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之地，硬气之人

周昭王第三次度过汉江时，望着眼前的密林，胸中依然是豪情万丈。

对于江汉之地，他是轻蔑的，又是苦恼的。脚下这片土地如此肥沃，地下也蕴藏着无穷的铜矿，这些都不是蛮夷可以染指的东西。

自商代以来，北方的政权就常常向南征伐，炫耀武力，也使得这里的人不得不臣服北方。

周昭王也不例外。他曾两次想要平定这个地方，可惜都无功而返。第一次，他自己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还遇见了犀牛。第二次，他派祭公、辛伯攻楚，只是渡汉水时，阴风骤起，将士惊恐，全军覆没。

而这一次，他做了充足的准备，势必要征服这片荆楚之地。

险恶的汉江还是给了他答案，不过代价却是他的生命。周昭王六师丧尽，自己亦溺水而死。南征的惨败，在周人的心里打上了沉重的阴影，从此他们视汉水为畏途，不敢贸然南侵。

这片蛮荒之地，很快崛起了一个新的主人。

早在周成王之时，一个叫熊绎的人被册封于楚地。那时地盘极小，处境艰难，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弧棘矢为王室禳灾。几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凭着一口气，终于在江汉落地生根。

《史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自熊渠之后，楚国不断扩张地盘，到庄王时，“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

楚庄王八年，楚国集结了大批军队来到周王室的地盘。面对周王的使者，楚庄王直接询问周鼎的小大轻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一较高下。

使者只能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就直接反驳：“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

当年只是在汉水边挣扎求生的小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雄踞江淮之上、拥地千里、带甲百万、威势几乎覆盖整个南中国的庞然大物。

当时，广博的华夏大地似乎在进行一场区域的竞赛，关中、齐鲁、吴越等地区纷纷崛起，凝结出特色的文化，而在中国南北向的陆路和长江东西向水路的十字路口之上，一朵名为荆楚的文化之花正在绽放。

浪漫国度

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年），楚国迁都于今荆州市荆州区（故江陵县城）纪南城，新都仍称郢。对于新都的地理形胜，杜甫在《江陵望幸》中写道：“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江陵乃全楚之中，溯江而上可通巴蜀，顺江而下可达吴越，逾江而南至洞庭，北上可及中原。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乱世，常常面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无论是南北的纵向移动还是东西的横向移动，荆楚一带往往成为人们的过境或居留地带。四方的贵族、士、商贾和为生计奔走的平民来到此处，留下他们的文化烙印。

因此，荆楚文化是多元的、五彩的。

就拿当时流行的华夷之分来说，楚国是一个十足的另类。她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比中原更加开放，又比南方民族更加文明。

在崛起之初，楚人总是以一副叛逆的面目出现，甚至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有时又主动加入诸夏的游戏，觐见周天子，表示自己还传承着祖先守土南方的职守，要求周王承认楚的地位，周天子只能无奈告诫：“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到了战国，楚国很自然地参与到逐鹿中原的大战中，虽然最后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汇聚了多种文化成分的楚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干流。

在调和四方文化的同时，荆楚文化有着自己极其鲜明的底色：神秘与浪漫。

江汉地区有着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自然景观——飘渺的巫山、庞大的云梦泽、珍异的走兽飞禽，浩荡的江水和茂密的丛林。生活其间的人们如此地接近自然的伟力，便容易生出莫名的恐惧、神秘的猜测、奇妙的遐想。

楚人好像生活在充满神异的鬼灵世界一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有神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需探知神意，大至邦国政事，小至生病禳灾，都要祈求神鬼。战国时期，北方的周人已经形成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而楚人却一直保有原始的巫歌巫舞的娱神活动。

既然人事受制于神鬼，那么神人之间的沟通就十分重要，这种沟通需要通过一定的法术或仪式才能实现，因此人们需要得到具有专业素养的巫觋的帮助。

可以说，楚国是一个巫师的国度。楚平王时的大巫观射父就曾被奉为国宝，参与重大国事，成为楚王的重要辅臣。屈原的身份可能就是一个大巫，不然他无法写出《九歌》这种取悦鬼神的祭祀之作。

与巫风紧密相连的是楚人的浪漫。

清人洪亮吉在《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中说：“楚之山川奇杰伟丽，足以发抒人之性情。”在荆楚这一神奇的天地，人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无尽的张扬，浪漫则是这种生命力迸发的体现。

与沉闷的、理性的北方文化不同，楚人是感性的、活泼的、自由的，天国与现实并非完全割裂，灵魂与肉体可以相互分离，在这样放飞想象的土壤中就诞生了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楚国哲学，以《离骚》《天问》为代表的楚国文学。

从探究宇宙万物的《天问》、神游天国的《离骚》，到飘逸的《庄子》，再到诡异的《山海经》，瑰丽的文辞、奇幻的想象是楚地文学共有的艺术特征，这种内在的激情与浪漫，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

楚国灭亡之后，江汉地区成为了秦人统治下的南郡，曾经的郢都也改名为江陵，楚国的故土变成了大一统王朝下的郡县。

若干年后，一个叫项羽的楚人横空出世，应验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而他却在与同为楚人的刘邦的相争中落败，在垓下被围的时候，慷慨悲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胜利的刘邦成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当他回到故里，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楚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楚国虽然灭了，但浪漫却是不死的。

文化盛地

秦汉时期，“江汉”被一个更加庞大的区域概念所取代——荆州。

“荆州”二字最先出现在战国成书的《禹贡》中，是天下九州之一，包括湖北、湖南、两广在内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中原和岭南之间。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部设刺史，“荆州”便有了具体的范围，包括南郡、南阳、江夏三郡。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遭受党锢禁锢二十余年的刘表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接到了一纸诏书，要他去荆州任州牧。

刘表刚入荆州时，形势极为严峻。江汉之地民风剽悍，盗贼丛生。袁术在北，尽有南阳之众，南边吴人作乱，盘踞长沙之地。

年逾五旬的刘表展现出自己的政治魄力，他单骑入宜城，得到南郡蒯氏、襄阳蔡氏等荆州大族的支持。南郡蒯氏兄弟之一蒯越向刘表献计道：“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先用权谋治乱，后用仁义揽士，这便是蒯越之策。后来，刘表便遵照这一蓝图作为。几年下来，平定各方叛乱，也杜绝了其他势力的侵入，成功割据一方，荆州八郡皆心悦诚服。

初入荆州时，刘表便将荆州的治所迁往襄阳，襄阳由一个县级治所变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

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密切相关。那时的荆州，北有袁术、曹操，东有孙坚父子，西有刘璋，各方势力犬牙交错，若不守襄樊形胜之地，荆州根本无险可保。袁术和孙坚就曾经联合起来袭击刘表，刘表不能抵挡，只能退守襄阳。后来，刘表帐下大将黄祖赶来援救，大败围城的孙坚，孙坚为流矢所中，最后横死。可见襄阳之险要。

治乱之后，刘表便大兴文治。当时中原大乱，唯有幽州和荆州较为安定，士人多逃往荆州避难。在这种情况下，刘表礼贤下士，善待儒士，广建学校，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荆州学派，襄阳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中原由此刮起了一阵“荆州热”，赴至荆州的士人竟达千数。史载，当时诸葛亮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一起在荆州游学。后来，孟公威思乡情切，欲北归中原，诸葛亮说：“中国饶士大夫，邀游何必故乡邪。” 意思是中原多的是士大夫，成就事业何必一定要去北方呢？

自建安三年（198年）以后，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大约十年中，荆州成了全国文治最盛之地。可惜刘表虽然能成为一方霸主，却并无进取中原的志向，而他这人虽然能招揽人才，却不能善用人才，多猜忌，无决断，这也使一部分贤士无法出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等到天下三分之后，荆州的名士也分入各地，继续发光发热。

被刘表嫌弃长得丑的王粲，到曹魏之后便大放光彩，成为一代大师。和洽、赵俨、繁钦、杜袭等人，都以才干在中原干出了一番事业。

再看蜀国。刘备虽为一介贩履织席的寒士，但是知道礼贤下士，尤其托庇于刘表之时，特别留意访求名士，所谓“三顾茅庐”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蜀国的谋臣良将，朝府大吏，多出荆土。据《三国蜀志·伊籍传》，山阳伊籍，少依刘表，后自托于刘备，“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国法典的制订者一共五人，除了法正都是荆州之士。

还有像李严、蒋琬、费祎、杨仪、马良、霍峻等荆州的文武之士，今后都成为了蜀国的栋梁。

只不过，荆州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一度文化繁盛的荆襄之地，随着刘表的逝去而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武”的盛世。

用武之国

清人顾祖禹曾说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则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从自然地理上看，襄阳处天下之中。从陆路走，出了襄阳入武关可以去长安，入南阳可达洛阳，往南走可以到江陵。从水路走，可以从襄阳入汉水，再经汉口入长江。溯江而上可通成都平原，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经过洞庭湖可以到岭南。

正因为如此，荆襄之地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大体上说来，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势，在地域上表现为关东与关中势力的抗衡，双方交战的中心大致就在潼关至洛阳一带，比如楚汉战争、董卓之乱、东魏与西魏的对峙等等。如果是南北对立的局面，双方的调兵遣将则主要在淮南与荆襄地区进行。

魏晋南北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对立，因此荆州之争几乎贯穿于整个南北分裂的历史。

建安五年，鲁肃密谋于孙权，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鼎足江东”，第二步“进驻荆州”，第三步占领益州，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徐图天下而成帝业。大约在同时，诸葛亮也向刘备上了著名的“隆中对”：“先取荆州，继取益州”，一旦时期成熟，便从荆、益两路出兵，“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建安九年，荀彧为曹操谋划：“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最后“南临荆州”，便“天下大定”。

只要你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便不能忽视荆州的重要性。赤壁之战，关羽水淹七军，吕蒙白衣渡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三国战役，都发生在荆襄之地。

西晋时，羊祜出镇襄阳，主持荆州军事十年。饱受战乱的荆州，经过羊祜的悉心经营，得以恢复，从“军无百日之粮”的贫瘠之地变为“有十年之积”的富庶大郡，为灭吴做好了军事与物质准备。羊祜也因此受到襄阳百姓的爱戴。人们为纪念他，特地在其生前喜欢游玩的岘山上刻下石碑，建立庙宇，按时祭祀，过往之人见其碑莫不落泪。

东晋一朝，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不在于南北对立，而是内部荆、扬二州之间的争斗。往往是出任荆州的守将，挟上游之军力，与江左的东晋王朝发生对抗。东晋建国伊始，荆州牧王敦两次叛乱，率兵顺流而下直取建康。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篡晋称帝。

如果将长江比作是一个天平，那么上游荆州的重量已经远远重于下游的扬州。

刘裕代晋之后，为了解决天平的失衡，将荆襄之地分为南边的荆州和北边的雍州。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逐渐压倒了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甚至还出现了“荆州本畏襄阳人”的流言。

唐朝建立之后，南北对立的局面消失，荆襄地区终于归于平静。直到几百年后，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南宋与金朝、蒙元恢复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阳作为国防的屏障，守护了摇摇欲坠的南宋一百多年。

南宋的防御部署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巴蜀、荆襄与川陕。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又以襄阳为连接中下游的纽带。蒙古前两次攻宋，并没有认识到襄阳的重要性，所以收效不大。后来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只要控制了襄阳，就控制了鄂、豫、陕的交通咽喉，便可以切断长江上游与下游的联系。

于是，忽必烈决定中路突破，还让两路大军作为两翼分别进攻淮西与重庆，以牵制宋军的支援，配合襄樊之战。襄阳在蒙古的骑兵和炮火的连番攻击下坚守了足足六年之久，却没有等来什么像样的救援。在这漫长的六年时间里，元军甚至练出了水军，造出了船舰，可是宋廷依然坐视襄阳被围。

后来，元军拉来了回回炮，炮石发出阵阵巨响，如雨般轰击在襄阳城墙之上，所到之处，皆是残肢碎体和巨大的坑洞，守城将士的信念被浇息了。

襄阳被破后，国门洞开，江南的山河便暴露在蒙古骑兵的马蹄之下，南宋再无抵抗之力。

诗歌之路

当然，荆襄之地并不完全只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荆襄地区便失去了军事重镇的作用，却并没有失去交通枢纽的地位。在唐代，在江陵、襄阳与长安、洛阳之间，有若干条重要的驿道和水路相通，组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的《襄阳舟夜》也描绘道：“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这些都表现出荆襄之地的交通特色。

不论是北人南徙，南人北上，都要在荆襄之地驻足。无数文人墨客，或赏景揽胜，或旅途休憩，或宦海寓居，在这些人行旅之中，荆襄之地已经并非只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文化情感在空间的投射。

唐诗的地理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块。

关中属于西北内陆，文人生活于此，为此方风土所浸染，其文学自会带上一股黄土地的气息。而且这里是天子脚下，文人感慨于国家气象，吟诗自有一种宏大的气势。往西北走，就能看到沿边的烽火要塞，听到军营的鼓角悲鸣，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这就有荒漠之地特有的悲凉之气。

京城地处黄河上游，对于东南腹地向来是一种俯瞰的姿态。因此，北上的文人对它都会产生一种仰视心理。而离京远行的人，不得不对京城产生一种眷恋的心态。要走荆襄之路的，不是前去京城寻一番事业的文人，就是被贬的官吏。前者自然有一种登高望远的情绪，而后者会有一种被抛弃感的感觉。

前者如陈子昂《岘山怀古》：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

陈子昂自蜀入京，路过襄阳，登山远眺，不禁想到了蛰伏在荆州的诸葛亮，也想到了襄阳贤牧羊祜。他们一人作了隆中对，一人做了灭吴的方案。建功立业之情，便在于此。

后者如李白《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

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

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想当年李白意气风发，戴高冠佩长剑，面见韩朝宗。而今，十六年过去了，诗人旧地重游，壮志尚未酬，岁月已蹉跎。看着羊祜的石碑，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像他一样建功立业，不禁流下泪来。

即便是面对同一番景色，可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要论荆襄最有名的本土诗人，当属孟浩然。除了到长安应试及在江淮吴越一带短暂漫游以外，他的一生几乎都隐居在襄阳鹿门山。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他很明显继承了这片土地浪漫的传统，永远用一双富有情感的眼睛看待自然万物。万物有灵，山水有情，所以他的诗大多歌咏的是荆楚的山水风物。

《万山潭作》一诗中，他写道：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在山水之间垂钓，他不由得想起这片土地流传的古老传说：游女其实是汉江的神女。有个叫郑交甫的人曾游汉水，路遇两位神女，心悦之，上前求女子所戴之佩。求得之后，才走了十步，佩便不见了。回头看二女，也是不见影踪。飘渺的神女曾在此地解佩，不知今日能否一睹她的芳容。然而直到月亮升起，可还是求而不得。

同时，孟浩然对荆楚人物的故事无比仰慕，经常在诗中进行吟咏。写宋玉：“君不见，巫山神女作行云，霏红沓翠晓氛氲。婵娟流入襄王梦，倏忽还随零雨分”；写诸葛亮：“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写羊祜：“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难怪，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

荒落之邦

清人顾祖禹在纵论湖广形胜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唐以来，湖广地区大致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区域内有三个中心城市——荆州（江陵）、襄阳和鄂州（武昌）。不过，一直以来重心都是在江陵和襄阳之间交替。

北宋以后，首都东移至开封，南宋时期进一步东移至杭州，中国的政治中心不再是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元代以后，首都便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交替。

首都的变化意味着中国水陆交通进入了运河时代。大运河所经之地，成为北上、南下的必经之所。而荆襄一带的交通线，失去了全国主道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是开封到武昌的交通线。这样，最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线与最繁华的水上交通线长江相会于汉口，从而奠定了武昌“九省通衢”之地位，南北交通枢纽也由襄阳东移到鄂东的武昌。

荆州与襄阳便被边缘化了。

早在南宋之时，荆襄之地便有衰落的迹象。陈亮曾说过：“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

首先是军事地位的失宠。元明清三代，军事的基本形势仍是南北对立，朱元璋与元顺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顺治帝与南明弘光帝，再到到后来的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袁世凯与孙中山。但是，荆襄一带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役，甚至连两军长期对垒的情况都很少发生，唯有在明末的时候，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的流民根据地。

文化地位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南宋叶适曾说过：“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很难想象，曾经的文化盛地，如今却再难有著书立说之辈，其文化之不发达可见一斑。明代首辅张居正也自称家乡江陵为“下国之荒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决定回乡山居。南归前，他专门给徐阶写了一封信，表示徐阶若能振兴朝政，他愿效犬马之力。那时，张居正在人生的最低谷，内心充满孤寂、苦闷和惆怅。

回乡期间，张居正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认识。如今的荆州，被武昌夺去了光彩，已经不是当年的盛景。但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许多人们看不见的角落。

在这里，张居正看见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仅得免饥，还要遭受官吏剥削，不禁“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于是想到，为政要久任而责成，不能仅仅凭着资历就可以升官，而应该有严格的考课。在万历初年，他便推行了考成法。

在这里，张居正看见松滋知县捐俸禄，组织重建城墙，城墙“井干楼橹，靡不宏丽，屹屹为巨观”。可是仅仅靠城墙便可以了吗？张居正看到了城墙的有形之险，也看到了人心的无形之险。此后，张居正在北边防务中修筑边墙的同时，更注重优秀将领的选拔，重用谭纶、戚继光、方逢时、王崇古、李成梁等名将，并支持戚继光练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作为荆州人民的儿子，张居正自然对家乡是无比关怀的，这不仅是由于乡土之情，而且还在于荆州也不过是帝国之下的一座城市，或许这里存在的危机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危机的一个缩影。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又一次离京回乡，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回乡，四年后即去世。

那时，张居正已为一言九鼎的首辅，意气风发。经过五年的改革，曾经在江陵日夜思索的理想，已经逐步化为现实，明朝已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废局面。此次归乡，不同于嘉靖时的低落，从万历、藩王到地方督抚、州县官吏都给予其“异礼”，甚至他的母亲也被皇室以“家人礼”相待。

张居正归乡，也是明王朝的权力中心第一次随重臣离京而南移，军国大政需要传到离京城数千里外的江陵处理。一座南方的城市，一时间竟成了帝国的中心。

只是，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万历皇帝强烈感受到张居正权力的锋芒和朝政实际主宰者的地位，开始与这位首辅貌合神离。而朝野中的反对者，等待这张居正的倒台。

走过巅峰之后，剩下的路便都是下坡路。对人来说，是这样，对地区来亦是如此。

这可能古代荆州最后一个辉煌的时刻。

然而，历史不就是上坡和下坡吗？从一片蛮荒走到现在，荆州这片土地见过巅峰，也触碰谷底。汉水之滨的女神依然飘渺无踪，这里的人们也不会停下追求的脚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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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运环：《荆楚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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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

李德辉：《唐代五都交通圈及其文学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