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改命！

夏之时（1887-1950）是个爷们，

24岁赶上辛亥革命，身为新军排长，

他率领230多人的起义队伍，出生入死。

在重庆，他成为蜀军政府副都督，

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但夏之时也是个直男癌，

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

对女性的三从四德推崇备至。

他的前妻董竹君（1900-1997），

最终用一场逃离，成就一个世纪女性传奇，

也给了他的男权主义，一记耳光。

而所有的一切，

要从董竹君与夏之时的邂逅谈起，

从另一场决定他们亲密关系的逃离谈起。

两人相识，起于上海一家“长三堂子”（青楼）。

董竹君是堂子里的清倌人，卖唱不卖身，

夏之时是时常光顾的“夏爷”，

此时，他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

流连青楼是革命者的日常伪装。

日久生情，情愫暗生，

夏之时迷恋董竹君冰雪聪慧，

并非一般青楼女子可比；

董竹君欣赏他有激情，有改变社会的魄力，

并深知自己需要找到他这样的靠山，

才能跳出火坑。

董竹君出生在贫寒之家，

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打零工，做粗活，

尽管这样，父母还是让她上了私塾。

直到父亲重病，家计无法维持，

13岁的她，作价三百大洋，

被卖入了长三堂子。

夏之时希望为董竹君赎身，

然而，年仅14岁的董竹君拒绝了，

她提出要自己逃出来。

她这样向恋人陈述她的理由：

“我又不是一件东西，

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

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

‘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花钱买来的！’

那是我受不了的……”

果然，她靠自己的力量逃离青楼，

出逃时，她舍去一切绫罗绸缎，

又把首饰通通取下，作揖道别。

此后，终其一生都不爱金玉珠宝。

结婚前，她提出三点要求：

一、不做小老婆；

二、要求夏之时送她去日本求学；

三、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两人要组织一个好好的家庭。

夏之时的原配此时病故，

董竹君这才与夏结婚。

婚后，他们一同去了日本。

董竹君在东京女高师学习，

期间，生下了大女儿夏国琼。

夏之时爱她，但爱得十分大男子主义，

把她当成私有财产一般的爱。

董竹君喜欢音乐，

傍晚在寓所听到一阵尺八声，

吹奏的是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听得入神，她会临窗遥望。

起初，夏之时跟着聆听赞赏，

但很快就不高兴了，把话说得很难听，

怀疑年轻的妻子爱上吹尺八的男子。

1916年，夏之时奉命回国参加护国战争。

走前，这位辛亥革命元勋，

最不放心的是年仅16岁的妻子。

他急电在上海读书的弟弟来东京，

理由是“陪嫂子读书”，

实际上是进行人身监视。

最后，夏之时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

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就用它自裁！”

董竹君晚年在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

“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

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

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

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

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

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

‘君须怜我，我怜君！’”

一年后，夏之时的父亲病危，

董竹君只得放弃赴法国深造的计划，

从日本回到四川合江——丈夫的老家，

开始旧式大家族的日常生活。

这期间，夏之时仕途失意，

加上四川时局混乱，民不聊生，

他决然退出了军政界，做起寓公，

至死未再就任一官半职。

但夏之时把这种失意情绪带到家里，

赌博、酗酒、抽鸦片，

还时常用封建思想约束董竹君，

不许她抛头露面，

只容她安安静静做个都督夫人。

偏偏董竹君从来不是笼子里的金丝雀，

她未曾想过要做丈夫的宠物。

于是，在夏之时眼中，

董竹君至少背负两宗罪：

一是作为女人，却有太多的商业天分。

董竹君自小对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如今即便生活安逸了，

她对经济独立仍有强烈的诉求，

推而广之，她对女性和穷人天生有亲近感。

她创办了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

还私下资助进步人士，

这些都让夏之时极其不满。

二是作为妻子，她的育儿观与丈夫大相径庭。

夏之时要她生儿子，生儿子，生儿子，

而她连生了四个女儿，

最后才终于生了个儿子。

夏之时对四个女儿不管不顾，

甚至不愿意让她们去上学，

董竹君坚持要让女儿们受到良好教育。

夏之时对她叫嚷：

“丈夫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

董竹君并不服从，屡屡自问：

“我是妻子，还是牛马？”

两个人，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一个与时俱进，吸纳新思想，

永不停步；

另一个踏进封建的泥坑，越陷越深，

直至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有一次，两人因为小事吵起来，

夏之时对着董竹君前胸狠狠踢了一脚，

还不解恨，又跑进厨房，

拿起菜刀，准备砍人。

这一刻，董竹君愈加坚信，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解救自己于火坑的英雄，

已经“死”了。

她提出离婚，但夏之时不肯。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

开始了与夏之时的分居生活。

在上海，母女五人，几度落魄不已。

后来，董竹君回忆说：

“现实的生活和处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

一条条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时每刻，

都向我的心肺、皮肉，

每条神经钻刺着、抽打着。

一家老老少少却张着口，

等着吃饭，穿衣，上学。

现实啊！迫得我走投无路，

重重的生活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

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典当行，

当金当银，

都不曾流泪，

等到连大女儿的大提琴都要当掉的时候，

她忍不住一阵阵的心痛。

这个未曾向命运妥协的女人，

远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坦荡从容。

而她也不曾料到，

自己会再次成为贫穷的囚徒。

她东拼西凑，与人合股办纱管厂，

生意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却遭遇“一二八事变”，

厂房被日机炮弹击中，成了废墟。

正当她为恢复生产，多方奔走之时，

又因家中搜出抗日传单而被捕，

出狱后，纱管厂只得宣布倒闭。

她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

都因为不忍抛下四个女儿而放弃。

就这样熬过了五年。

夏之时出现了，一见面就问：

“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

没有安慰，只有冷嘲热讽。

董竹君感觉自尊受到极大的侮辱，

这次坚持要离婚，她说：

“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

总是想到当初人家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

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

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

没有共同语言，

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

徒添痛苦罢了。

我已立定今后一生为国为民，

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

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

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

他们的婚姻，维持了20年，

还是走向了终点。

据说，他们1934年离婚的时候，

董竹君向夏之时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不要断绝孩子们的抚养费；

第二，如果我死了，请供四个孩子到大学毕业。

夏之时含泪应允，

但一转脸就不认账。

一个男人的承诺，可以说变就变。

董竹君无语。

人们说，董竹君这个女人，

命很硬。

她这一辈子，时常被厄运之魔笼罩，

也时常被幸运之神眷顾。

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又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一个是四川人李嵩高，

说在报上看到董竹君脱离大富之家的事迹，

很受感动，

愿意借2000元，给她经商。

董竹君接受了这笔雪中送炭的投资，

决定开一家川菜馆。

“锦江小餐”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开业了，

董竹君为上海人重新定义了川菜。

无论是环境装修、餐厅服务，还是菜色烹饪，

她都一改川菜馆脏、乱、辣的问题，

一开张就迎来开门红，口碑传了出去。

最忙的时候，她亲自下厨，

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

她的另一个贵人是杜月笙。

董竹君后来说：

“我在经营的过程中，

一直是未把锦江作为仅仅是赚钱的企业，

而是把它当为高尚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来努力的。”

她对餐厅的定位，

果然得到政商、黑白两道的认同，

有头脸的人物，最喜欢追求“文化品位”。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是餐厅的常客。

据说有一次用餐，等的时间太久了，

不耐烦的他要求董竹君扩充店铺，

并帮她处理了房东、法工部的关系。

这样，锦江小餐扩充为“锦江川菜馆”，

跃居能容纳300人左右的大餐厅。

1936年，她又增开了“锦江茶室”，

成为各界名流聚会、进步人士商讨国事最常去的场所。

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

董竹君终于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当时的上海滩，

锦江的名气如日中天，

董竹君则是人人称羡的商业大亨。

有了资本，她可以实施更大的抱负，

与友人创办女性进步杂志，

承接印刷厂，印发爱国宣传材料，

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做出的事情。

贫穷曾像刀子一样，

在她在心中划下深深的印痕。

在她人生成功的时候，

她真心希望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是她支持革命的心理基础。

她曾申请加入共产党，

当时上海党支部的负责人告诉她，

革命需要经费，

你留在党外经商比较合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

日本人看中锦江的招牌，

邀请董竹君到虹口开设分店。

董竹君以找不到高级厨师为由，

周旋、拖延、推掉。

抗命的结果是危险随时袭来，

董竹君只好将锦江托人打理，

自己远走菲律宾避祸——

她的长女夏国琼正在那里。

直到抗战胜利前夕，

险些在途中丢掉性命的董竹君，

终于重回上海。

她的锦江两店，所托非人，

此时亏空严重，

经过多方奔走和整顿，

才逐渐恢复元气，重回巅峰。

转眼到了1950年，

上海市政府为了方便接待中央首长、国际友人，

需要一个安全的高级食宿场所，

希望驰名中外的锦江能够承担此事。

董竹君迅速将两店合并，

迁移到华懋大厦，改名“锦江饭店”，

变成上海第一家国宾馆。

随后，她毅然将饭店捐献给了国家，

自己仅成为饭店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那是她含辛茹苦经营了16年的产业，

当时价值15万美元，折合黄金3000两，

但她全部股份捐出去，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此时，离公私合营浪潮还有好几年时间。

同一年，在全国性的镇反运动中，

她的前夫夏之时，

被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

枪杀于四川合江老家。

37年后，才获得平反昭雪。

离婚后，董竹君和夏之时都未曾忘记对方。

夏之时一度要雇人把董竹君抛进西湖，

但内心还是渴望她回到自己身边，

直到离婚6年后，确认她不会回头，

才与一名中学老师走到一起。

1948年，夏、董离婚已经十多年，

夏之时听说上海要发生战争，

写信劝董竹君回四川躲避兵灾，

并说房间已经替她安排好了。

董竹君没有接受他的好意，

让他们唯一的儿子回信，

要夏之时明哲保身。

实际上，离婚后，

董竹君一直把他们的结婚照放在卧室床头，

余生也未再改嫁。

她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说过夏之时的坏话，

只是说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十年动乱中，董竹君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但也没能逃过最后的厄运。

她被投入监狱，

罪名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

她的家被查抄，

组织勒令她交代罪行，

一度被打得昏死过去，进了太平间。

她先是被关押到秦城监狱，

后又转到功德林监狱，

整整被关押了5年。

到1972年10月，获准监外就医出狱。

1979年3月，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一切看淡。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这样形容过她的人生：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

黄包车夫的女儿，青楼卖唱女，

处在不平凡的时代，

成了都督夫人、红色资本家、不签字的共产党员、秦城囚徒。

她曾低于尘埃，亦曾创造历史。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

岁月从来不放过她，

她也不曾轻饶过岁月。

而她自己则说过一句话：

人这一生，随心所欲做不到，

随遇而安不能做不到。

在将近80岁高龄之时，

她开始酝酿写作回忆录。

这件事，不亚于重新承受一生的困苦折磨。

几位亲友听说后，连连劝告她：

你董竹君已经是中国近代工商业赫赫有名的先驱人物了，

何必再在书中暴露自己的贫贱出身和苦难经历呢？

但董竹君不为所动，坚定地说：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亦不因被冷落而怀疑信念，

更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她拖着病痛折磨的身躯，

费了8年时间，硬是一字一句地写出了

40多万字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一世多艰，而初心不改，

无论身处浊世盛世，

她始终活成了不屈而干净的灵魂。

1997年12月，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病逝。

她生前曾让小女儿给指挥家卞祖善打电话，

托其寻找《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录音带，

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播放。

她想用这首少女时代痴迷过的爱尔兰民歌，

隐喻自己是夏之时的夫人，

她与夏之时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

最终以这种方式化解：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再也没有一朵鲜花陪伴在她的身边，

映照她绯红的脸庞和她一同叹息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