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块弹丸之地,影响中国历史走向

元丰五年(1082)初春,苏东坡从黄州顺江而下,想要拜访隐居蕲州的名士吴德仁。

他与吴德仁彼此倾慕已久,可惜此行还是未能见上一面。不久后,苏东坡给吴德仁去信一封,并以《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为题作诗相赠,诗中有几行非常有名: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关于“河东狮吼”有两种解释。一说自号龙丘居士的陈季常是个“妻管严”,有一日宴饮请了歌妓,其妻柳氏心下恼火,杖击墙壁,大声斥骂。另一说是陈季常有一个好友柳真龄精通佛道,随便一语便能使人醍醐灌顶,“狮吼”其实是佛道威严之意。

但不管哪种说法,“河东”代指的均是“柳”这个姓氏。

中国地理喜欢以山川河流命名,河东最初指的就是黄河以东。秦朝设河东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临汾一带。秦以后,“河东”代表的地方忽大忽小,到唐朝,河东道甚至包括了整个山西省。但人们习称已久的河东,还是在晋南一带。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几百年间,物是人非,斗转星移,而由河东出场的柳氏家族如同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坚韧挺拔。那个时代,一个姓便能够代表一个家族无上的荣耀和累世的繁华,吸引着无数人攀附在这棵大树之下。只要是柳姓人家,哪怕自家的籍贯并不在河东,也必然把自己的祖辈往河东上靠,这就是所谓的“郡望”。

费孝通先生认为,氏族郡望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而河东之地如同上帝的宠儿一般,足足有三个冠冕大族: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

历史如同在此地转折的黄河,与河东之地相遇,翻涌起细密的浪花,世代簪缨的大族也只不过是其中一朵。

01

秦以前,虽无河东之名,却有河东之地。

大约距今约8000年前,地球出现了高温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环境变得更加适宜人类生存,人类早期社会形成的各方部落开始向关中、豫西及晋南这片号称中原的地区迁徙。《史记·五帝纪》有“万国”之谓,点燃文明之火的先祖们出现了——炎帝、黄帝、共工、蚩尤、少昊、太昊、颛顼、帝喾……紧接着,战争出现了——炎帝战黄帝、黄帝战蚩尤、共工战颛顼。联合也出现了,比如炎帝与黄帝的结盟。这些战争与联合,揭开了我国走向统一的漫长征程的序幕。

作为舞台中心区域的河东之地便集中了华夏先祖的活动轨迹,女娲、黄帝、蚩尤、尧、舜、禹等都在这里留下丰富的神话传说。

《左传》载:“惟彼陶唐,帅彼天堂,有此冀方。”陶唐便指的是尧。唐代的孔颖达曾解释道:“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今人谭其骧考证,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全都在晋南一带。

在晋南建都自有其必然性。以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为例,周围的山地以及天堑黄河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便于防守。太行山、中条山等山地间贯通着许多河谷通道,高差不大,便于出击。如此攻守相宜的特点,十分符合部落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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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受全球气候的影响,山西南部温暖湿润,既无西边的冷酷,又无东边的水患,农业相当发达。加上盆地四周储存了大量的煤、盐等矿产,可谓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商周以前,晋南发现大量的文化遗存。在中条山南麓,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闻名于世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根据被火烧过的兽骨推测,西侯度人在180万年前便开始用火,比“北京人”早了130万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山西襄汾发现了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代表着特权的礼器、工艺精湛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都指向一个发达的王都。很多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尧都。

可见,从石器时代开始,河东就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晋南这块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直根”。

晋南历代的地方志都宣称自己是尧舜禹的故土。自明万历十九年始修《临汾县志》,至民国二十二年,共七次修志,一共有十二篇序文,其中有八篇直言临纷是尧舜禹旧都。与此同时,这些上古帝王也在临汾的尧庙、河津的禹凿龙门、蒲州的舜都遗迹等处彰显“踪迹”,河东的山川、祠庙、古迹都有关于他们的历史印记。

本土的风俗也有着上古的印记。《诗传》曰:“唐地土瘠民贫,勤检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一直以来,这里的百姓继承着“陶唐遗风”,以谨守规矩、知礼节俭著称。由于地狭人稠,所以百姓们力事农桑,不追求华丽,风气近于儒家想象中尧舜禹的黄金时代。

历史的本质是集体记忆。历代生活在晋南的百姓都真切地铭记、祭祀上古帝王,以获得地方的认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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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随着部落联盟时代的落幕,王朝在华夏大地崛起,战争也变得愈发暴力和凶残。河东之地很快以其表里山河,擅金汤之固而著称于世。

春秋后期,晋国从汾浍流域的百里之地发展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大邦,绵延二千余里,跨有太行山脉两侧。三家分晋时,赵多得其北,韩获其南,魏则占有其中部地域。

当时魏国定都安邑,盘踞河东之地,自视为晋国霸业的继承者。河东的水道旱路四通八达,境内的汾、涑、浍水均可航行舟船,沟通秦晋两地。魏都安邑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晋阳可直达代北,东逾王屋山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洛阳,西可抵达关中平原。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魏国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调遣军队,有利于向各个方向运动兵力。

魏文侯在位期间,任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人变法图强,取得卓著成效。在对外战争中,先后向秦、中山、齐以及中原地带发起主动进攻,取得赫赫战果,直至“逢泽之会”,魏惠王率诸侯朝天子,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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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魏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河东之地尽管农业发达,但是人口也相当稠密,人地矛盾突出。李悝在魏推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企图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提倡精耕细作,来克服人地之间的矛盾。其二,分散隔离,四面皆敌,如河内、上郡等地,孤悬于河东本土之外,有山川相阻,且遭到强邻的威胁。

因此,魏国的解决办法是:往中原扩张,成为像秦国、楚国这样的千里泱泱大国。

随着秦国的崛起,河东之地屡屡受到威胁。公元前408年吴起伐秦获胜后,魏国便在河西采取守势,放任秦国发展,主力尽调往东方,把中原当作经略天下的重点。

后来,魏国还将都城迁至大梁(今开封)。这一举动有利有弊,虽然大梁所在的河南富庶安定,有利于中原的开拓,但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此时的中原,就像是放了毒药的甜品,一旦品尝到它的香甜,便受到诸多强邻围攻,而无法摆脱困境。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惨败于齐,十万大军被歼,统帅太子申、庞涓阵亡。次年又遭到秦国的打击,丧师失地。魏之局势从此江河日下,再未能恢复往日的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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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魏国能够在迁都大梁之前,以全力伐秦,占据关中之地。此时,关中和河东相连,再向中原扩张,或许形势会有利得多。

但真实的历史是反过来的。对秦而言,想要东进,第一要务就是夺取河东。公元前286年,秦派遣司马错攻魏河西地,魏献出安邑。秦从此据有河东,为后世的统一埋下了伏笔。

这便解释了历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河东之地明明属于三晋,在秦汉以后却常常划归到长安所在的畿辅区域,受到中原政权的倚重。后世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战,刘曜击长安、俘虏晋愍帝,北周与北齐的对峙,李克用攻破关中等事件,均可看出河东作为战略之地的重要性。

03

秦国占据河东之地后,曾两次大规模将秦人迁往河东。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民风大变,人皆崇尚武力、服从法令、不善儒术,而魏国故地又刚好是法家之策源地。因此,以“先王之教”闻名的河东之地很快就变成一个尚武尚法的地区。

到了西汉,河东为朝廷输送大量人才,要么是征战沙场的武将,要么是用刑用法的酷吏。

将《史记》和《汉书》做一个梳理,记载详细的河东人物大致有:周亚夫、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曹襄、张隆、张次公、李文、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霍光、闳孺、暴胜之、田延年等。

周亚夫、曹襄乃功臣(周勃、曹参)之后,都从事武职;卫青、霍去病、张次公是抗匈名将;而郅都、胡建、尹翁归、周阳由、义纵、咸宣、闳孺、暴胜之都是法吏。《史记·酷吏列传》中共记录11人,其中4人来自河东。

与法吏武将的井喷相对的是儒学的惨淡。其时,河东地区没有产出一本有名的著作,只有一名五经博士,文化影响力几乎为零。作为当时经济发达的腹地,思想贫瘠至此,简直不可思议。

汉武帝以来新出现的军功世家,莫过于卫、霍氏家族。汉初,曹参以军功大臣封于河东平阳,号称平阳侯,自此以后平阳侯的爵位世袭而不绝。武帝时,曹襄是曹参的曾孙,卫青和霍去病皆与后继的平阳侯家有很大关系:卫青父郑季为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的身份帮平阳侯家做事;郑季与公主的婢女卫媪私通,生卫青,卫青长大后,又为平阳侯家的骑奴,侍奉平阳主。而霍去病的出身经历几乎就是卫青的“翻版”。也不知是曹氏家族善骑射的传统影响了河东风习,还是河东尚武的精神影响了曹氏家族,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

武帝之后,全国兴起学儒的热潮,但是河东之地似乎不太感冒。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成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后,依旧任用酷吏。霍光死后,全族被灭,班固评价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正是贬斥他不遵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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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学兴盛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河东人才也不得不向儒学靠拢。霍光在废立昌邑王之时,就曾在《尚书》中找到依据,于是愈发看重经术之士。

到了东汉,儒学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新的特权。一个地方大族,如果只是拥有强大的宗族基础,雄厚的财力和武装,那它只能算作“豪族”。儒学的意义就是让豪族拥有一段向上攀爬的阶梯,而不是非要在沙场拼杀才能进入中央。因此,河东步入文学的轨道,也是历史的必然。

东汉明帝、章帝时,选拔有经学背景的人担任河东地方官员已成惯例。这种社会生态对河东本土人士的文化形象也产生了影响。西汉时期,河东地区没有官至三公高位者,东汉中期,却有两个河东人位至三公,一是平阳人梁鲔,另一个是解县的王卓。

此时河东的儒学大师依然寥寥无几,但是豪族的种子被文学之水浇灌已久,也该到了收获硕果的时候。

04

如文章开头所述,魏晋至隋唐的河东存在三个享誉天下的大族: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不过,这三大家族并非一时俱起。

汉末之际,裴氏家族异军突起,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成为裴家第一个宰相。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裴氏家族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支徙于燕地,一支徙于凉州,一支留在故土。

进入隋唐,裴氏更盛。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之时,便得到了裴寂的助力,后来当了皇帝的李渊对裴寂说:“使我至此者,公也。”李唐一代,裴氏任宰相者多达17人,往下的节度使、将军、尚书等重要职位更是数不胜数。藩镇割据时代,裴氏更是出了一个裴度,力挽狂澜于既倒,受封于晋国公,可比于郭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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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则源于一个古老的姓氏——姬姓,其先祖便是著名的柳下惠。南北朝之前,柳氏声名不显。西晋灭亡后,柳氏一支迁至汝颖,一支迁至襄阳。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柳氏以勇武起家,然后为了融入南方的门阀圈子,主动由武入文。在壁垒森严的门阀社会,柳氏既有高门士族的文化素质,又有次等士族的骁勇善战,这是他们崛起的关键。

与裴氏相同,柳氏在唐朝达到极盛,各支的才俊都出将入相。文化上更是出了柳宗元、柳公权这样名垂千古的人物。

与前两个家族不同,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在三国后期魏灭蜀之后才迁至晋南的。由于薛氏本来是蜀人,文化程度并不太高。不过,在河东儒风的影响下,通过仕宦和学术化,薛氏的西祖一支在北魏完成了逆袭,与河东传统的两大高门裴氏、柳氏同列定为“郡姓”。

薛氏还有南祖一支,并没有完成士族化,局限在军事方面。不过还是出了薛仁贵这样骁勇善战的名将。

河东三姓崛起的轨迹有相似之处。三个与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地方豪强,通过军功进入政权,再通过文学化和学术化,跻身统治阶级的上层,从而由地方性、军事性的宗族变成转向全国性、政治性的士族。

但三姓崛起的时间有所不同,这足以证明一点:时代只是搭了一个舞台,如何登台,怎样维持长盛不衰的局面,倚靠的还是大族内在的力量。

另外,河东三姓比起南朝的门阀士族来说,多了一份质朴、尚武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因为身居高位就自居清流,放弃了弓马技能,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受儒学影响最久的裴氏,也不乏将门人才,像裴度、裴行俭都是文韬武略的儒将。

历史学者指出,在中国的中古时期,“惟有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是当时社会力量的中坚”,不同地域的世家大族陆续登上了政治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中古社会上一股最有力量的社会势力”。

河东之地便是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地区。在这片极富有黄河农耕文明的地方,“家庭本位”的观念极其深厚。裴、薛、柳三姓各有不同房支,也都有过多次的迁徙,可谓是开枝散叶至全国,到了唐代,河东三姓已经不再是河东的三个大族。但,籍贯可以改变,郡望却从未改变。

唐末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科举制完善,名门大族失去活跃的土壤,长盛不衰的河东三姓最终还是相继迎来了暮日。此时,在河东生息的家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舞台。

05

时间来到了明朝初期。为抵御北方侵犯,朱元璋设立九边重镇,军需开支浩大,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这时,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提出“开中法”,各地客商可自行运送粮草到驻军所在地,每上缴一石粮食得“盐引”一张。

新的舞台出现了。

河东之地便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盐矿——运城盐池。在远古时代,这里的盐池就给人们提供食盐,春秋时期鲁国人猗顿来此地贩运食盐,成为一方大贾。元代在盐池附近建立运城,此后河东的政治中心移到了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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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山西成为响应“开中法”最积极的地区之一。他们将晋南地区的粮食运往九镇,换取盐引,再将运城盐池生产的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如此庞大的生意,需要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同乡。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和宗族很快结合在一起,晋商正式形成。

河东的蒲州兴起了几个盐商大族,比如后来的明朝内阁首辅张四维的家族。张四维的父辈通过开中法运送军需,借此发家,成为地方上颇具实力的大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家还和另一个蒲州盐商王家联姻,由此形成了区域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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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商业并不能支撑一个家族继续往上爬,他们需要经营科举的事业,以获得权力来保持繁荣。于是乎,盐商们十分注重子弟的科举功名,哪怕行商在外,也要购买典籍寄回老家供子弟阅读。

后来,张四维和他的舅父——王崇古都考上了功名,走上仕途。像他们这种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人,依托家族的雄厚财力,往往能够取得科场与官场的成功,再通过商人独有的狡猾与人广泛结交进入权力中心。进入中央之后,他们便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反哺蒲州本地的科举。据统计,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包括张家、王家在内的三大家族的进士总共有22人,占这一时期蒲州进士总数的二分之一。借由权力之手,他们便从商业家族变成了科举家族。

嘉靖二十五年(1546),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屡遭朝廷拒绝。四年之后,俺答率兵犯大同、蓟镇,劫掠而去,史称“庚戌之变”,其后亦不断骚扰明朝边境。隆庆四年(1570)九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与俺答产生矛盾,于是带着亲信南逃至大同,叩关请降。当时边使认为把汉那吉无足轻重,不宜留下。但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坚持留之,认为此奇货可居。他冒着身家性命尽丧的风险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用与俺答封贡互市的方法减少北地的威胁。然而,廷臣哗然,多以为不可。

第二年,隆庆五年(1571),王崇古再次向朝廷上疏,建议封贡互市。明穆宗诏令群臣廷议,朝臣分为两派,斗争激烈。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充当了高拱与王崇古之间的联络人,积极劝说高拱,推进议和之事。之后,议和之事受到高拱、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成事。

封贡及互市,结束了明蒙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往后数十年,明朝北部几乎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经“隆庆和议”,张四维因与张居正的关系得以进入明廷权力的核心层。同时,身为反对派的兵部、户部尚书一个郁郁而终,一个引咎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山西籍官员杨博、王国光。由此,兵、户、吏三部尚书皆为山西籍官员。张四维于万历初入阁,礼部尚书马自强出自陕西官商家族,与张四维结“秦晋之好”,晋籍官员占据了张居正内阁班底的半壁江山。

回望历史,河东三姓曾通过武力和文学保持长盛不衰,而此时,河东的家族再一次找到了新时代的出路——商业和科举。

随着权势转移,这些蒲州官商家族逐渐没落。此后,晋南又兴起了几个商业家族,比如清朝的皇商介休范氏,经由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最终还是被抄了家。

还是应了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

自西汉来,家族虽然和河东这片土地紧紧纠缠在一起,但似乎也只是漫长历史的一个注脚。先民的遗迹埋藏于地下,尧庙的香火飘荡在地上,家族的谱牒记录着传承和衰落,古代温暖湿润的气候造就的植被与土壤似乎消失了,唯有黄河依然在这里,可是现在的我们,究竟是在河东,还是河西呢?

在我们自己成为历史之前,恐怕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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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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