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崛起:一部隐秘的南中国史

宋朝与元朝的终局之战,在大陆最南端的珠江上展开。

公元1279年,南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从粤东沿海追击至珠江入海口的崖门水道。

崖门,是珠江八大口门之一,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犹如一座半开半掩的江海之门。

“南蛮”崛起:一部隐秘的南中国史

元军在汉人将领张弘范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大举进攻宋军。

宋军腹背受敌,全面溃败,护卫宋帝赵昺[bǐng]的左丞相陆秀夫知道大势已去,背着8岁的赵昺投海殉国。宋将张世杰带领的残部漂流至阳江螺岛,遭受元军与风浪的无情打击,樯倾楫摧,舟覆人亡。螺岛,从此被改名为“海陵岛”,即海上陵墓之意。

此战,宣告了南宋政权的灭亡,10万南宋军民投海或战死,江水被精忠的赤血染红。战后,元军将领张弘范在崖山上刻石,题上“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大字。直到明代,人们同情宋朝忠臣的遭遇,才将石碑上的题字磨去,改为“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

珠江,古时指广州到入海口之间的一段水道,在现代地理学上则是西、北、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上各条河流的总称,其年径流量为黄河的7倍,也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大的水系。

在历史上,珠江流域长期扮演着历史边缘的角色。

但是,翻开史册聆听,会发现这条南方巨龙奏响的乐章,始终铿锵激昂:源自珠江的中国禅宗,与儒学、道教交相辉映;天下动荡之时,南宋与南明在这里浴血奋战;近代,觉醒的民族意识在珠江上奔流;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勇立潮头,独领风骚。

珠江,早已不是历史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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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

先秦时期,珠江流域分布着被称为“百越”的多个部落。其中,今广西、海南以及越南北部的称“骆越”“西瓯”;在今广东北江、西江、东江一带的称为“南越”。此外,珠江流域西江上游的北盘江,还有古老的濮人分布。

当时,珠江流域遍布森林,充斥瘴气,是毒蛇、猛兽繁衍的乐土,也是野象、鳄鱼分布的地盘。珠江一带自古多象,盛产象牙,后来秦朝在今粤西、桂南设立象郡,便是以此地的象为名。这种象其实是现在所说的亚洲象,常栖息于珠江流域的山谷与河边。

《淮南子》说,秦始热衷于收藏岭南的象牙、犀角、翡翠与珠玑等珍宝。于是,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攻打岭南。

在被纳入中原王朝历史的过程中,珠江流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彪悍属性。

秦尉屠睢的大军翻越南岭,乘坐楼船,席卷而来。秦军主攻的目标是南越与西瓯,其中,取道湘桂走廊的西路大军,在今广西一带与西瓯人展开厮杀,并处死了西瓯的首领。

愤怒的西瓯人凭借地势与秦军展开游击战,白天躲在深山密林之中,与飞禽猛兽同处,到了夜晚,用平日里渔猎的弓箭、短刀对秦军发动突袭。

曾经在中原百战百胜的秦军,面对西瓯人的夜袭措手不及,主帅屠睢中箭阵亡,秦军将士“伏尸流血数十万”,活下来的士兵从此不敢掉以轻心,几年间人不卸甲,箭不离弓。随后,秦始皇又派任嚣赵佗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对岭南进行第二次征伐。

秦朝平定岭南的战争历时数年,中原的战火第一次蔓延到珠江流域,也首次将珠江与长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

由于珠江流域山岭崎岖,运输困难,秦朝的监御史禄为了打通湘、漓二水,解决军队给养问题,率领十万军工在开凿运河。

这条运河史称“灵渠”,分为渠首、北渠与南渠三项工程,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从湘江与漓江的崇山峻岭之间劈山而出,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从而使其与淮河、黄河等水系构成一个统一的运输网络,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往来从此更加便捷。

有了这条从中原直通岭南的水道,秦朝的援军和粮饷源源不断地运达前线,扭转了战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终于平定岭南,将珠江流域划入大秦的版图,秦朝在此设南海桂林象郡

南海郡的范围,东南临南海,北接南岭,西至今广西贺州,包括今珠三角、粤东、粤北和粤西部分地区。从秦朝到汉初,南海郡的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是珠江流域的政治中心。

秦末乱世中,赵佗凭借戍守岭南的秦军割据一方,以番禺为都,建立南越国。在赵佗的统治下,南越国“甚有文理”,华风日兴,越人之间相互攻击的旧俗也得到制止。

此前,任嚣、赵佗一改屠睢时期的压迫政策,主张“和辑百越”,缓和与越人的矛盾。从中原派来戍守岭南的官吏、士兵、商贩、奴隶、逃犯与越人同处杂居,开发岭南。在任嚣的请求下,秦朝还征派了一万五千名无夫家的女子南下为戍边将士缝补衣服,实际上是让她们与将士们婚配。

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珠江流域。

南越国的割据长达93年。按照宋代人的说法,珠江的得名也始于这个时期。

相传,南越王赵佗在位时,有个波斯商人偷了其他国家的一颗价值连城的镇国宝珠,逃到番禺贩卖,后被国人发现,以重金赎回。但就在归国途中,一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宝珠跌江中,化作一块圆形巨石,称为“海珠石”

这个故事充满浪漫的神话色彩,却说明,珠江的得名与江中的海珠石息息相关。现实中的海珠石,是以前珠江河道中的巨型礁石岛,又名海珠岛,宋时该石仍居江心,后因河道泥沙冲积,逐渐与珠江北岸陆地相连。

南越国对开发珠江流域功不可没,而秦汉时期的这次历史性大进军,也以南越国的灭亡宣告完成。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军在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领下,兵分五路,攻打南越国。

历时一年多的战争结束后,岭南重归中原王朝版图。汉武帝在南越国故地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

南越国平定后,汉武帝又乘势征服西南夷,从而使珠江上游的南、北盘江流域也划归大汉王朝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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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知道,赵佗家族在岭南的统治深入人心,为了分化南越的势力,他将珠江流域郡县的中心,从南海郡的郡治番禺迁徙到了苍梧郡的郡治广信

广信,取“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这座后来被历史淡忘的小城,大致位于今广东封开县与广西梧州市的交界地带,为桂江与贺江汇入西江的地域。

后来,广信逐渐发展为两广的分界,广信之东称为“广东”,广信以西称为“广西”。宋代之后,两广中的“广”,指的就是广信。

随着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初次交融,珠江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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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

从现代地理学来看,珠江并不是单一的河流,其横贯中国南部的滇、黔、桂、粤、湘、赣六省,没有同一的发源地,也没有统一的河道,有东向之流(西江),有西向之水(东江),也有自北向南入海的江流(北江)。

珠江的三大干流西江、北江、东江本为互不相关的独立河流,因珠江三角洲尽得三江交汇、沟通江海之利,才联成一个统一的珠江水系。合而为一的珠江,又在奔流入海时形成八门夺海之势(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鸣门、虎跳门、崖门),如群龙戏珠,打破了山川封闭的藩篱,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珠江流域各河段文化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民性灵巧,尤其是下游和珠江三角洲,面朝大海,水量充盈,宽广坦荡,以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主要特色,尤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明末清初的广东学者屈大均说,珠江文化“始然于汉,炽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认为,屈大均所言正是珠江文化在秦代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时期,是汉代,珠江文化开始形成的时代,以广信为中心地带。

第二时期,是唐宋兴盛的时代,以肇庆、曲江、广州为中心地带。

第三时期,为屈大均所处的明清时期。

此外,黄伟宗提出,珠江文化的第四时期,在近代以后,即清末民国时期,第五时期则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珠江,各有其代表的文化意识与人物。

汉代,有“史在苍梧”之说,西江流域为古苍梧国所在,也是两汉时期岭南的文化中心。

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从番禺迁至广信后,广信凭借三江交汇、四方辐辏的地理区位优势,使中原、吴越、荆楚等文化在这里不断交流、融合。

正如历史学家罗香林所说:“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聚集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

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濒湘江而至粤桂交界。

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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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广信人士燮[xiè]到京城洛阳求学,研习《左氏春秋》,成为经学大师,后来返回岭南,弘扬儒学。

交州刺史被强盗杀害后,此时已回乡任职的士燮借机上表朝廷,与家族中的士壹、士武等各领合浦、徐闻、南海等地官职,此后治理岭南长达40年之久。

士燮将在中原习得的儒学思想传播到珠江流域,遂使文风渐盛,吸引了大批学者陆续南迁(“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在官事之暇,士燮还亲自到当地学校教授土著居民汉语、汉字,如宋代《殊域周咨录》所说,士燮“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

汉末三国,诸侯纷争,占据长江中下游的孙吴政权崛起后,孙权积极笼络士燮,迫使岭南臣服。士燮死后,孙权继续吞并岭南,实行“交广分治”,将汉朝设置的交州一分为二,以合浦以北的四个郡(今广东省大部和广西、湖南的部分)为广州,以南诸郡为交州,士氏家族受到打击后,渐渐人亡政息。

除了士燮之外,两汉时期的珠江流域,还涌现出了陈钦、陈元父子以及牟子、虞翻等文化大家。

有学者认为,广信作为珠江文化中心的辉煌地位,兴起于两汉,直至唐朝初年才被广州等地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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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即今光孝寺),恰逢另一位法师印宗正在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有两个小和尚在争论幡随风而动的缘由,一人说风动,一人说是幡动。

此时,惠能站出来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

梁启超说:“(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黄伟宗认为,梁启超这句话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地域差异,如果说,儒家孔子是黄河文化的代表,道家老子是长江文化的代表,那惠能发扬光大的禅宗,就是珠江文化的代表。

中国禅宗起源于珠江。南朝梁武帝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广州至今保留了他登岸的史迹,称为“西来初地”。

唐贞观年间,惠能出生于珠江流域的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三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青年时靠卖柴度日。

禅宗的主要思想是“顿悟”。有一日,惠能突然有所领悟,于是辞别母亲,到湖北黄梅向五祖弘忍求教禅学。

后来,弘忍年迈,让弟子们各写偈语,从中选择优秀的门生作为继承者。

大弟子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惠能针对这几句偈语,得出另一番见解,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日后惠能回到岭南,在广州对“风幡之论”的阐释,恰是这段偈语的延续。

弘忍赏识惠能,传位于他,是为禅宗六祖。惠能南归后,经粤赣交界的大庾岭,来到曹溪之畔的曲江南华禅寺发展禅学。后来,唐代珠江流域走出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张九龄开辟梅关古道,五岭南北天堑变通途,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禅宗由此进入兴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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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佛教禅宗与儒家、道教并驾齐驱,广传天下,王安石、苏东坡、陆九渊等人物都深受禅宗的影响,从中也可见长江、黄河、珠江文化的合流。

屈大均说珠江文化“炽于唐于宋”,这个”炽“(兴盛)的时代,正是属于惠能与禅宗的时代。

禅宗在珠江流域落地生根的同时,珠江的商业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繁荣。

从珠江入海口出发的”广州通海夷道“,可航行到波斯、阿拉伯(大食)、天竺(印度),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历史悠久的海上通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

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之后的宋朝也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珠江一带的港口外舶云集,在当时东南沿海的商港、巨埠中,“三方唯广最盛”。在广州的外围,还形成多个商业城镇,如顺德逢简、香山古镇、新会小岗、南海佛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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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人民的经营下,珠江流域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大一统的观念也早已融入珠江文化中。

自秦汉以来,南下汉人在珠江的怀抱下成长,产生了不同的民系,也形成了文化的转移与融合。现在珠三角广府系所说的广府话(即粤语),便是吸收了古汉语与古越语的方言。

珠江流域承担起了传承中原文化的使命,这种宿命感在宋元的崖山决战中达到高潮。

当元军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时,被俘的宋丞相文天祥也被押至崖山前线。船舶经过珠江口伶仃洋(零丁洋)时,文天祥面朝波涛滚滚的江面,写下了名垂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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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岭南的志士仁人掀起了抗清的斗争。

南明弘光与隆武政权在清军的追击下土崩瓦解后,清顺治三年(1646年),唐王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建立“绍武”朝廷,另一个明朝皇族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了“永历”政权。

尽管这两个并存政权相互倾轧,削弱了自身力量,却都保留了不屈的气节。

绍武存在40天便宣告灭亡,朱聿鐭被俘后,清军将领派人送来衣食,朱聿鐭拒绝道:“今天我如果喝你一勺子的水,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地下的先人呢?”随后自缢而死。他与一同殉国的大臣15人被葬于广州象山北麓,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越秀公园,称“绍武君臣冢”

永历朝廷的经历更加曲折,广东各地失陷后,永历帝沿着珠江逃到云贵。以“广东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为代表的岭南士人,纷纷组织义军,进行拼死抵抗。

顺德人陈邦彦起兵后,清军俘虏了他的家属,并写信劝降。陈邦彦大义凛然地答复道:“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私妻子也。”之后两个儿子被杀。

陈邦彦继而转战清远一带。清远城破,陈邦彦与清军展开巷战,身上多处受伤,被俘后绝食五日,慷慨就义。

在两广抗清陷入低潮之际,张献忠部将李定国异军突起,他与义兄孙可望以云贵为根据地,迎永历帝朱由榔西迁。随后李定国带兵转战千里,先后收复南宁、梧州、肇庆、桂林、柳州、四会等西江、北江沿江城镇,开创了大好局面,最后却因南明政权内讧、孙可望反戈相向、清军步步紧逼等原因而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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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1662年),败走缅甸的永历帝被清军俘虏。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永历帝坚守明朝最后的尊严,对前来捉拿他的吴三桂部下说:“偷生匹夫,快下去!此地是忠臣良将跪的,你有何颜跪在此?”同年,清军将领吴三桂用弓弦绞杀永历帝,南明最后的一面旗帜轰然倒塌。

数日后,在外征战的李定国得此噩耗,捶胸大哭,不久便郁郁而终。

明亡之后的珠江,再度激荡了忠臣义士的斑斑热血,也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流向下一个时代。

在珠江文化“照于四方”的明清时期,珠江流域不仅有以陈白沙、屈大均等本土文人为代表的文化意识,还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进入肇庆时,为中国带来的西学,以及随着南明朝廷迁徙,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传入岭南的启蒙文化思想。

近代前夜,珠江文化便具有了中原、本土与海外的多重特征,这也注定了其在下一个时代的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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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而这第一个门,当属珠江入海口的虎门

19世纪的珠江流域,鸦片贸易猖獗。林则徐等先进官员洞察鸦片危害,奏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奉命南下查禁鸦片,他经过长途跋涉,在广州的天字码头登岸。不到半年时间,林则徐便带领广东文武官员,搜查出了各国商贩的大量鸦片。

林则徐命人在虎门海滩开挖了三个水池,将所缴获的鸦片投入池中,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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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谋已久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却蛮不讲理,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战争。当英国的远征船队抵达珠江口时,中国翻开了近代黑暗的一页。

英舰用坚船利炮攻打虎门各个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与上千名将士殊死抵抗,不肯退却半步,年过六旬的关天培被炮火击中,身负重伤,仍怒目持刀,壮烈殉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军失败,清朝与英国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宣告结束。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不仅在珠江横冲直撞,还蹂躏着中国沿海的其他土地,清廷付出了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和赔款的惨痛代价。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成了戴罪之臣,但他从珠江这扇世界窗口,窥见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

林则徐见游弋于珠江口的欧洲轮船“翻滚喷雪,溯流破浪”,可谓“天下之至神”,他多方搜集介绍外国新式技术的资料,提出仿制欧洲战船的想法,但这些建议随着他离开广东而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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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珠江流域,具有爱国主义和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特点,就像梁启超说的,这里“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从基督教牧师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灵感,假借“上帝”之名,打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在广西桂平县开启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新会人梁启超胸怀维新变法的理想,糅合西学与经学,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抨击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揭开了戊戌百日维新的序幕。

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接踵而至。

1911年4月,与孙中山一同创建同盟会的黄兴,指挥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历经一日血战,包括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在内的一百多名革命志士战死或被捕牺牲。战后,义士潘达微通过善堂收得烈士遗体72具,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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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后不到半年,长江中游爆发武昌起义,吹响清王朝与封建帝制的丧钟。

后来,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如此评价黄花岗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辛亥革命之后,珠江仍是中国重要的革命阵地。孙中山在历经挫折后,终于摸索到新三民主义的旗帜。珠江之上的长洲岛,黄埔军校拔地而起,培养了此后二十多年革命与抗战的希望火种。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珠江奔涌向海,携带着她哺育的珠江文化,顺应世界浪潮,走在时代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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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珠江文化进入第五个时期,尤其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地区,经济腾飞,举世瞩目。

学者黄伟宗说,如果将来自五岭以北的中原经济文化比喻为“北风”,将来自海外的南洋和外国经济文化比喻为“海浪”,珠江文化恰好处于“北风”与“海浪”的会冲之地,两者夹击而又交汇。

历史边缘的涓涓细流,终成世界舞台的滚滚巨浪。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

司徒尚纪:《珠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黄伟宗:《珠江文化论》,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伟宗、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谭元亨:《珠江文化之旅》,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年

曾昭璇:《珠江文化在我国文化地带中的地位》,《岭南文史》,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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