亿钱

树倒猢狲散。董贤的亲信中,只有一个叫朱诩的小吏不忘旧恩,他弹劾自己,辞去在大司马府的职务,随后购买棺木、寿衣,找到董贤的尸身,将其安葬。

一向善于伪装的王莽此刻却露出了权力的獠牙,他没有放过忠心护主的朱诩,反而借其他罪名,将其处死。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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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宫廷政变过后,江山依然姓刘,但由于汉成帝、汉哀帝无后,王政君与王莽商量,从汉成帝的弟弟中山王一支中选择年幼的继承人。

于是,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刘箕子被立为皇帝,并改名刘衎,是为汉平帝。中山王刘兴当年因为背不出文章、忘记系袜带而错过皇位,不曾想他儿子还是当上了皇帝。

王莽重任大司马掌朝政后,毫不留情地打击其他对手。

他上奏请求取消汉哀帝祖母傅太后、母亲丁氏的尊号,还将她们的坟墓挖掘后改葬。王氏重回朝堂,不仅要扳倒丁、傅两家,还要杜绝其他外戚集团争权,于是,王莽将前朝皇后废为庶人,并逼令自杀,其中包括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汉哀帝的皇后傅氏(傅太后堂弟之女),还下令不准汉平帝之母卫氏进京。

汉平帝即位时年仅9岁,朝政大权落入王莽手中。至此,王氏取得了一家独大的地位,顺从王莽的人就能得到提拔,不满王莽的人就会遭到诛杀(“顺莽者拔擢,忤恨者诛灭”)。

即便是王莽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忤逆他。王莽下令隔绝汉平帝与外戚卫氏的联系时,王莽的长子王宇极力反对,认为等平帝年长后,一定会报复王氏,于是想暗中帮助卫氏,甚至制造灾异来恐吓王莽。

王莽得知此事后,将王宇逮捕入狱,用毒酒赐死。当时,王宇的夫人尚有身孕,也被投入监狱,等她生下孩子后再杀。

王莽再一次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上一次是为了伪装,这一次是为了擅权。

王莽利用这一事件,罗织罪名大肆屠杀卫氏家族,只留下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一人。

王莽是一个偏执到近乎变态的人,在西汉末年却得“民心”,更准确地说,是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拥戴。

这要从N年前,汉宣帝与太子刘奭(即汉元帝)的一次对话说起。当时,刘奭看到有大臣因言获罪被杀,就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听后不以为然,正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家的政治精神是“杂霸、“儒表法里”:一方面要以儒家学说修饰于外,实行德治,推崇礼制,打造一个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要用刑名之学治国,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谁不听话就削谁。

但汉元帝更推崇儒家的王道。自他即位后,汉儒进一步掌握舆论,走向极端化,甚至掀起了“奉天法古”的巨大浪潮,影响西汉末年的政局。这也许就是汉宣帝当年说的:“乱我家者,太子也!”

无论是汉哀帝的“再受命”,还是后来的王莽改制,背后都是这一股崇尚“古制”的思想潮流。

王莽本就是个儒生,明确地推崇儒家,他自年轻时就宣扬自己的道德,也符合儒家价值观,因此,王莽执政后,得到了大部分儒者的支持。

蜀地学者扬雄听说王莽辅政,在《法言》中称赞道:“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

汉公,即安汉公。汉平帝即位后,群臣纷纷上奏称颂王莽,认为他有安定宗庙的功劳,与周公同功同德,请朝廷封王莽为安汉公,“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但拒绝了汉朝给他的其他赏赐,他说:“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等到天下家家户户都富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吧!王莽的谦让,让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护,成为天下的道德模范。

得到安汉公的封号后,王莽处处效仿周公,其党羽为其营造出四夷宾服、祥瑞四起的“盛世景象”。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来自偏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进京朝贡,献上一只白雉。据文献记载,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原进贡,还要追溯到周成王在位时,即周公辅政时期。那一次,他们也向周公进献了一只白雉。

周公问越裳氏的使者,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们的礼物呢?

越裳氏的人答道,我们族里的老人说,三年风调雨顺,海不扬波,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于是我们就来了。

后世考证越裳氏在今越南、老挝一带,且不说西汉末年的这个越裳氏是否与千年前朝见周王朝的那个部族相同,他们进献白雉的行为,恰好符合当时谶纬中所说的:“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白雉出现,寓意王者的德行流布四夷,这有利于王莽的摄政。

王莽一步步走向权力之巅,汉朝为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表明其地位在三公之上,成为政府首脑。之后,王莽又取得“加九锡”的政治待遇,这意味着他可以合法使用一些与天子同等的礼仪。与此同时,王莽手下的一帮儒生走出长安,前往各地,为其收集代表祥瑞的歌谣与谶语。

王莽对周公居摄的效仿,到元始五年(公元5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一个叫刘庆的宗室向朝廷上奏,率先向王莽献媚,说“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然而,并非所有儒生都盲目崇拜王莽。学者梅福经常上书言政,当过县尉之类的小官。他认为,王莽的伪饰是为了篡汉,并不符合儒家思想,于是辞官归隐,连妻儿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直到多年后,有人在吴越之地看见了梅福,那时他已改换姓名,在会稽的市场当一名“保安”。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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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称颂王莽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到京城长安时,元始五年(公元5年),14岁的汉平帝刘衎离奇去世。他和前两任皇帝一样,没有留下子嗣。

关于汉平帝的死因,自古众说纷纭。唐代的学者颜师古考证,汉平帝一直怨恨王莽屠杀母后卫氏一族,随着年龄渐长,有了夺回权力的想法,因此,王莽在腊月进献例行的椒酒,并在酒里下毒,赶在汉平帝亲政前毒杀了他。

颜师古的推理看似合理,王莽也有明确的动机,但缺乏证据,无法证明王莽是否有弑君之举。

汉平帝极有可能是疾病发作死亡。在长达五年的傀儡生涯中,汉平帝的身体一直不容乐观,每次情绪激动就喘不上气,类似于哮喘病,史书中说他“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

但作为辅政大臣的王莽还是要表现出悲痛的样子,他下令朝中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要为汉平帝服丧三年。

这是王莽篡汉的关键时机。汉平帝驾崩后,王莽在宗室中选出广戚侯之子刘婴为太子,史称“孺子婴”。刘婴时年4岁,此后三年,他作为西汉的皇太子遭到软禁,王莽禁止任何人与他接触,导致刘婴连话都不会说,长大后不识六畜,如同痴呆。他终究是一个永远无法即位的太子。

孺子婴被迫当太子的三年间,王莽改元居摄,当上了“假皇帝”。居摄元年(公元6年),王莽以天子之礼祭祀天地,他代表汉室接受了“天命”。之后,尽管有宗室刘崇、东郡太守翟义发动的起义,但都没有撼动王莽的统治。

王莽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此时,各地上报的祥瑞为王莽篡汉宣传造势。

一个叫辛当的亭长声称,自己一连做了好几个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上天的使者,他说:“摄皇帝当为真。”

没有人在意这个梦是不是凭空捏造,因为梦本身就是虚构。

在辛当的梦话之后,更神奇的异象出现了。有个黄衣使者来到汉高祖的宗庙,留下两个铜匮,其中一个画着尧后火德、舜后土德的五德终始图,另一个写着谶语,强调王莽篡汉的合法性: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派人入宫,觐见年逾八旬的王政君,向姑妈索要传国玉玺,而就在不久前,王莽还假惺惺地承诺将来要还政于孺子婴。

王政君告诉王莽的使者,她不会同意汉家禅位。她是王氏的长辈,也是大汉的太皇太后,她不能让汉室江山在自己的手中终结。这个执掌后宫数十年的女子,一手造就了王氏的专权,但到这一刻,却放不下汉朝太皇太后的身份。后世史家用一个今天看来不太政治正确的评价形容王政君,说她是“妇人之仁”

王政君当面怒斥前来索要玉玺的使者。对方接受王政君的训斥,沉默许久后说:“臣等无话可说,但一定要拿到传国玉玺,您到死也不愿交出来吗?”这句话明显是在威胁王政君。

于是,王政君只好取出传国玉玺,愤怒地砸到地上,交给王莽的部下。据说,王政君投玉玺于地,使传国玉玺碎了一角。

十一月丁卯日,王莽受禅,宣告西汉灭亡。

西汉是中国古代唯一被“和平演变”的大一统王朝,从安汉公到皇帝,儒者王莽通过儒家天命观篡夺了皇位。他对王氏的世系进行追溯,认为王氏的祖先是舜,王氏代汉,恰好符合尧舜禅让、汉祚已尽的传说。他也对儒家的“五德”系统进行改造,自称是土德,汉为火德,依照五德相生相胜说,土胜火,所以王氏应取代刘氏。

王莽开创的王朝,被称为“新”。

他称帝后,针对当时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似乎有万象更新的意思,但事实上,这个国号应是源自王莽在西汉时的封号——新都侯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这一地区在两汉时期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出了不少名人。南阳有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室宗亲,他性情豪爽,常藏匿亡命之徒,新朝建立后,曾前往长安,入读太学。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这名年轻的儒生,将在多年后恢复汉朝刘氏的统治,也将西汉末年以来儒家的谶纬神学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便是日后的汉光武帝刘秀

王莽当然不会去注视一个籍籍无名的读书人,此时,他将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注定失败的改制之中。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

[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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