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史学界对宋朝,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人说,宋朝积贫积弱。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翦伯赞等,他们认为,宋朝对外积弱不振,内部积贫难疗,十分菜鸡。

另外一些学者,如陈寅恪,却评价宋代为“造极之世”。那是一个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一大半的富庶之国,造就了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个商业发达、空前繁荣而又被动挨打的王朝,将其财富密码书写于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的宋词风流之中。

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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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帝国的歌者

在一次科举放榜的名单上,宋仁宗看到了柳永(柳三变)的名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听别人举荐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气地说:“且去填词。”

此前,柳永所作的《鹤冲天》词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正是这一句,惹恼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词”,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词人,成为大宋流行乐坛的一哥。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受歌妓喜爱,被时人称赞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词,本是文人雅士自娱自乐的产物,一开始并不被当做正经文学来看待。

宋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宋词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使之从士大夫的府中宴乐,走向市井的声色娱乐,在瓦子(瓦舍)、酒楼、茶坊、勾栏的轻歌曼舞之中传播四方。

柳永生活的北宋,城市化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建制中的各类型城市,最多时数量达3000多个,比当时的西欧城市加起来还多。

正是在宋仁宗贬斥柳永的这一时期,宋朝开始实行“坊市合一”。

宋代以前,城市中的坊与市,即居民区和集市区是分开的,晚上到点就不许商人营业,这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坊市合一后,宵禁得到缓解,夜市集市日渐繁华,城市居民总算有了夜生活,恰似陆游在诗中写的,“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远坊寂寂门尽闭,只有烟月无人行”

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一位不知名的宋代词人在流寓江南后,创作了这首《鹧鸪天》,描绘的正是北宋元宵佳节的不眠夜:

真个亲曾见太平。元宵且说景龙灯。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

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

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政府对商税进行统计,全年商税年入万贯的城市,有204座,其中,开封府达到年商税40万贯以上。

在北宋的权力中心开封府,各种行当自由发展,至少有160多行,酒店、香铺、妓馆、小食店、杂货铺、金银铺等各色商铺馆舍,分布于汴水虹桥两岸。各行各业的厨子、作匠、小贩、妓女、闲汉等,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版的《清明上河图》。

目前已知,宋代汴京最盛时人口已达150万左右,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弛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因此,尽管柳永仕途上不得意,饱受羁旅之苦,直到暮年才混了个小官,却能发挥一技之长,在青楼酒肆里得到风尘女子的关怀。

据《醉翁谈录》记载,柳永每到一处,歌妓皆爱惜其词名,请他为自己作词。得到柳永的作品后,歌妓的声价瞬间涨了十倍,她们也将所得财物的一部分用于资助落魄的柳永。

宋代士大夫以听歌看舞、携妓狎欢作为娱乐项目,而宋词正是在歌妓的美妙嗓音中得以传播。有的大臣还愿意娶几个歌妓为妾,作词给她们在酒席上演唱,当做一种业余爱好。

才子佳人,浅斟低唱,他们都是这场盛世狂欢中当之无愧的主角。

有一个故事,说宋代词人叶梦得登进士第后,调任到地方管理治安,受到上司青睐,职位类似于县级公安局长。

一天,叶梦得与同僚出游,在江边遇到一艘满载美女的彩船,知道对方是风尘女子,本想回避。但船靠岸后,烟雨迷蒙之间,走下十几个衣着华丽的歌妓。她们问一旁的小吏:“叶学士安在?妾身可否有幸拜见?”

叶梦得不得已出来相见,众歌妓大为惊喜,说:“早已听闻叶学士名声传遍江表。妾等为真州的歌妓,本来隶属乐籍,靠在酒宴演唱为生。最近郡守不允许官员私自聚会,故而我们只好沿江而下,能在此见到叶学士实在是天赐的幸运。”

听闻歌妓们的遭遇,叶梦得深感同情,况且对方还自称是自己的小迷妹,于是就留她们下来,举办了一场酒宴,并亲自作词,写了一首《贺新郎·睡起流莺语》,请歌妓演唱:

睡起流莺语。掩青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尚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萍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我们现在能欣赏到宋词,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当时的歌妓。她们是两宋城市化发展中的职业艺人,也是一个时代的歌者。

这些凭借声色才艺吸引文人的美人,将宋词传播到了每一处井水街巷,正如苏东坡在《减字木兰花·庆姬》所写:

天真雅丽。容态温柔心性慧。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

妙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

然而,歌妓的日子并非一直都风光无限。

无论是官妓、家妓还是私妓,她们都是被迫误入风尘,没有人身自由,命运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也不一定能与文人雅士互为知音,更多的是遭到残酷虐待。

据记载,南宋权相贾似道,也是一个风流多情的主,养了不少家妓。

一天,贾似道与多位姬妾在湖上倚楼眺望,远远见两个身着道装、轻摇羽扇的少年乘小舟游湖登岸。

其中一个家妓感慨道:“美哉二少年!”

贾似道对她说:“你如果喜欢他们,我让他们来纳聘。”美人笑而不语,随后被贾似道命令退下。

没过多久,仆人捧着一个盒子来到众人面前,贾似道冷酷地说:“刚才已为某姬受聘。”打开一看,竟然是那个家妓的首级,在场众人不寒而栗。贾似道因为她有可能不忠于自己,就痛下杀手。

类似的故事散见于各种宋代史料之中。比如吕士隆为宣州知州时,有虐待狂倾向,他经常找各种理由鞭笞官妓,对她们施虐。官妓不堪受辱,四散而逃。

为大宋歌唱的风尘女子,大都没能改善生活,反而遭受更多的剥削,与其他百姓一同陷入了帝国的“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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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宋朝,可说是诞生于追求享乐的思想潮流中。

在北宋初年“杯酒释兵权”的大戏中,宋太祖赵匡胤举起酒杯,对老同志石守信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积攒金帛良田,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妓,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此后,赵匡胤以和平方式解除了手下大将的兵权。

随着城市经济繁荣,有宋一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甚至迷醉于奢侈享乐之中。

此即《宋史》记载的,“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

皇帝有时以“撒币”为乐。

雍熙年间,宋太宗赵光义登上讲武台阅兵,有武艺超群者,就奖赏其布帛。后来登琼林苑,与大臣饮酒,宋太宗又掷钱币于楼下,让路过的人争抢,有钱就是任性。后来的宋徽宗也有类似这样撒币的爱好。

官员有时以泡妞为乐。

宋庠宋祁兄弟俩是宋仁宗时的同榜进士。据说当年宋祁的名次原本在哥哥宋庠之前,但太后刘娥以为“以弟先兄”有违礼制,便擢宋庠为状元,将宋祁改为第十名。

这哥俩后来都成为北宋的名臣,但宋祁有个不良爱好,就是出于寒窗苦读多年的补偿心理,追求享乐,尤其是迷恋歌妓。

有一年上元夜,身居高位的宋庠仍到书院读《周易》,听闻其弟宋祁打着灯笼,拥抱着歌妓醉饮达旦。第二天,宋庠派亲信传话给宋祁,说:“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

齑,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可见宋氏兄弟读书时的辛酸。

宋祁却笑了,对传话的人说,你去告诉我哥,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们当年同吃齑煮饭苦读是为了什么?

富商有时以买官为小目标。

宋真宗年间,有一年山东遭遇灾荒,由于官员谎报灾情,导致天灾险些演变成人祸,使受灾群众陷入倒悬之急。

登州富商郑河听说此事,大手一挥,给朝廷捐了粮食五千六百石,没别的要求,就是想帮弟弟郑巽要个官职。宋真宗本不想答应,大臣却劝他给富豪树立个榜样,好让他们都愿意赞助朝廷,于是就给郑巽补了个官。

到了北宋末年,卖官鬻爵的现象就更严重了。

商业贸易的发达,促使经商者嗜钱如命,甚至不惜造假。某位无名氏所写的《行香子》,就描写了欺骗顾客、卖假酒的奸商,堪称大宋版“315”打假:

物价廉平。一道会、卖个三升。打开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

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以上说的都是富人生活,那大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

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据统计,宋朝统治下的人口在北宋后期最盛时已经过亿。宋朝耕地面积更是超过了唐朝,将耕地面积换算成当代数字,宋朝的耕地最多时为511万顷,唐朝为485万顷。这是在宋朝疆域比唐朝小得多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

随着人口激增,宋朝统治者最早在汴京进行了户籍改革,以完全租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为“客户”,而“主户”按照占地和财产多寡分为五等,并实行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自由买卖。

种种举措促进了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在宋朝的一些城市,城市人口多达20%以上,由此形成了市民阶级。

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末词人蒋捷有一首《昭君怨·卖花人》,就是他日常所见小商小贩的生活: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宋代皇室贵族、富商巨贾的奢靡生活,豪车美女、金石书画一样不少。平民百姓与底层官吏的生活却更加脚踏实地,甚至仅能勉强糊口而已。

当时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十倍、百倍,甚至是更大的差距。就连一向乐观的苏轼,都有过如此感慨:“其一大富,千金日费。其一甚贫,百钱而已。”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底层官吏,每月工资只有一二贯,多不过三五贯。

聚集在城市中的,更多是普通市民。宋代打工人月工资也在三贯左右,如“负薪入市得百钱”、“卖鱼日不满百钱”、“佣不习书……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这些打工人每天都只能赚一百文钱,像富人那样一日千金的小目标,永远都无法实现,在大都市养活一家老小更是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创业,有些小老板的生意也仅够糊口而已。如宋徽宗时期,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在东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靠煮猪羊血售卖,养活妻儿老小,每日所得不过二百钱,却安贫守分。

还有世代卖面的许大郎一家,虽然有京城户口,“然仅能自赡”。

还有一名沧州妇人,因“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这说明卖水果的收入,一天为数十文钱。

很多人年少时学过的那首《蚕妇》,写的是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妇女,其中有一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像蚕妇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难以穿上蚕丝织成的罗绮。

繁华的大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敲响了盛世的警钟。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据说也有以画曲谏的说法。

权贵却还不满足。宋徽宗为了在京城建造“寿山艮岳”,派爪牙搜刮天下名花奇石,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北宋灭亡前夕,为反抗剥削揭竿而起的方腊起义,吹响了亡国的前奏,随后被宋军精锐平定。

不久后,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金兵铁骑南下汴京,攻灭北宋,艮岳奇石不是被毁,就是被运往金朝的燕京,徽、钦二帝当了俘虏,不少京城权贵跟着他们在被俘北上的途中,遭受前所未有的侮辱。

东京梦华,至此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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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逆袭

南宋建立后,经过几番辗转,定都于临安(杭州)。从此,“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历经晚唐五代以来的中原离乱,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宋代的南方经济已实现对北方的全面逆袭。

杭州城,这个参差十万人家的三吴都会,代表南方大城市的繁华富丽,如有“张三影”之称的北宋词人张先,在《破阵乐·钱塘》所写:

四堂互映,双门并丽,龙阁开府。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

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暝色韶光,几许粉面,飞甍朱户。

和煦。雁齿桥红,裙腰草绿,云际寺、林下路。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

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自此归从泥诏,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

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南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大受破坏,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在朝政混乱与环境恶化之中走向衰落。

中晚唐时,关中长期依赖于东边的运河与江南的粮食财富求生存。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甚至发生了由于江南漕运来不及运送,禁军缺粮而险些暴动的事件。幸好有大臣及时运了三万斛米到关中,唐德宗这才转忧为喜,拉着太子的手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为了缩短物资运送的距离,中晚唐的皇帝常往来于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到了五代十国时,中原政权进一步东移至临近运河的开封。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时,南方政权都在专心搞钱。

比如占据岭南的南汉,就“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利尽南海,与四方通商,像极了今日的经济特区。吴越、南唐、前后蜀、闽、楚,都处于当时的富庶之地,除了租赋收入外,皆取资于商利,凭借经济兴盛,据地以自雄。

宋太祖定都汴梁后,本想迁都回长安或洛阳,这一做法被皇弟赵光义与群臣反对,不得已继续留在开封。

但是,赵匡胤对于繁华的北方城市开封,心里也没底,曾经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应该知道,随着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南方崛起的经济才是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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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北宋学者李觐直言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觐发现,杭州、苏州、京口(镇江)、扬州、金陵(南京)等江南市镇,不仅将南方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也为北方输入了江南的人文习俗,而当时北方在物质文化上对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回馈,所谓“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

因此,南方人愈发讲究,大多数北方人反而变得节俭。

宋代有一则关于饮食文化的故事,发生于江西人黄庭坚与河北人刘挚之间。

每次黄庭坚请客吃饭,都会想尽方法,让厨师多准备几样山珍海味。刘挚却性情纯朴,常对黄庭坚说:“来日吃蒸饼。”蒸饼,类似于馒头。黄庭坚不喜欢刘挚的简俭,日子久了,二人渐行渐远,后来竟然成为政敌。

宋词的发展,也反映了南方经济文化对北方的碾压。

据唐圭璋先生统计,两宋300余年,有八成以上的词人来自南方。除了北宋都城开封之外,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南京等南方城市留下了词人活跃的足迹。

北宋僧人仲殊先后寓居苏、杭,与苏轼往来甚厚,年轻时考过科举,也曾寄宿于秦淮河畔。他写金陵的都市风光,有这首《诉衷情·建康》:

钟山影里看楼台,江烟晚翠开。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

寂寞处,两潮回。黯愁怀。汀花雨细,水树风闲,又是秋来。

靖康之变后,金兵多次饮马长江,铁蹄踏碎了扬州梦。对于这座东南大都会饱受战乱的悲剧,南宋词人姜夔有一阙代表作《扬州慢·淮左名都》,感慨扬州的前后变化: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北宋的柳永不仅游历江南,还曾为西南的天府之国成都写了首《一寸金》: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

热闹繁华的巴蜀,在北宋时期开始流行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其诞生于民间,推动者是当时的名臣张咏

早在当县令时,张咏就以刚正不阿著称。

有一次,一个管理官库的小吏偷了一个铜钱,被张咏下令杖打。小吏不服气,说:“我今天才拿了一枚铜钱,何至于杖打我呢?你敢揍我,那敢杀我吗?”

张咏当机立断,作出判决:“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当场将犯罪小吏处死。

后来,张咏两次到益州为官,治蜀颇有政绩。他对交子铺进行规范化治理,将这个行业交给当地16个有声誉的富商大户经营,提高了交子的信用度,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流通货币。

因此,有人将张咏称为“纸币之父”。

《宋朝事实》记载,宋代商品交易频繁,上街买卖有时需要携带好几十斤的钱币,一串串、一袋袋的钱,手提肩扛、马驮车载,实在极不方便,做生意好像在健身撸铁,心好累。

交子通过发行纸币,代替铜钱流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从此,“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轻便”

到了南宋,交子进一步升级,发展为会子,并深刻影响后世与周边国家。

宋代纸币的发明,一方面也可弥补白银与铜钱的外流。说起宋代经济,绝对离不开四通八达的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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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之都

宋辽澶渊之盟后,双方在边境的雄州、霸州、广信军等地形成对峙,同时设置榷场,进行贸易。

辽对宋出口牛、马、羊和皮毛,换取北宋的茶叶、瓷器、香药等。有一段时期,北宋每年从榷场中获利超过40万缗,用来支付缴纳辽朝的岁币绰绰有余。

有宋一代,宋辽夏金,还有吐蕃、大理等,形成一个脉络贯通的经济圈,蔚为整体,绝难分离。有考古现象可以证明,两宋铸造的大量铜钱,在当时也是辽夏金各区域的通用货币。

宋人的商业视野远远不止陆上贸易,还有广阔的海洋。

北宋初年,不太会打仗的宋太宗,派遣内侍八人下海,携带敕书、金帛,分四路往南海各国,招揽蕃商,对来华进行大宗贸易的外商予以奖赏。

到了南宋初年,宋高宗抗金也不太行,却重视海外贸易。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其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意思是,通过海上贸易赚钱,比向农民伸手收税强得多,还可以让老百姓更加富裕。

这么肥的油水,当然要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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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造船业发达,南方商人竞相造船,训练水手,已经能造载重500吨以上的大船

宋朝重视海上贸易,与宋通商的国家有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的50多国。从东到西,有东南亚诸国,过马六甲,到印度洋,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非洲东岸诸国,再加上东方的老邻居高丽和日本等。

朝廷于泉州、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优待外国商人,在专门的侨民区(蕃坊)提供住房和饮食,其中一些蕃商子弟还可为官。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断调整关税,对货物的抽解,从北宋的1/10降到了南宋的1/15,甚至是1/25。关税不断降低,宋朝市舶司的收入却越来越高,从北宋初年占全国岁入的2%-3%,到南宋初年已经占财政收入的1/5。

各国的金银、珊瑚、玳瑁、犀角、珍珠、玛瑙、香料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宋朝,换取宋人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甚至是火药等先进科技。占城稻等海外优良品种也在此时由海外引进中国,并分给各地耕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海外商品走进了词人的生活中,如辛弃疾的老友陈亮所作《采桑子》,其中的“蒲桃绿”,就是通过海外贸易传入的名酒:

桃花已作东风笑,小蕊嫣然。春色暄妍。缓步烟霞到洞天。

一杯满泻蒲桃绿,且共留连。醉倒花前,也占红香影里眠。

与积贫积弱的传统印象不同,有史料表明,直到南宋灭亡那一天,大宋朝廷都不差钱。

景炎元年(1276年),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的两个兄弟赵昰赵昺,在大臣的护送下开始了流亡生涯。二王出逃时带有大量金宝,每到一处,还有地方官、富商献上钱粮赋税,如潮州商人马南宝、文昌县令陈惟中、官宦子弟伍起隆等人,都在宋室倾颓时为二王送过钱粮。

因此,南宋流亡政府在临安失陷后,还养得起剩下的17万正规军。

但在泉州,二王吃了闭门羹。

当时,阿拉伯人是南海航线的主导,一些老外定居下来,成为大宋的子民。宋元之际,泉州是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口,当地的阿拉伯后裔蒲寿庚富甲一方,独霸泉州市舶司关税30年。

宋臣张世杰护送二王南下泉州,想凭借其城中数量可观的物资作为立足之地,因此向蒲寿庚索要军粮。蒲寿庚却有反叛之心,拒绝了张世杰的要求,还在与宋军争夺物资、发生冲突后,怒杀南宋宗室与士大夫多人。之后,蒲寿庚向元朝开城投降。

张世杰等人只好护送赵昰、赵昺入粤,最后转移到潮州,小皇帝赵昰在不断逃亡中惊惧而死。

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前夕,护卫宋帝赵昺的军队缺乏粮食,但他们还有大量金银。

张世杰派心腹上岸购买粮草,想继续率领众船迎敌。但是,张世杰派去的人大都卷钱跑路,没几个带着粮草回来。

张世杰不禁叹道:“若弃之而去,后来何以用人?”

最后,元将张弘范步步紧逼,宋军断粮后被迫以海水解渴,但海水过于咸苦,宋军每喝一口即呕泄不止。

两军交战,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用黄金系腰间,君臣一同自沉而死。

此时,还有大量财物在船上,大臣们不愿使其被元军夺取,纷纷倾倒海中。此战,百官、军民殉国者数以万计,海上浮尸无数。

宋朝江山日危,大都是因为朝政、军事腐朽无能,而非财力匮乏。自始至终,不差钱的宋朝都没能将其财力、物力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前文提到通过海外贸易传入西方的火药,在一路西传后炸碎了欧洲的封建城堡,而将火药成功运用到火器上的“黑色革命”,却是源自于孱弱的大宋。遗憾的是,宋朝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军队。

钱塘江边的杭州,在元代仍是马可波罗口中“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但在南宋遗民张炎的眼中,早已物是人非。这位南宋贵胄,前半生锦衣玉食,后半生颠沛流离,江南都会的华丽再也与他无关。他在《高阳台·西湖春感》中写道: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宋朝,最终辜负了一个时代的繁华。那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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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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