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之地,硬气之人

周昭王第三次度过汉江时,望着眼前的密林,胸中依然是豪情万丈。

对于江汉之地,他是轻蔑的,又是苦恼的。脚下这片土地如此肥沃,地下也蕴藏着无穷的铜矿,这些都不是蛮夷可以染指的东西。

自商代以来,北方的政权就常常向南征伐,炫耀武力,也使得这里的人不得不臣服北方。

周昭王也不例外。他曾两次想要平定这个地方,可惜都无功而返。第一次,他自己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还遇见了犀牛。第二次,他派祭公、辛伯攻楚,只是渡汉水时,阴风骤起,将士惊恐,全军覆没。

而这一次,他做了充足的准备,势必要征服这片荆楚之地。

险恶的汉江还是给了他答案,不过代价却是他的生命。周昭王六师丧尽,自己亦溺水而死。南征的惨败,在周人的心里打上了沉重的阴影,从此他们视汉水为畏途,不敢贸然南侵。

这片蛮荒之地,很快崛起了一个新的主人。

早在周成王之时,一个叫熊绎的人被册封于楚地。那时地盘极小,处境艰难,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弧棘矢为王室禳灾。几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凭着一口气,终于在江汉落地生根。

《史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自熊渠之后,楚国不断扩张地盘,到庄王时,“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

楚庄王八年,楚国集结了大批军队来到周王室的地盘。面对周王的使者,楚庄王直接询问周鼎的小大轻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一较高下。

使者只能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就直接反驳:“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

血性之地,硬气之人

当年只是在汉水边挣扎求生的小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雄踞江淮之上、拥地千里、带甲百万、威势几乎覆盖整个南中国的庞然大物。

当时,广博的华夏大地似乎在进行一场区域的竞赛,关中、齐鲁、吴越等地区纷纷崛起,凝结出特色的文化,而在中国南北向的陆路和长江东西向水路的十字路口之上,一朵名为荆楚的文化之花正在绽放。

浪漫国度

浪漫国度

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年),楚国迁都于今荆州市荆州区(故江陵县城)纪南城,新都仍称郢。对于新都的地理形胜,杜甫在《江陵望幸》中写道:“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江陵乃全楚之中,溯江而上可通巴蜀,顺江而下可达吴越,逾江而南至洞庭,北上可及中原。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乱世,常常面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无论是南北的纵向移动还是东西的横向移动,荆楚一带往往成为人们的过境或居留地带。四方的贵族、士、商贾和为生计奔走的平民来到此处,留下他们的文化烙印。

因此,荆楚文化是多元的、五彩的。

就拿当时流行的华夷之分来说,楚国是一个十足的另类。她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比中原更加开放,又比南方民族更加文明。

在崛起之初,楚人总是以一副叛逆的面目出现,甚至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有时又主动加入诸夏的游戏,觐见周天子,表示自己还传承着祖先守土南方的职守,要求周王承认楚的地位,周天子只能无奈告诫:“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到了战国,楚国很自然地参与到逐鹿中原的大战中,虽然最后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汇聚了多种文化成分的楚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干流。

在调和四方文化的同时,荆楚文化有着自己极其鲜明的底色:神秘与浪漫

江汉地区有着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自然景观——飘渺的巫山、庞大的云梦泽、珍异的走兽飞禽,浩荡的江水和茂密的丛林。生活其间的人们如此地接近自然的伟力,便容易生出莫名的恐惧、神秘的猜测、奇妙的遐想。

楚人好像生活在充满神异的鬼灵世界一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有神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需探知神意,大至邦国政事,小至生病禳灾,都要祈求神鬼。战国时期,北方的周人已经形成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而楚人却一直保有原始的巫歌巫舞的娱神活动。

既然人事受制于神鬼,那么神人之间的沟通就十分重要,这种沟通需要通过一定的法术或仪式才能实现,因此人们需要得到具有专业素养的巫觋的帮助。

可以说,楚国是一个巫师的国度。楚平王时的大巫观射父就曾被奉为国宝,参与重大国事,成为楚王的重要辅臣。屈原的身份可能就是一个大巫,不然他无法写出《九歌》这种取悦鬼神的祭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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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巫风紧密相连的是楚人的浪漫。

清人洪亮吉在《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中说:“楚之山川奇杰伟丽,足以发抒人之性情。”在荆楚这一神奇的天地,人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无尽的张扬,浪漫则是这种生命力迸发的体现。

与沉闷的、理性的北方文化不同,楚人是感性的、活泼的、自由的,天国与现实并非完全割裂,灵魂与肉体可以相互分离,在这样放飞想象的土壤中就诞生了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楚国哲学,以《离骚》《天问》为代表的楚国文学。

从探究宇宙万物的《天问》、神游天国的《离骚》,到飘逸的《庄子》,再到诡异的《山海经》,瑰丽的文辞、奇幻的想象是楚地文学共有的艺术特征,这种内在的激情与浪漫,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源头,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

楚国灭亡之后,江汉地区成为了秦人统治下的南郡,曾经的郢都也改名为江陵,楚国的故土变成了大一统王朝下的郡县。

若干年后,一个叫项羽的楚人横空出世,应验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而他却在与同为楚人的刘邦的相争中落败,在垓下被围的时候,慷慨悲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胜利的刘邦成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当他回到故里,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楚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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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虽然灭了,但浪漫却是不死的。

文化盛地

文化盛地

秦汉时期,“江汉”被一个更加庞大的区域概念所取代——荆州

“荆州”二字最先出现在战国成书的《禹贡》中,是天下九州之一,包括湖北、湖南、两广在内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中原和岭南之间。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部设刺史,“荆州”便有了具体的范围,包括南郡、南阳、江夏三郡。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遭受党锢禁锢二十余年的刘表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接到了一纸诏书,要他去荆州任州牧。

刘表刚入荆州时,形势极为严峻。江汉之地民风剽悍,盗贼丛生。袁术在北,尽有南阳之众,南边吴人作乱,盘踞长沙之地。

年逾五旬的刘表展现出自己的政治魄力,他单骑入宜城,得到南郡蒯氏、襄阳蔡氏等荆州大族的支持。南郡蒯氏兄弟之一蒯越向刘表献计道:“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先用权谋治乱,后用仁义揽士,这便是蒯越之策。后来,刘表便遵照这一蓝图作为。几年下来,平定各方叛乱,也杜绝了其他势力的侵入,成功割据一方,荆州八郡皆心悦诚服。

初入荆州时,刘表便将荆州的治所迁往襄阳,襄阳由一个县级治所变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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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密切相关。那时的荆州,北有袁术、曹操,东有孙坚父子,西有刘璋,各方势力犬牙交错,若不守襄樊形胜之地,荆州根本无险可保。袁术和孙坚就曾经联合起来袭击刘表,刘表不能抵挡,只能退守襄阳。后来,刘表帐下大将黄祖赶来援救,大败围城的孙坚,孙坚为流矢所中,最后横死。可见襄阳之险要。

治乱之后,刘表便大兴文治。当时中原大乱,唯有幽州和荆州较为安定,士人多逃往荆州避难。在这种情况下,刘表礼贤下士,善待儒士,广建学校,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荆州学派,襄阳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中原由此刮起了一阵“荆州热”,赴至荆州的士人竟达千数。史载,当时诸葛亮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一起在荆州游学。后来,孟公威思乡情切,欲北归中原,诸葛亮说:“中国饶士大夫,邀游何必故乡邪。” 意思是中原多的是士大夫,成就事业何必一定要去北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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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安三年(198年)以后,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大约十年中,荆州成了全国文治最盛之地。可惜刘表虽然能成为一方霸主,却并无进取中原的志向,而他这人虽然能招揽人才,却不能善用人才,多猜忌,无决断,这也使一部分贤士无法出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等到天下三分之后,荆州的名士也分入各地,继续发光发热。

被刘表嫌弃长得丑的王粲,到曹魏之后便大放光彩,成为一代大师。和洽、赵俨、繁钦、杜袭等人,都以才干在中原干出了一番事业。

再看蜀国。刘备虽为一介贩履织席的寒士,但是知道礼贤下士,尤其托庇于刘表之时,特别留意访求名士,所谓“三顾茅庐”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蜀国的谋臣良将,朝府大吏,多出荆土。据《三国蜀志·伊籍传》,山阳伊籍,少依刘表,后自托于刘备,“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国法典的制订者一共五人,除了法正都是荆州之士。

还有像李严、蒋琬、费祎、杨仪、马良、霍峻等荆州的文武之士,今后都成为了蜀国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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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荆州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一度文化繁盛的荆襄之地,随着刘表的逝去而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武”的盛世。

用武之国

用武之国

清人顾祖禹曾说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则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从自然地理上看,襄阳处天下之中。从陆路走,出了襄阳入武关可以去长安,入南阳可达洛阳,往南走可以到江陵。从水路走,可以从襄阳入汉水,再经汉口入长江。溯江而上可通成都平原,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经过洞庭湖可以到岭南。

正因为如此,荆襄之地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大体上说来,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势,在地域上表现为关东与关中势力的抗衡,双方交战的中心大致就在潼关至洛阳一带,比如楚汉战争、董卓之乱、东魏与西魏的对峙等等。如果是南北对立的局面,双方的调兵遣将则主要在淮南与荆襄地区进行。

魏晋南北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对立,因此荆州之争几乎贯穿于整个南北分裂的历史。

建安五年,鲁肃密谋于孙权,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鼎足江东”,第二步“进驻荆州”,第三步占领益州,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徐图天下而成帝业。大约在同时,诸葛亮也向刘备上了著名的“隆中对”:“先取荆州,继取益州”,一旦时期成熟,便从荆、益两路出兵,“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建安九年,荀彧为曹操谋划:“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最后“南临荆州”,便“天下大定”。

只要你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便不能忽视荆州的重要性。赤壁之战,关羽水淹七军,吕蒙白衣渡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三国战役,都发生在荆襄之地。

西晋时,羊祜出镇襄阳,主持荆州军事十年。饱受战乱的荆州,经过羊祜的悉心经营,得以恢复,从“军无百日之粮”的贫瘠之地变为“有十年之积”的富庶大郡,为灭吴做好了军事与物质准备。羊祜也因此受到襄阳百姓的爱戴。人们为纪念他,特地在其生前喜欢游玩的岘山上刻下石碑,建立庙宇,按时祭祀,过往之人见其碑莫不落泪。

东晋一朝,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不在于南北对立,而是内部荆、扬二州之间的争斗。往往是出任荆州的守将,挟上游之军力,与江左的东晋王朝发生对抗。东晋建国伊始,荆州牧王敦两次叛乱,率兵顺流而下直取建康。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篡晋称帝。

如果将长江比作是一个天平,那么上游荆州的重量已经远远重于下游的扬州。

刘裕代晋之后,为了解决天平的失衡,将荆襄之地分为南边的荆州和北边的雍州。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逐渐压倒了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甚至还出现了“荆州本畏襄阳人”的流言。

唐朝建立之后,南北对立的局面消失,荆襄地区终于归于平静。直到几百年后,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南宋与金朝、蒙元恢复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阳作为国防的屏障,守护了摇摇欲坠的南宋一百多年。

南宋的防御部署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巴蜀、荆襄与川陕。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又以襄阳为连接中下游的纽带。蒙古前两次攻宋,并没有认识到襄阳的重要性,所以收效不大。后来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只要控制了襄阳,就控制了鄂、豫、陕的交通咽喉,便可以切断长江上游与下游的联系。

于是,忽必烈决定中路突破,还让两路大军作为两翼分别进攻淮西与重庆,以牵制宋军的支援,配合襄樊之战。襄阳在蒙古的骑兵和炮火的连番攻击下坚守了足足六年之久,却没有等来什么像样的救援。在这漫长的六年时间里,元军甚至练出了水军,造出了船舰,可是宋廷依然坐视襄阳被围。

血性之地,硬气之人

后来,元军拉来了回回炮,炮石发出阵阵巨响,如雨般轰击在襄阳城墙之上,所到之处,皆是残肢碎体和巨大的坑洞,守城将士的信念被浇息了。

襄阳被破后,国门洞开,江南的山河便暴露在蒙古骑兵的马蹄之下,南宋再无抵抗之力。

诗歌之路

诗歌之路

当然,荆襄之地并不完全只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荆襄地区便失去了军事重镇的作用,却并没有失去交通枢纽的地位。在唐代,在江陵、襄阳与长安、洛阳之间,有若干条重要的驿道和水路相通,组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的《襄阳舟夜》也描绘道:“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这些都表现出荆襄之地的交通特色。

不论是北人南徙,南人北上,都要在荆襄之地驻足。无数文人墨客,或赏景揽胜,或旅途休憩,或宦海寓居,在这些人行旅之中,荆襄之地已经并非只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文化情感在空间的投射。

唐诗的地理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块。

关中属于西北内陆,文人生活于此,为此方风土所浸染,其文学自会带上一股黄土地的气息。而且这里是天子脚下,文人感慨于国家气象,吟诗自有一种宏大的气势。往西北走,就能看到沿边的烽火要塞,听到军营的鼓角悲鸣,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这就有荒漠之地特有的悲凉之气。

京城地处黄河上游,对于东南腹地向来是一种俯瞰的姿态。因此,北上的文人对它都会产生一种仰视心理。而离京远行的人,不得不对京城产生一种眷恋的心态。要走荆襄之路的,不是前去京城寻一番事业的文人,就是被贬的官吏。前者自然有一种登高望远的情绪,而后者会有一种被抛弃感的感觉。

前者如陈子昂《岘山怀古》: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

陈子昂自蜀入京,路过襄阳,登山远眺,不禁想到了蛰伏在荆州的诸葛亮,也想到了襄阳贤牧羊祜。他们一人作了隆中对,一人做了灭吴的方案。建功立业之情,便在于此。

后者如李白《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

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

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想当年李白意气风发,戴高冠佩长剑,面见韩朝宗。而今,十六年过去了,诗人旧地重游,壮志尚未酬,岁月已蹉跎。看着羊祜的石碑,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像他一样建功立业,不禁流下泪来。

即便是面对同一番景色,可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要论荆襄最有名的本土诗人,当属孟浩然。除了到长安应试及在江淮吴越一带短暂漫游以外,他的一生几乎都隐居在襄阳鹿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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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他很明显继承了这片土地浪漫的传统,永远用一双富有情感的眼睛看待自然万物。万物有灵,山水有情,所以他的诗大多歌咏的是荆楚的山水风物。

《万山潭作》一诗中,他写道: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在山水之间垂钓,他不由得想起这片土地流传的古老传说:游女其实是汉江的神女。有个叫郑交甫的人曾游汉水,路遇两位神女,心悦之,上前求女子所戴之佩。求得之后,才走了十步,佩便不见了。回头看二女,也是不见影踪。飘渺的神女曾在此地解佩,不知今日能否一睹她的芳容。然而直到月亮升起,可还是求而不得。

同时,孟浩然对荆楚人物的故事无比仰慕,经常在诗中进行吟咏。写宋玉:“君不见,巫山神女作行云,霏红沓翠晓氛氲。婵娟流入襄王梦,倏忽还随零雨分”;写诸葛亮:“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写羊祜:“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难怪,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

荒落之邦

荒落之邦

清人顾祖禹在纵论湖广形胜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唐以来,湖广地区大致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区域内有三个中心城市——荆州(江陵)、襄阳鄂州(武昌)。不过,一直以来重心都是在江陵和襄阳之间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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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首都东移至开封,南宋时期进一步东移至杭州,中国的政治中心不再是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元代以后,首都便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交替。

首都的变化意味着中国水陆交通进入了运河时代。大运河所经之地,成为北上、南下的必经之所。而荆襄一带的交通线,失去了全国主道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是开封到武昌的交通线。这样,最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线与最繁华的水上交通线长江相会于汉口,从而奠定了武昌“九省通衢”之地位,南北交通枢纽也由襄阳东移到鄂东的武昌。

荆州与襄阳便被边缘化了。

早在南宋之时,荆襄之地便有衰落的迹象。陈亮曾说过:“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

首先是军事地位的失宠。元明清三代,军事的基本形势仍是南北对立,朱元璋与元顺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顺治帝与南明弘光帝,再到到后来的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袁世凯与孙中山。但是,荆襄一带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役,甚至连两军长期对垒的情况都很少发生,唯有在明末的时候,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的流民根据地。

文化地位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南宋叶适曾说过:“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很难想象,曾经的文化盛地,如今却再难有著书立说之辈,其文化之不发达可见一斑。明代首辅张居正也自称家乡江陵为“下国之荒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决定回乡山居。南归前,他专门给徐阶写了一封信,表示徐阶若能振兴朝政,他愿效犬马之力。那时,张居正在人生的最低谷,内心充满孤寂、苦闷和惆怅。

回乡期间,张居正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认识。如今的荆州,被武昌夺去了光彩,已经不是当年的盛景。但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许多人们看不见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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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张居正看见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仅得免饥,还要遭受官吏剥削,不禁“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于是想到,为政要久任而责成,不能仅仅凭着资历就可以升官,而应该有严格的考课。在万历初年,他便推行了考成法。

在这里,张居正看见松滋知县捐俸禄,组织重建城墙,城墙“井干楼橹,靡不宏丽,屹屹为巨观”。可是仅仅靠城墙便可以了吗?张居正看到了城墙的有形之险,也看到了人心的无形之险。此后,张居正在北边防务中修筑边墙的同时,更注重优秀将领的选拔,重用谭纶、戚继光、方逢时、王崇古、李成梁等名将,并支持戚继光练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作为荆州人民的儿子,张居正自然对家乡是无比关怀的,这不仅是由于乡土之情,而且还在于荆州也不过是帝国之下的一座城市,或许这里存在的危机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危机的一个缩影。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又一次离京回乡,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回乡,四年后即去世。

那时,张居正已为一言九鼎的首辅,意气风发。经过五年的改革,曾经在江陵日夜思索的理想,已经逐步化为现实,明朝已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废局面。此次归乡,不同于嘉靖时的低落,从万历、藩王到地方督抚、州县官吏都给予其“异礼”,甚至他的母亲也被皇室以“家人礼”相待。

张居正归乡,也是明王朝的权力中心第一次随重臣离京而南移,军国大政需要传到离京城数千里外的江陵处理。一座南方的城市,一时间竟成了帝国的中心。

只是,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万历皇帝强烈感受到张居正权力的锋芒和朝政实际主宰者的地位,开始与这位首辅貌合神离。而朝野中的反对者,等待这张居正的倒台。

走过巅峰之后,剩下的路便都是下坡路。对人来说,是这样,对地区来亦是如此。

这可能古代荆州最后一个辉煌的时刻。

然而,历史不就是上坡和下坡吗?从一片蛮荒走到现在,荆州这片土地见过巅峰,也触碰谷底。汉水之滨的女神依然飘渺无踪,这里的人们也不会停下追求的脚步。

参考文献: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罗运环:《荆楚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宋杰:《古代中国战争的地理枢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

李德辉:《唐代五都交通圈及其文学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血性之地,硬气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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